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浅析山东省保安十七旅全军覆没原因
作者 | 李纯厚
1942年8月30日下午二时许，随着一声枪响，有一人从邬家官庄南沟内的一匹枣红马上一头倒下。一代武林英烈窦来庚用最后一颗*弹子**举枪自戕，终于践行了自己“不为国（家）建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的诺言，时年42岁。
随之一起全军覆没的，还有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山东省保安十七旅。当然，也包括他的爱徒魏长贵及其所辖的十七旅教导队。教导队成员大多是原山东武士队队员，或参加过省国术馆举办的各县馆长培训班，或为临朐县国术馆学员，有的甚至还参加了山东省第三、四届国术大赛，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经过几次变故，500多人的武士队，最后只剩下这120余人，平时在部队中兼做武术教官，战时成为战场上的突击队。窦来庚一向视其为心头肉，曾准备于抗战胜利后，再安排他们到全省各县区继续担任国术馆馆长，以开枝散蔓、发扬壮大。
除此之外，军官阵亡的还有副官处处长马香坡，随从副官魏春甫、李怀亭、刘汉卿，一营长郝荣卿，三营副营长魏鹤全，六连长高立泮，十连指导员崔敬武，特务连副连长张清环。
成立不满四年的十七旅，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中，有400余人阵亡，700多人受伤被俘，只有少部分突围出去。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英勇善战的十七旅，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绝境，最后全军覆没的？究其原因，应该有五：
一是坚决抗日，决不妥协，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十七旅的前身是国民军义勇队，义勇队的前身是山东武士队。 “在济南任山东省国术馆馆长的窦来庚，……于（1937年）8月下旬组织武士队，窦任队长，国术馆‘长兵科’主任魏长贵、‘摔跤科’主任李培益（义）、‘扑击科’主任王明甫任副队长，队员都是各县国术馆的副馆长。” ①其成立时，馆长窦来庚即在会上慷慨激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国难当头，我中华武士应以国事为重，抗日救亡，共赴国难。”之后，他们时时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处处“以国事为重”。自曹县五里墩来到临朐时，日军已占领临朐城两个多月。那时。国民军义勇队虽然只有二百余人，却于农历三月十二向日军盘踞的北关阁发起进攻，并一举收复临朐城。至同年九月，义勇队改编为山东省保安十七旅。当时，临朐县各区区长都打着抗日旗号，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少的数百人，多的千余人。但他们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置民族危亡而不顾，残民以逞。当时，临朐老百姓给他们编了首歌谣：“天深深地深深，临朐出了些‘抗日军’，凭着鬼子它不打，专门糟蹋庄户孙；听说鬼子出了动，慌忙跑到南山根，老百姓问他哪里去？他们说是抗日军。” （见郭京训《我所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杨西九》）而窦来庚他们与日伪军零散的游击战不算，四年多时间里，仅大型作战近三十次。就战斗类型来看，可分为袭击战、伏击战、阻击战、保卫战、突围战、反击战和遭遇战七种。袭击战有北关阁偷袭战、谭家坊铁路破袭战、高家崖突袭战、泉子崖围歼战、龙诜铺突袭战和盘阳偷袭战等。其中，高家崖突袭战缴获步枪十一支和物资一批，泉子崖围歼战共缴获步枪十二支，俘虏十一人。尤以谭家坊铁路破袭战给日军震动最大。
1940年7月5日夜，窦来庚 “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北进谭家坊，以卡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拆毁铁路两千多米，使胶济铁路中断,一度瘫痪。”（见谭家昌《山东省保安十七旅抗日记实》）并将炸下的铁轨运回十七旅兵工厂；伏击战有齐家庙伏击战、赵家庄伏击战和甘石沟伏击战等。其中，甘石沟伏击战一举缴获粮食二百多小车，八万余斤；阻击战有八里沟子阻击战、王家陡沟阻击战、粟山阻击战、朐山阻击战、烟塚铺阻击战、大郝庄阻击战和南流阻击战等；保卫战有县城保卫战、盘阳保卫战和福山保卫战等。其中，县城保卫战打死日军70多人，“日寇一指挥官亲临南门督战,被机枪射手桑春溪击毙”（见谭家昌《山东省保安十七旅抗日记实》）；突围战有县城突围战、黑山突围战和焦家沟突围战等。其中，义勇队小队长郝希凤在黑山突围战中牺牲；反击战有县城反击战和牛山头反击战。从县城突围时，“窦队长命高立潘（泮）、郝荣卿带领守卫北门的部队向北门冲杀,……正遇汉奸陈光友指挥伪军顽抗,义勇队以敏捷的行动,直扑伪军阵地,将陈光友活捉。”（见谭家昌《山东省保安十七旅抗日记实》）遭遇战有岩头遭遇战、半冢遭遇战和牛沐岭遭遇战等。其中，半冢遭遇战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名。对各支队伍的不同表现，群众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有一顺口溜，对此进行了恰当评价；“诡计多端杨西九，不明不暗宫子英；素无大志令闻李，安于小就志安冯；杀人放火刘同敬，狐假虎威潭菊亭；独霸一方张品三，疯疯傻傻徐宜亭；试问抗战那一个，临朐只有实来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国民*党***队军**的不作为。其土杂武装与日军关系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拥 “有1000余名兵力的（国民*党**）保安十五团，与瓮石山的4名日寇（1匹战马）两军对峙（数年），相安无事。”（见王代兴、吴荫盛《驻上林和大车沟日伪军*行暴**简录》）国民*党**山东别动纵队第三纵队秦启荣部下的八、九支队“下属各部和五井、平安峪、冶源等敌伪据点，才相隔六七里，从来都相安无事”（见顾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的省会区——无人区的悲惨景象》）；其正规部队与日军关系则是长期“和平共处”。“驻沂鲁山区的国民*党***队军**与日军防区相接，……从1939年7月至1942年2月，没有和日军发生过任何战斗”（见《沂蒙抗日战争史》）。
其中，57军军长缪徵流竟于1940年9月初， “派参谋处科长于文清、百十一师团长董翰卿到桃林附近北琴口，与敌方（鹫津师团）代表谈判‘互不侵犯，共同防共 ’协定”（见《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将军，九二二锄奸运动前前后后》）
不仅如此，国民*党**省政府与日军的关系更是不分你我，达成深度合作。 “在五井、洼子楼、朱阳楼等（伪）据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催粮人员，经常于此住宿过夜，请茶请酒。”（见顾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的省会区——无人区的悲惨景象》）。“驻防临朐五、八区一带，四年来……秦部的副官、给养人员经常驻在各敌伪据点之内，与敌人交换情况，联络感情”。（见1943年10月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从1939年起，沈鸿烈、吴化文、秦启荣等部，即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残酷*杀屠**我抗日军民。群众说：‘俺也弄不清哪是国军，哪是汉奸了?’”（ 见《沂蒙抗日战争史》）
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更是与日军勾搭成奸。 “1939年冬，驻临朐的沈鸿烈，派省府秘书秘密到南京，晋见*政府伪**首脑汪精卫……，（以后）日机每逢出动，其省府机关及部队，均在驻地铺上特制的‘大日本*旗国**’，与日军联络，日军一见标志，便不再袭击。”（ 见《沂蒙抗日战争史》）。其中间联络人，乃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时，日方“驻青岛总领事川木越茂，后曾一度任驻*京大南**使，此人与沈‘情感素睦’ （沈自称）。……（沈的外甥）谢（某）以（任）省府电务主任，竟在济南由敌主持举行婚礼，并经常去济南青岛。”（见郭维城《控诉沈鸿烈的罪行》②）与之相比，十七旅可谓是鹤立鸡群：别的国民*党***队军**对日军恭敬有加时，十七旅则坚决抗日，成为日军眼中的“另类”。我们从十七旅上述战斗的名称上，就能看出袭击战和伏击战是属于主动作战，其余的均属于被动作战，且作战次数远大于前者。原因不难理解，日军认为自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十七旅不信邪，偏去主动袭击它。“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感到必须“枪打出头鸟”，除之而后快。因此，他自戕后，日军还架起他的尸体拍照、登报，以解长期以来的心头之恨。
二是国事为重，决不*共反**，遭上司刁难，受内外夹击。
十七旅的上级是山东省政府，顶头上司则是沈鸿烈。1938年12月，沈鸿烈率领率领省府机关及所属部队6000余人，自青州穿过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时，由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十军团第三营护送，营长刘子勇为此壮烈牺牲，部队亦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 “（一）进入鲁中后，……（就）抢占了八路军第四支队开辟的沂水县东里店”。（ 见《沂蒙抗日战争史》）
沈鸿烈的恩将仇报远不止于此，他积极领会蒋介石“防共、限共、*共反**、剿共”的一系列*动反**政策，不仅指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纵队司令、素有“摩擦专家”之称的秦启荣，先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太和*案惨**”“雪野事件”“淄河事件”。而且还在各种场合公开*共反**。 “大肆发挥其‘攘外必先按内’‘剿共第一、抗战第二 ’之谬论。其惊语有：‘亡于日本是形式的，临时的，亡于*产党共**是实质的永久的。*产党共**想利用抗战增强实力，故阻挠抗战胜利之到来。’‘十年内战未能剿平之*匪共**，幸此抗战，凭藉外力，收夹击之效，于三年内尽数消灭，千载一时之机会，决不能放弃。’”（见郭维城《控诉沈鸿烈的罪行》）
“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沈鸿烈不仅指挥自己所辖*队军***共反**，而且还勾结日军前后夹击八路军。 “沈在鲁山区指挥省府所属海军陆战队，三次大举进攻八路军，竟与敌三十二师团部队公开配合。五十一军百十四师曾于战场获得沈部所用联络信号等，经战区总部参谋处证明，与缪与敌方所定者完全相同。”（见郭维城《控诉沈鸿烈的罪行》）1940年7月，他还电告蒋介石表功：“仅在6月，国民*党**鲁西第二区、鲁北海军陆战队、鲁东行署、鲁南新四师等部，先后对对八路军发动袭击战役37次，毙伤八路军2400余名，俘虏274名。”（见《沈鸿烈与于学忠的恩怨纠葛》）关于沈鸿烈的这些“*共反**成绩”，在*产党共**方面也得到了印证。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共中**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1940年7月28日的联合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亦曾明确指出“（国民*党**）*共反**反八路的军事进攻，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不包括鲁西、鲁西南），较大的摩擦，一年来竟达一百九十余次之多，至于小冲突，个别逮捕与*杀屠**，个别问题上的摩擦，简直没有一天没有，没有一个地区没有。……在鲁中，以沈鸿烈为首的陆战队，秦启荣新四师曾数次配合敌人对八路军的‘扫荡’。”
沈鸿烈自己*共反**的同时，还妄图将于学忠的东北军也拖进*共反**的泥坑中。当时，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驻扎在沂水县圈里乡许家庄，因总司令于学忠坚持 “既不红，又不蓝，两条道路走中间”原则，所以不断遭到沈鸿烈等人的威逼。1940年1月，沈与缪澄流、周复等人在许王庄举行秘密军事会议，逼迫于学忠下令进攻八路军。于指出：“目前中央尚无明令与八路军全面冲突”。沈解释道：“中央意图在造成由下而上的*共反**形势，由个别而整体的*共反**运动，由局部而全面的*共反**战争，对中央命令（我们）应深加体会”。（见郭维城《控诉沈鸿烈的罪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国难当头，省主席都视国事为儿戏，大搞分裂,基层自然会上行下效，甚至变本加厉。 “1943年秋，雕窝村有郑姓、王姓两个十多岁的孤儿同去洛庄赶集，被洛庄乡长碰上，疑为八路军密探，派人抓住送交国民*党**新四师，当即被砍头” 。（见《临朐县志》）
而十七旅的原则一贯是： “凡是不愿做*国亡**奴的人，都要精诚团结，枪口对外，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他们视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为友军。1938年夏天，太河战役时，高景纯司令率八路军官兵路经盘阳，窦来庚派马香坡前去慰问；1938年秋，马保三率八路第一支队来临朐开辟工作。十七旅不仅与其互通情报，窦旅长还亲自设宴，招待其交通科科长李银轩、参谋王品之，并送自造机枪一挺，*弹子**若干；1939年冬，窦来庚又密使郎益文送给八路军马子英部步枪一枝，*榴弹手**40多颗，*弹子**200发。他这种虽不*共亲**，但不*共反**的态度，直接惹恼了沈鸿烈。在其眼线、十七旅政治处处长盛伟杭告密后，沈竟然停发十七旅经费达三个月之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正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部队，突然被后方掐断了军饷、给养的供应，究竟对前线士气、军心造成了多大影响，真是难以估量啊！
那么，扣下的经费都到哪里去了？其一是用于个人挥霍。 “沈鸿烈从伪青岛市长那里经常收到葡萄美酒、雪茄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他的*队军**大中小官吏，营长以上的都有两个以上的太太，秦启荣有三个，大小官吏吸大烟或白面，平均每人日需500元。从保长办公处以上机关都以大烟待客。” （见顾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的省会区——无人区的悲惨景象》）其二是送给了公开*共反**的汉奸和惯匪。“（沈鸿烈）对在山东之投降派暂编十二师赵保元，与惯匪新编三十六师刘桂棠亦极力拉拢收买。沈按月接济赵保元巨款，并经常派其亲信李先良驻赵处。刘桂棠当时每月向国民*党**中央领经费5万元。”（见郭维城《控诉沈鸿烈的罪行》）因此，十七旅的敌人绝不是只有日军这一个，来自背后的暗箭更难躲防。各种敌人上下其手、内外夹攻，十七旅焉能不败？
三是利益熏心，各怀鬼胎，友军见死不救，作壁上观。
十七旅在柳山镇西南八埠顶、福山一带孤军奋战时，南面穆陵关前驻有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直属特务团及第113师的三个团，沂青公路以西驻有第673团；西南寺头吕匣店子一带驻有第51军牟中珩部；东面安丘驻有厉文礼的苏鲁战区挺进第二纵队；东南莒诸边境驻有张步云的山东省保安暂编第二师，莒县驻有许树声的山东暂编第一师第一旅；东北昌乐驻有张天佐的山东省保安第一师。 “临朐南部及西部与沂蒙毗连的山区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及秦启荣的七、八、九支队，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所盘踞”（见《*共中**临朐地方史》第一卷）。数支友军中多则上万，少则数千，近的咫尺之遥，远的不及半日行程。因为日军这次集中了张店，淄博、沂水、益都、昌乐、寿光、广饶、临朐等十几个县的兵力，分三路包抄十七旅。因此，且不说距离近的友军前来战术支援，哪怕远处的友军虚张声势，战略上牵扯一下，日军也不会无所顾忌的集中于一地，导致该旅全军覆没。可现实是所有友军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
尤其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张品三保安十五团的表现。该团曾一度隶属十七旅二团，战前部署时，曾 “特约张品三的十五团在东线朱家沟时刻准备接应”，为十七旅突围保留一个缺口。不料，该团不战而逃，十七旅最后一线生机被掐断，遂陷入绝境。“窦来庚旅长料到和张品三会师是不可能的了，便下令旅部由北福山向乌（邬）家官庄撤退。当旅部从乌（邬）家官庄转移到滂（庞）家河村时，敌人已从两路占领了滂（庞）家河东、西两岭，另一路……敌人控制了双山，并在山顶上架起了重机枪，向滂（庞）家河沟中猛烈射击。”
同属一个系统的*队军**，为什么不能做到胜则同庆、危则相救呢？一切缘于私利！当年，国民军义勇队初到临朐寺头，时任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鲁中*党**务指导员、山东省第十二区行政特派员和保安司令的秦启荣，便欲暗下黑手。“国民*党**地方武装秦启荣部也驻扎于此，秦见义勇队装备精良，队员精干，故其施展阴谋，（欲）吞并国民军义勇队。开始先借义勇队*弹子**三千多发，后妄图缴义勇队的器械。 ”至1938年4月12日，见义勇队占领了北关，国民*党**“八支队队长杨西九,乘义勇队北追日寇之际,率部乘隙而入，抢先占领了三里庄、南关和城里，妄贪这次收复县城之功。”（见谭家昌《山东省保安十七旅抗日记实》）1938年4月25日，临朐县城保卫战打响以后，日军集中兵力攻打粟山、朐山两制高点时，近在咫尺、驻扎在营子的国民*党**“七十九师骑兵旅，（不顾义勇队的一再求助，竟然）一枪不发,望风披靡,逃之夭夭了,致使弥河以东的日寇顺利无阻地渡过弥河，西进攻打南门,攻打南门的日寇火力增强。”（见谭家昌《山东省保安十七旅抗日记实》）
同样是地方部队，张品三初见沈鸿烈，立即送上大洋一万块。所辖*队军**很快就从十七旅独立出去，被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团。而十七旅在甘石沟伏击战中，刚刚缴获日军200小车粮食，国民*党**51军就派人前来求借。因结果未遂，其军长牟中珩继任省主席后，便立即对窦来庚进行打击报复。
其实，诸支友军中，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最应该前来支援。因为在三年前的蒋峪战役中，十七旅曾应该师之邀：派出以李培义、马文远、刘玉昆等四十位武士队员，协助该师二团一营二连和三营十一连，于夜里两点，从南北两个方向，偷袭驻扎西蒋峪村的日军，打死、打伤三百余人。次日，日*用军**十余辆汽车垛载日军尸体和重伤号，运回益都。
那么，新四师为什么没有投桃报李呢？究其原因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蒋峪偷袭战发生在1939年4月2日，新四师那时还是 “守土有责，咸抱必死信念”的抗日部队；而十七旅覆灭后四个多月，即1943年1月18日，该师就公开降日，改称伪“和平建国第三方面军”。据说，首鼠两端的吴化文，曾这样和部下解释：“如果日本打赢了，咱们当然不吃亏；（如果）日本人输了的话，老蒋还需要我们去打，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最不济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投*军共**，他们也需要咱们打国军。”说不定十七旅被围时，正是吴化文与日军眉来眼去，勾搭成奸之时，自然不可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
四是死打硬拼，正面阻击，战略战术不够机动灵活。
表现之一是死打硬拼。敌人这次集中了四千多人，而十七旅此时能够指挥的部队仅有十一个连。既然敌众我寡，彼强我弱，那就应该暂时转移出去，避其锋芒。其实，在头天下午召开的旅部紧急会议上， “二团长侯燿亭、教导队长魏长贵，一连连长王明甫等（都）主张将部队向公路西转移，免遭围歼。然后，寻找战机歼敌。”可窦来庚坚决反对，他慷慨激昂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鬼子来了，我们就逃跑，这有何面目再见乡亲？坚决地打，不成功，便成仁，在此一举，决不转移！” 次日凌晨，日军动用了一切重型*器武**。装备甚差，*药弹**奇缺的十七旅，果然无法抵挡日伪军的进攻。因此，战斗一开始即呈现一面倒状态：“（北面）洪山侯团阵地渐渐不支，即将被敌突破，便开始向南退却，…… 西边夏家庄，三、五、六、七连土兵，伤亡惨重，也按原计划沿黄埠岭沟向东南退却，……十七旅抵不住敌人的炮火，便开始向福山以东撤退，日军立刻抢占了南、北福山两制高点，弹雨向沟中倾泻，十七旅官兵伤亡大半。”“敌人攻上了双山，警卫队官兵同敌人展开了*刃白**战，警卫队70多人有50多人伤亡，余下的沿双山河向东退却。”
表现之二是正面硬顶。为了对乡亲们有个交代，安排小部队“坚决地打”一下。然后，借包围圈还不严密时，再迅速转移出去，还是可行的。但没有必要“在此一举，决不转移！”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形如两牛抵角，是用蛮力较胜负。纵观义勇队、十七旅打的所有阻击战，没有一次达到预期效果。为阻击益都方面的援敌， “1938年3月12日，窦令付队长陈作奎率50名士兵在益都至临朐公路的要道处——八里沟子设伏，……从益都方面前来增援的十余辆卡车的日伪军，冲破陈作奎部的截击，迅速地逼进了临朐城”。举行县城保卫战之前，窦来庚“令李培益（义）率部控制粟、朐二制高点……；令魏长贵出城至王家陡沟协助陈作奎部作为外应，以备夹击敌人；令高立泮中队镇守城西南角楼；令郝崇卿部镇守西、北两面。”可战斗打响后，各处阵地均被敌人攻破。“东路敌人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抢夺粟、朐二山。李培益（义）身先士卒，率队与敌人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粟、朐二山很快相继失守，李部伤亡惨重。”“西路敌人……与在此驻守的陈作奎部接火，双方激战时间不长，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抵挡不住。”“敌人攻南门不下，便在南门外‘裕泰兴商号’楼顶架起了机枪，以猛烈火力向南门楼子扫射，使镇守南门的执法队无法还击，鬼子趁机对准南门架起了山炮，并开炮轰击，南门失守了。”南流阻击战中，“北岭的一个特务排与敌人接火。激战半小时，难以抵挡放人的炮火，被迫撤至南岭。此时天已大亮，敌人用山炮四门向南山轰击一百多发，并用重机枪向南岭前沿阵地扫射。……阵地上硝烟弥漫，弹雨倾盆，弹片横飞。……傍晚时分，十七旅主动退却”。大郝庄阻击战中，“敌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三连阵地，并调来敌军增援。鉴于情况吃紧，不能坚守抵抗，三连退至郝庄东岭，日伪军尾随紧追，并再次进攻东岭”。由于敌人的大炮、重机枪等射程远，火力强，对远方的目标能起到压制作用，所以，此时的阻击战就只有挨打的份，而无法还手。
表现之三是打攻坚战。器不如人、技不如人、力不如人时，更不能与敌人打攻坚战。否则，就是所谓地拿着鸡蛋去碰石头。窦来庚他们在这方面至少有三次教训。1938年3月12日， “攻下北关阁后，窦又率部迂回向南进发，攻打临朐城北门。此时北门已关闭，……情况万分危急，窦急令撤退”；烟冢铺阻击战中，“当敌人行至烟塚铺岭时，怕有伏兵，不敢前进。高（立泮）队长见伏击不成，便率队主动出击，日寇以猛烈炮火，向义勇队打来。……义勇队失利，被迫撤至南上庄南岭”；1941年9月，“旅长窦来庚令二营营长孟杰臣、一营营长郝荣卿、教导队队长魏长贵率三、五、六连300余人攻打盘阳据点。部队靠近据点时，被敌人发觉，……，几次冲锋都失利，双方激战五小时。……郝即令退出盘阳至原防地。”
毛主席一向反对上述打法，他形象地比喻为“乞丐同龙王赛宝”。红军、八路军向来主张打游击战或运动战，尤其擅长近战、夜战。即把敌人放至跟前，乘敌不备，突然一顿*榴弹手**，紧接着就冲上去拼*刀刺**，然后迅速带着战利品远离战场，以躲避敌人炮火。用庄户话来说，就是“捞一把就走”。因为短兵相接之时，敌人的火力优势无法得到发挥。
按理说，窦来庚是非常明白其中道理的。当年，他在南京“第一届国术考”对抗赛中，打败江南“铁砂掌”时，即充分利用扬长避短这一战术原则。该人五短身材、胖壮如熊，掌心如墨，功底深厚。窦来庚有的放矢地苦练了五年后，才通过疾退疾进和太极揉拳，将其轰然跌翻台下。即使他手下的徒弟，如林秉礼、魏长贵、姜修信、刑善、李振华、郑如森、宫有安、蔡绍卿等人，当年在山东省第三、四届国术大赛擂台赛中，一场一场地打到最后，能取得各项目的冠军，哪一个又不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其实，他们在县城与日军打巷战时，就充分发挥了短兵器优势。 “南门失守后，执法队队员分东西两股迂回向北撤退。西去的一股有徐友三，崔敬武，麻均成、衣冠峰、杨介山、赵贤基，冯瑞春等进入孟家家庙，日寇十多人追进庙内都被全部消灭；东去的一股执法队员有：李长铎、曹仲亭、王海璞、郎益昌、向子迁、马增太，高寿千等进入一家民房。一日寇军官率数名鬼子进屋中搜查，被躲在房梁上的李长铎一枪击毙，两个日军进屋拖尸，也被击毙，其余日军见状仓惶逃跑。”三年前，李培义、马文远、刘玉昆等四十位武士队员，协助新四师二团偷袭西蒋峪村日军时，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武术功夫。武士队员每人一柄大刀、一支匣枪。两人一组，如影随形，相互照应。据刘玉昆、窦安福等人回忆：当时，日军刚开过饭，枪还没来得及拿。队员们窜蹦跳跃，闪转腾挪，在小巷中来回冲杀。大刀翻飞，热血四溅；寒光闪过，人头滚滚。大刀卷了刃，匣子枪打光*弹子**，就扑上去，与敌人贴身搏斗，拧成一团，散打、摔跤等功夫得到了充分发挥。四十名武士，仅马文远一人受伤，他两腮被鬼子用刺刺穿，虽血流满面，浸染胸膛，但仍顽强战斗。该村每条街道、每个院落里都躺满了鬼子的尸体③。
既然如此，窦来庚旅长为什么要在此“不成功,便成仁”？答案应该是“哀莫大于心死”！
五是人口凋敝，土地荒芜，*队军**成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面对上峰百般刁难，友军坐山观虎斗，窦旅长还能咬牙硬撑。在头天下午召开的旅部紧急会议上，当有人提出向日军投降时，他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打算当汉奸，我早在济南时就这样做了。那样，出门就能坐卧车，回家坐沙发，还用着跑回老家来祸害自己的乡亲？”但经济困难是他无法迈过的一道门槛。1942年是一个悲惨的年份。因遭到日伪军和土顽杂牌*队军**的严重洗劫，及遇到百年来罕见的灾害，临朐大部地区十室九空。当时临朐县 “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16万8千多人，骨肉分离、典妻鬻子的1万4千多人，被日、伪、顽杀害和被封建阶级的压榨而饿病而死的10万多人，全县38万人，只剩下8万人” （见谭家昌、程士贵的《临朐“无人区”》）。其中，辛寨区被无辜残害致死的75人、冻饿而死的28415人，全家死绝的547户。在秦启荣部防区内，“三分之一逃了荒，三分之一饿死了，另有三分之一则坐以待毙。”其中，七个庄子“土地共四百七十亩，耕种一百六十九亩，荒地三百零一亩。”（见1943年10月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
人、财、物是承载*队军**的基础。但国民*党***队军**草菅人命，杀死一个老百姓，比碾死一个蚂蚁还容易 “国民*党**九支队司令刘同敬驻杨家河时，要一王姓村民给他借抽*片鸦**用的铜锅，王没借到，当场被打死。”（见《临朐县志》）“赵贵清在城里当店员，有一天回五井看家，被杨西九抓住，按上汉奸罪名枪杀了。”（见郭京训《我所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杨西九》）他们缺人时，就四处抓丁拉夫，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青壮跑了抓老小。“1942年，新四师将南照村16岁赵姓少年抓去当兵，赵受不了折磨，偷跑回家，后被抓去活埋。其父得知儿子被害，悬梁自尽”（见《临朐县志》）。“1942年秋，国民*党**五十一军到东文山村……未抓到丁，就凶残地将刘竹亭之母和另外5名妇女吊在树上示众。”（见《*共中**临朐地方史》第一卷》）没有财、物就收苛捐杂税。什么抗日捐、救国捐、胜利捐、军事附加捐，不胜枚举；盐税、酒税、土地税、房产税、牲畜税，多如牛毛。当这样做还不能达到目的时，不惜敲诈绑票。“凡是驻有国民*党***队军**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抓取的人吊在梁头上，用鞭子蘸水往身上抽，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见王金魁《临朐“无人区”时期的我们一家》）。
此外，还有闻所未闻的掠夺方式。如拦路搜身，扫碾台，从地里抢收庄稼，从耧斗的粪土里选粮种，或站在高处，看见冒烟再前去抢劫。 “老崖崮村民宋某将妻子典于他人，换回2斗粮，被国民*党**兵抢去。”（见《临朐村镇志略》）石佛堂村梁福友“将妻子典给平安峪一王姓家换回12斤玉米，途中被国民*党**八支队抢去。不久，梁福友母子皆饿死”（见1943年10月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
窦来庚非常厌恶这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办法。1938年年底，他曾试图在盘阳一带，通过发行流通券来补充粮饷的不足。但因没有实物作抵押，严重违背价值规律，不仅老百姓不认可，甚至连他老父亲也拒绝使用。 “当时谷糠曾卖到10元钱1斤，谷子300多元1升（合六七市斤）猪肉20元1两”（见《沂蒙抗日战争史》）。
如果不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则寸步难行。这是一个正直军人走投无路的苦闷，他的人格良心和做人原则，都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去抢、去骗。而国民*党**省政府时常停发经费，就地筹措给养又难上加难。风雨如晦，抗战前途究竟在哪？长夜难明，胜利曙光何时显现？与其熬到油尽灯枯，不如破釜沉舟，“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将枪口对准自己，留下最后一声呐喊：“我决不当俘虏！”他不是死于自戕，而是被黑暗社会逼进了死角。他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023年5月20日 初稿
注：
①文中引用部分，凡未注明出处的，均源自郎益忠、窦中山、徐福聚等人口述《窦来庚与“保安十七旅”》（原稿）
②郭维城曾任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秘书长、战区*党**政分会政务处长；《控诉沈鸿烈的罪行》一文源自《沂源*党**史资料》第三辑。
③该内容由魏守亚、魏红*转军**述。
李纯厚 ，男，临朐县冶源镇大广尧村人，1961年10月4日生，退休职工，*共中***党**员。1983年7月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过语文教学、秘书文字和企业管理等工作。2011年7月离岗后，先是主持编写了临朐县海岳中学乡土版《语文》教材，后参与《沂山志》《冶源镇志》《嵩山志》和《临朐县城关教育志》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