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三日记
第一日
流浪汉
在我们的时代，乡下发生了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景象。每天，有六到十二个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过路人到我们这个由八十户人家组成的村子里来借宿。
这些衣衫褴褛、几乎赤身光脚的人，多半身体有病，极其肮脏，到村子里来找甲长。甲长为了不让这些人在街上冻死饿死，就把他们带到当地居民家，而所谓居民，全部都是农民。甲长不把他们领到地主家，尽管地主除了有几十个房间的正屋外，在账房、马车夫房和洗衣室里，在粗细下房里，在其他房子里，还有几十个房间。他也不把他们领到教堂司祭、助理司祭和商人家，他们的房子虽然也不大，毕竟还有空的地方，却把他们领到农民家里。农民一家，包括妻子、儿媳妇、姑娘、大小孩子，全都挤在一个七八俄尺见方[72]的房间里。主人接待饥寒交迫、衣衫褴褛、肮脏发臭的人，不仅让他过夜，还给他面包吃。
“你自己坐下来吃饭，”老主人对我说，“总不能不请他吧。要不你于心不安，总得给他吃喝啊。”
过路人要求宿夜的情况就是这样。但白天到每户农家去的客人往往不是两三个，而是十个、十几个。同样也是：“总不能……”
于是，尽管面包远远不够吃，女主人还是会切面包给他们，有些人厚些，有些人薄些。
“要是人人都给，那么每天一个大面包也不够，”女主人们对我说，“有时只给他们暖暖身子，不给他们吃的。”
这样的事全俄国每天都在发生。乞丐、残疾人、被政府流放的无依无靠的老人，主要是失业工人，这支每年在增长的大军住宿、栖身（也就是躲避严寒和雨雪）和吃饭，靠的就是活干得最重和家境最贫穷的阶级——乡下农民——的直接帮助。
我们有贫民收容所，有社会救济衙门，城里有各种救济机关。在这些机关里，在电灯通明、铺着拼花地板、有服装整洁的仆人和各种高薪职员在服务的大楼里，正在救济成千上万各种无依无靠的人。但不论这样的人有多少，他们也只是贫民汪洋大海（具体数字不知道，但一定很大）中的一滴水，这些人如今一无所有，在俄国到处流浪，没有得到任何机关的救济，全靠乡下农民出于基督感情承担起这项巨大而艰苦的义务，向他们提供食宿。
试想一下，如果非农民家的每个卧室哪怕一星期一次接待一个饥寒交迫、肮脏生虱的过路人，这些过着非农民生活的人会说些什么。农民们不仅收留这种过路人，而且给他们吃饭喝茶，只因为“如果不请他们坐下来同自己一起吃饭，就觉得于心不安”。（在萨拉托夫、坦波夫和其他省份的僻远地方，农民们总是不等甲长把这种过路人领来，就自动接待他们，并向他们提供食物。）
这是真正的善事，农民们一直在做，但并没注意这是善事。再说，这种善事不仅是“为了灵魂”，而且对俄国社会极其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俄国农民，如果俄国农民没有这种强烈的基督感情，那么，不仅很难想象，这成千上万不幸的无家可归者将怎样过活，而且很难想象，所有富裕的人，特别是有钱的乡村居民，怎么能过太平日子。
只要看看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贫困程度，思考思考他们必然的心理状态，你就会懂得，全靠农民给予他们的帮助才使他们不至对另一些人行使*力暴**，因为那些人拥有过多的财物，而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只需要少量财物就可以维持生活了。
所以，不是慈善团体，也不是拥有警察和各种司法机关的政府在保护我们这些富裕阶级，不受极端贫困和绝望的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的侵犯，而仍然是既供养我们又保护我们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基本力量——农民——在保护我们。
是的，要是没有那具有深厚博爱宗教意识的大量俄国农民，那么，不管有多少警察（他们在乡村是那么少，而且也不可能有许多），这些极度绝望的无家可归的人不仅会把所有富人的家洗劫一空，而且会杀死凡是阻止他们行动的人。所以，我们听到和读到有人为了掠夺财物而抢劫和杀人，倒不必感到恐惧和惊讶，而应该理解和记住：这种谋财害命的事之所以很少发生，我们只应该感激农民，是他们向那些不幸的流浪汉提供了无私的援助。
每天到我们家来的总有十到十五个人。在这些人中有真正的乞丐，他们由于某种原因选择这种过活的方式。他们缝制了口袋，勉强穿上衣着上鞋，上门求乞。在这些人中有瞎子，也有断臂缺腿的，偶尔也有孩子和妇女。不过这种乞丐只是少数。如今多数乞丐不背口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身上也没有残疾。他们光着脚板，衣衫单薄，身体瘦弱，冷得发抖，样子都挺可怜。你问他：“你去哪儿？”回答几乎总是：“找工作。”或者：“找过工作，但没找到，现在回家去。没有工作，但到处都有人帮助。”其中也有不少是流放回来的。
在这大量过路的乞丐中有形形色色的人：有酗酒而落魄的酒鬼，有识字不多的文盲，但也有很有文化的人，有胆怯怕羞的，也有死乞白赖的。
前几天，伊里亚·华西里耶维奇一醒来就对我说：
“大门口有五个过路人。”
“领他们进来吃饭。”我说。
伊里亚·华西里耶维奇按照规定给每人五戈比。过了一小时光景，我来到台阶上。一个衣衫极其褴褛、鞋子千疮百孔的瘦子，脸带病容，眼睛浮肿，目光躲躲闪闪。他向我鞠躬，递给我一份证明。
“他们给了您钱吗？”
“老爷，五个戈比有什么用？老爷，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他递给我一份证明，“请您看看，老爷，请您看看，”他指指身上的衣服。“我能去哪儿，老爷（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叫声“老爷”，而脸上则充满怨气），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去哪儿？”
我说我给所有的人都一样。他继续请求，要我看看证明。我拒绝了。他跪下来。我请他不要缠住我。
“叫我怎么办呢，难道自杀吗？剩下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办法了。您多少给点吧。”
我给了他二十戈比。他走了，显然充满怨气。
像这样特别纠缠不清、显然认为有权向富人要求点什么的人很多。这多半是些有文化的人，常常书读得很多，对于他们来说发生革命乃是必然的。这些人不像从前的乞丐那样把富人看作拯救灵魂的人，而是看作强盗、匪徒和工人的吸血鬼。这种乞丐往往自己不干活，还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并以工人的名义自认为不仅有权而且必须憎恨掠夺人民的人，就是富人。他们因自己的贫穷而全力憎恨富人。他们如果乞求，也不是强求，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这样的人，加上酒鬼（你会说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人数很多。但在流浪汉中也有不少气质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温顺、老实、非常可怜。想到这些人的处境，实在使人觉得难过。
来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他身上只穿一件破烂不堪的短上装。靴子坏了，磨破了，他的脸却聪明而漂亮。他摘下帽子，照例向我求乞。我给了他钱，他谢了我。我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从彼得堡来，回家乡（我们的省）。”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走着去？
“说来话长。”他耸耸肩膀说。
我请他讲讲。
他讲的显然是实话。他说：“我原来住在彼得堡，当办事员，工作挺好，薪金有三十卢布。”他以前日子过得很好。“我读过您的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他说着，又现出非常可爱的笑容。
“家里人想移居西伯利亚，去托木斯克省。”他继续讲道。他们写信给他，问他是不是同意出售老家的那块地。他同意了。一家人都去了，但没想到他们在西伯利亚买的那块地是坏地，他们在那里住了一阵又回到家乡。如今他们住在家乡的老宅里，没有土地，靠打工糊口。那时他在彼得堡的生活也很糟。首先，他失去了工作，不是由于他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供职的公司破了产，把职工解散了。“可那时，不瞒您说，我同一个女裁缝好上了，”他又笑了，“她可完全把我搞昏了头。原来我一直帮助家里人，可如今交上桃花运了。但上帝是仁慈的，也许我能克服困难。”
显然，他是一个聪明、强壮、能干的人，只是一连串意外事件使他落到现在这个境地。
再拿一个人来看：他穿着一双破鞋，腰里束一根绳子。身上的衣服百孔千疮，破烂不堪。他的颧骨很高，模样快乐、聪明而冷静。我照例给了他五戈比，他道了谢。我们聊了起来。他曾被流放，在维亚特卡住过。那边情况很糟，如今更是糟透了。现在他到梁赞去，他在那里住过。我问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报贩，卖报。”
“为什么受罪？”
“因为散发非法传单。”
我们谈到革命。我认为一切都在于我们自己。我说了这个意见。我说这样巨大的力量是不能用*力暴**来摧毁的。
“只有我们心中的恶被消灭了，我们身外的恶才能被消灭。”我说。
“原来如此，但不会很快。”
“这要看我们。”
“我读过您写的关于革命的书。”
“书不是我写的，但我也这样想。”
“我想问您要您写的书。”
“很高兴。只是不要因此使您受害。我给您几本最没有问题的书。”
“我怕什么？我已经什么也不怕了。对我来说坐牢比现在这样好。我不怕坐牢。有时我还希望坐牢呢。”他忧伤地说。
“真可惜，多少人力被白白浪费了，”我说。“瞧，像您这样的人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那么，您现在怎么样？打算干什么？”
“我吗？”他说，凝视着我的脸。
当我们谈到往事和一般问题时，他总是快乐而大胆地回答我，但只要一接触到他的事，看见我对他的同情，他就背过身去，用袖子遮住眼睛，他的后脑勺也抖动起来。
像他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啊！
这样的人是可怜的。但使人感到，就连这样的人也站在绝望的门槛之外，只要一跨过门槛，就会完全绝望，而一旦落入这样的境地，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不论我们的文明看上去是多么牢固，”亨利·乔治[73]说，“其中已有破坏的力量在发展。不是在荒漠和树林里，而是在城市贫民窟和大路上培养着那种野蛮人，他们对我们文明的危害，就像古代的匈奴和汪达尔人[74]一样。”
是的，亨利·乔治二十年前的预言，现在到处都在实现，而在我们俄罗斯表现得尤其明显，那是由于政府惊人地丧失理智，竭力破坏一切社会福利赖以生存的基础。
乔治所预言的汪达尔人已在我们俄国培养出来了。他们这些汪达尔人，这种无可救药的人，居然会在我们这儿，在笃信宗教的人中间产生，这显得特别可怕。这些汪达尔人在我们这儿产生，显得特别可怕，就因为我们缺乏制约办法，没有遵守礼仪和不重视舆论，而这些做法在欧洲各国是很受重视的。我们这儿不是笃信宗教，就是完全缺乏任何制约办法，例如斯杰潘·拉辛、普加乔夫[75]……说来可怕，由于我们的政府近来实行警察*行暴**、疯狂流放、监禁、苦役、把人关进堡垒、每天宣判死刑等可怕*力暴**，如同普加乔夫当年的所作所为一样，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大军就一天天扩大了。
这种行为使斯杰潘·拉辛不顾最后剩下的道德规范。“既然有学问的老爷都在这么干，那我们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这么说，也这么想。
我常收到这类人——主要是流放犯——的信。他们知道我写过一些文章，主张不以*力暴**抗恶。虽然他们中间大部分缺乏文化，但都激烈地反驳我说，对于政府和富人对人民所作的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复仇，复仇，复仇。
我们的政府的盲目是惊人的。它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它为解除自己敌人的武装所做的一切，只会增加他们的人数，加强他们的力量。是的，这些人是可怕的：对政府可怕，对富人可怕，对所有生活在富人中间的人可怕。
不过，除了由这些人所造成的恐惧之外，还有另一种感情，远比恐惧更难以避免。那就是当我们看到由于种种意外原因而过着可怕的流浪生活的人时无法避免的感情，也就是羞耻和同情。
倒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羞耻和同情，我们这些没处于这种境地的人，不能不这样或那样来回答俄罗斯生活中新出现的可怕现象。
第二日
活着的和垂死的
我坐在屋里工作，伊里亚·华西里耶维奇悄悄走过来，显然不愿打断我的工作。他说有几个过路人和一个女人已等我好久了。
“请您拿点钱去给他们。”
“那个女人有什么事找您。”
我请她等一等，自己继续工作。后来，我走出去，把这个有事求我的女人完全给忘了。这时角落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农妇，她清瘦，长脸，脸色苍白，在这种天气里她身上的衣服显得过于单薄。
“您有什么事？您要什么？”
“求老爷恩典。”
“什么事？求什么？”
“求老爷恩典。”
“什么事？”
“他们把他送去是违法的。剩下我一个和三个孩子。”
“把谁送去，送到哪儿去？”
“把我们的当家人赶到克拉比夫纳去了。”
“去哪儿？干什么？”
“去当兵嘛。这是违反法律的，因为全家靠他一个人供养。我们没有他没法过。求老爷做主。”
“他怎么，没有兄弟吗？”
“只他一个。”
“那么，怎么能把独子送去呢？”
“谁知道他们。只留下我跟孩子们。随你怎么办吧。只有死路一条了。就是孩子们可怜。只希望您老爷做主，因为他们是违反法律的。”
我记下村名和她的名字，外号。我说，等我打听一下再给您回音。
“求您多少帮点忙。孩子们要吃，可是，不瞒您说，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最糟糕的是那个奶娃娃。我身上一滴奶也没有了。真想去见上帝。”
“难道你们没有牛吗？”我问。
“我们有什么牛？人都快饿死了。”
她哭着，穿着破烂衣衫的身子不断哆嗦。
我把她打发走，照例准备去散步。原来住在我们那儿的医生要到这个大兵老婆所在的村子里去看病，而乡政府也在那里。我就跟医生一起乘雪橇去。
我就拐到那个乡。医生则到村里去忙他的事。
乡长不在，文书也不在，只有文书的助手在。他是我认识的一个聪明小伙子。我向他打听那个大兵的情况。为什么把独子送去当兵？助手查了查档案说，那人不是独子，他们有两兄弟。
“那她为什么对我说他是独子呢？”
“她胡说。他们总是胡说。”他笑着说。
我在乡政府里办了我要办的事。医生看完病回来，我们就一起乘雪橇到大兵老婆所在的那个村子去。我们还没出村，就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急急忙忙跑来把我们拦住。
“准是找您的。”我对医生说。
“不，老爷，我找您。”女孩对我说。
“你有什么事？”
“求老爷救命。妈妈死了，就剩下我们几个孤儿。我们总共五个……请您帮帮忙，帮我们想想办法……”
“你从哪儿来？”
女孩指着一座相当不错的砖房。
“我们是本地人，这是我们的房子，您进去，自己去瞧瞧。”
我跳下雪橇向那座房子走去。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请我进去。她是孤儿们的婶娘。我走进屋去。正房干净而宽敞。几个孩子都在里面。除了老大，还有四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和一个两岁的最小男孩。婶娘详细讲了家里的情况。两年前，孩子的爸在矿里被石头压死了。她们到处奔走申请抚恤金，但没有结果。留下寡妇和四个孩子，第五个是遗腹子。没有男人，他们勉强过活。寡妇先是雇人种地。但没有男人，日子越来越难过。她先把奶牛卖掉，然后卖马，只剩下两只羊。他们勉强度日，不想一个月前寡妇自己生病死了。剩下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二岁。
“好不容易一天天挨着过。我尽力帮助他们，”婶娘说，“可是我们力量有限。我真想不出办法拿孩子们怎么办。他们真不如死掉的好。真想送他们去孤儿院，哪怕送几个去也好。”
最大的女孩显然很懂事，也加入我同她婶娘的谈话。
“至少得把米科拉施卡送去，要不跟他一起真麻烦，哪儿也去不成。”她说，指着精力充沛的两岁男孩。他却乐呵呵地冲着姐姐笑，显然完全不同意婶娘的主张。
我答应设法让一个孩子进孤儿院。大女孩向我道谢，问我什么时候听回音。孩子们一双双眼睛，连米科拉施卡在内，都直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魔法师，什么都可以替他们办到。
我走出房子，还没走到雪橇旁，就遇见一个老人。老人向我问好，接着就谈起那些孤儿来。
“真糟糕，”他说，“瞧瞧他们都觉得可怜。大女孩到处奔走，就像是他们的妈妈。也只有老天爷保佑她。幸亏大家没抛弃她，要不这些可怜的孩子准会饿死。是啊，真应该帮助帮助他们。”他说，显然在劝我这样做。
我同老人、同婶娘、同女孩告别，跟医生坐上雪橇，再到大兵老婆那个村子去。
我问第一户人家，那里也住着一个大兵的老婆。原来这第一户里住着一个我很熟悉的寡妇，她靠乞讨过活。她乞讨起来特别执拗，死乞白赖的。这个寡妇照例立刻要求帮助。现在她特别需要帮助，因为要养活小牛。
“它可要把我同老太婆都吃了。您进来瞧瞧。”
“老太婆怎么样？”
“老太婆老得只剩一口气了。”
我答应去看看，主要不是看小牛，而是看老太婆。我又问她，大兵老婆的家在哪儿。寡妇指给我看院子对面的小屋，同时说：“穷是穷，他们的大伯酒又喝得厉害。”
我按照寡妇的指点穿过院子向小屋走去。
尽管乡下穷人的房子都很寒碜，但像大兵老婆那样破败的房子，我也好久没见到了。不仅整个屋顶倾斜，连墙壁都走了样，因此窗户也都弯曲了。
房子里面并不比外表好。小小的房子里有一个占三分之一面积的炕，房子完全倾斜，又黑又脏，屋里挤满了人，这使我惊讶。我想找大兵老婆和她的孩子们，没想到这儿还有她的嫂子——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年老的婆婆。大兵的老婆同我分手后刚刚回家。她冻僵了，在炕上取暖。当她从炕上下来时，婆婆给我讲了他们的生活。她有两个儿子，弟兄俩，原来住在一起。大家靠劳动过活。“如今还有谁住在一起。大家都分开过，”饶舌的婆婆说，“婆娘们相骂，兄弟分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地少。靠工钱才勉强过活。如今又把彼得送了去。叫她跟孩子们怎么过日子？她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过，但养不活所有的人。怎么办，我们也想不出办法。据说，可以叫他回来。”
大兵老婆从炕上爬下来，也求我设法把丈夫弄回来。我说这事办不到。我问她丈夫走后有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原来什么财产也没有留下。丈夫走时把地交给了哥哥，她的大伯，要他养她和几个孩子。他们原来有三只羊，两只送丈夫入伍卖掉了。她说，只剩下一只病恹恹的羊和两只母鸡。全部财产就是这么些。婆婆证实了她的话。
我问大兵老婆她是从哪儿嫁过来的。原来她是从谢尔基耶夫村嫁过来的。
谢尔基耶夫村是个富裕的大村，离我们有四十俄里。
我问她父母是不是还健在，他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活着，”她说，“过得很好。”
“你为什么不到他们那儿去？”
“我自己也想去。就怕他们不肯接受四五个人。”
“说不定他们会接受的。你给他们写一封信。我替你写好吗？”
大兵老婆同意了。我记下她父母的名字。
当我同婆娘们谈话的时候，大兵的大女儿，那个大肚子女孩，走到她跟前拉拉她的衣袖，讨着什么，大概是讨吃。大兵老婆在跟我说话，没理她。女孩又拉拉她的衣袖，喃喃地说着什么。
“该死的丫头！”大兵老婆叫道，抡起手臂向女孩的头打去。
女孩放声大哭。
结束了这里的事，我走出小屋，去有小牛的寡妇家。
寡妇已在家门口等我，又要我去看看她的小牛。我走进屋去。小牛果然就在外屋。寡妇要求我看看小牛。我瞧着小牛，心里明白，寡妇的全部生活都依靠这头小牛，她无法想象我会没兴致看她的小牛。
我看了小牛，走进正屋，问老太婆在哪儿。
“老太婆吗？”寡妇反问，显然感到奇怪，因为看了小牛之后我还会对老太婆发生兴趣。“在炕上。她还会在哪里？”
我走近高炕向老太婆问好。
“哦——哦！”一个微弱嘶哑的声音回答我，“是谁啊？”
我说了名字，问她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怎么样吗？”
“那么，您哪儿疼啊？”
“浑身都疼。喔唷唷！”
“我这儿有一位医生。要不要叫他来看看？”
“医生？喔唷唷！你的医生对我有什么用！我的医生在哪里……医生？……喔唷唷！”
“她太老了。”寡妇说。
“嗯，没有我老吧。”我说。
“怎么没您老，老多了。人家说她都有九十岁了，”寡妇说，“她两鬓头发都掉光。前不久我把她的头发都剪了。”
“为什么都剪了？”
“头发差不多掉光了。我就替她剪掉。”
“喔唷唷！”老太婆又*吟呻**了，“喔唷唷！上帝把我给忘了！他不肯接受我的灵魂。老天爷他不叫我去，灵魂自己是不会出去的……喔唷唷！……看来我是有罪啊。连润润喉咙的水都没有。哪怕有一杯茶喝喝也好。喔唷唷！”
医生走进小屋，我和老人告别。我们来到街上，坐上雪橇，去附近一个不大的村庄，那也是医生出诊的最后一个地方。昨晚就有人来请医生去看病。我们到了那里，一起走进小屋。一间不大的清洁的小屋，中间放着一个摇篮，一个女人在使劲摇着。桌旁坐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惊奇地瞧着我们。
“他在哪儿？”医生问到病人。
“在炕上。”女人说，没停止摇动睡着婴儿的摇篮。
医生登上高板床，臂肘搁在炕边，俯身对着病人，在那里做着什么。
我走到医生跟前，问他病人怎么样。
医生没回答。我也登上高板床，望着昏黑的床上，只勉强看出一个躺在炕上的人的头发蓬乱的脑袋。
病人周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恶臭。病人仰卧着。医生按着他左手的脉搏。
“他怎么样，很糟吗？”我问。
医生没回答我，却同女主人说话。
“点灯。”他说。
女主人唤女孩，叫她摇摇篮，自己点了灯递给医生。我走下高板床以免妨碍医生看病。他拿着灯，继续检查病人。
女孩望着我们，不太使劲地摇着摇篮。婴儿可怜地尖声啼哭起来。母亲把灯递给医生，怒气冲冲地推开女孩，自己摇摇篮。
我又走到医生跟前，又问他病人的情况。
医生还在给病人作检查，悄悄地对我说了一个词儿。
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又问他。
“濒死状态。”医生说了两遍，默默地从高板床上下来，把灯放在桌上。
婴儿凄厉地拼命啼哭。
“怎么样，死了吗？”婆娘说，仿佛懂得了医生的话。
“还没有，但不可避免。”医生说。
“那么，得去请神父来啰？”婆娘不满意地说，越来越使劲地摇着啼哭的孩子。
“要是他在家就好了，可现在你还能找到谁呢，——全都打柴去了。”
“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了。”医生说。于是我们就走了出去。
后来我知道那婆娘终于找到人去请神父。神父刚赶上替垂死的人授了圣餐。
我们回家去，一路上默默无言。我想我们两人体验的感受是一样的。
“他什么病？”我问。
“肺炎。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完结，他体质很强壮，但情况是致命的。体温四十度，可是户外只有零下五度，这怎么行。”
我们又不做声，默默地走了好一阵。
“我发现炕上没有被褥，也没有枕头。”我说。
“什么也没有。”医生说。
他显然明白我在想什么，说：
“是啊，昨天我去了克鲁多耶村一个产妇家。要进行检查，就得让女人仰天躺平。可是小屋里没有可以躺平的地方。”
我们又不做声，大概又在想着同一件事。我们默默地回到家里。大门口停着一辆铺毯子的雪橇，前面有两匹骏马，一前一后地站着。车夫是个*男美**子，身穿光板皮袄，头戴一顶皮帽。这是儿子从他的庄园跑来。
我们一家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十副餐具。有一副餐具空放着。这是孙女的位子。她今天有病，跟保姆一起在自己房间里吃饭。为她准备了特别卫生的伙食：肉汤和西米粥。
午餐由四道菜组成，有两种酒，还有两名侍从，桌上摆着鲜花。大家谈着话。
“这些美丽的玫瑰是从哪儿来的？”儿子问。
妻子说，这些花是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太太从彼得堡送来的。
“这样的玫瑰每朵要卖一个半卢布呢。”儿子说。他讲到有一次举行音乐会或者演出。这样的玫瑰扔满一舞台。谈话转到音乐和一位音乐大师以及音乐的赞助者。
“怎么样？他身体怎么样？”
“一直不好。他又去意大利了。他总是在那里过冬，并且康复得很好。”
“旅行可是艰苦和寂寞的。”
“不，为什么，搭快车总共只要三十九小时。”
“到底太寂寞。”
“等着吧，不久我们可以乘飞机了。”
第三日
赋税
除了通常的来访者和求助者以外，今天又来了几个特殊客人：第一个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农；第二个是个子女成群的穷女人；第三个，据我所知，是个富裕的农民。这三个人都是我们村子里的，来访都是为同一件事。新年以前官府来收税，他们征收了老人一个茶炊，征收了女人一只羊，征收了富裕农民一头牛。他们全都要求保护或者帮助，有的既要保护又要帮助。
第一个开口的是富裕农民。他高个子，相貌好看，但样子已显老。他讲到村长走来征收了他的牛，还向他要二十七个卢布。但这是粮食税，照农民的意见，这钱现在不应该收。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懂，我就说，让我到乡政府去查问一下，然后再告诉他能不能免去这笔税。
第二个说话的是那个被征收茶炊的农民。他瘦小虚弱、衣装褴褛，样子悲伤而有顾虑，讲到村长来他家，拿走了茶炊，还要三卢布七十戈比，可他没地方弄到这笔钱。
我问：“这是什么税？”
“谁知道呢，反正是官府的税。叫我同老伴到哪儿去弄啊？我们的日子本来就很难过。这是根据什么法呀？您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老人吧！无论如何帮帮忙。”
我答应去了解一下，尽力想办法。我同那婆娘说话。这是一个清瘦憔悴的女人，我认识她。我知道她丈夫是个酒鬼，有五个孩子。
“他们征收了羊。他们走来，说拿钱来。我说，当家的不在，干活去了。他们说拿来。叫我到哪儿去拿呀。只有一只羊，就把这羊牵走了。”她边说边哭。
我答应去了解，如有可能一定帮助。我先到村子里去找村长，了解详细情况，这都是些什么税，为什么抽得那么凶。
村街上又有两个求助的女人把我拦住。她们的丈夫都干活去了。一个女人要求我买下她的一块麻布，她只要两卢布。
“要不就没收我的母鸡。都是刚刚养大的。我就是靠它们过活，收了鸡蛋拿去卖。您买吧，麻布挺好。如果不是需要钱，我连三个卢布都不卖。”
等我回去后，我叫她回家，我们再商量，这样也许可以解决。还没走到村长家，半路上又遇到我过去的女学生奥尔加。她原是个眼睛乌黑灵活的姑娘，如今可是个老太婆了。同样的灾难，他们征收了她的小牛。
我去找村长。村长是个相貌聪明、留灰色大胡子的强壮农民，他走到街上同我说话。我问他在征什么税，为什么突然征得这么凶。村长告诉我上面命令在新年之前要严格收齐所有拖欠的税款。
“难道上面命令要没收茶炊和牲口吗？”我问。
“要不又怎么样？”村长耸耸肩膀说，“不能不缴啊。就拿阿巴库莫夫来说吧，”他给我讲了那个因为欠粮食税而被征收母牛的富裕农民的事，“儿子上市场去，带去三匹马。他怎么能不缴税呢？可他老是装穷。”
“噢，这个就算是这样！”我说。“那么那些穷人又怎么样？”我说了被征收茶炊的老人的名字。
“那些穷人是这样的，没东西可拿。可是很难分得清他们的情况。”
我提到那个被牵去羊的女人。村长也可怜她，但仿佛又在辩解他不能不执行命令。
我问他当村长有多久了，有多少收入。
“有多少收入吗，”他说，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回答我没有提出但由他猜想的问题：你为什么参与这件事。“这件事我本想拒绝。我们的薪金是三十卢布，可是造的孽数也数不清。”
“他们就没收茶炊、羊和母鸡吗？”我问。
“要不又怎么样？不能不没收啊。乡政府已决定拍卖了。”
“他们能卖掉吗？”
“能，他们会勉强卖掉……”
我走到那个被征收羊的女人家。一座很小的农舍，前室就关着她那只要去充实国家预算的羊。女主人是个神经质的受尽贫困和劳动折磨的女人，她一看见我，就按照女人的习惯，激动地急急说：
“瞧，我就是这样过日子：他们要没收我最后的一只羊，可我同这些孩子日子都过不下去，”她指指高板床和炕。“您过来，没关系！不用怕。瞧，我就同这些光肚子的小家伙在挨日子。”
真是些穿着破衬衣、没穿裤子的光肚子小家伙。他们从炕上下来，围着母亲……
当天我就到乡里去，想了解一下我从未听说过的征税方法。
乡长不在。他马上就来。乡里有几个人站在铁栅栏外面，也在等他。
我问那些等他的人：他们是些什么人，有什么事。两个是为了身份证，他们要去找工作。他们带来了领身份证的钱。一个是来取乡法庭判决书的副本，他曾上诉，要求不让侄孙女夺走他的老宅，因为他在那里已居住和工作了二十三年，还埋葬过老叔叔和老婶婶。他的上诉已被驳回。这个侄孙女是老叔叔的直接继承人，利用十一月九日法律，把土地和原告居住的宅院作为私产出售。他的上诉被驳回了，但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律，他要向高级法院申诉，但自己不知道往哪儿提。我向他解释这样的法律是有的。我的话引起所有在场人的怀疑和非议。
同这个农民的谈话刚一结束，就有一个神情严峻的高个子农民要我解释他的事。他的事是他和他的同村人在自己的耕地里挖掘铁矿，他们自古以来一直在那里挖矿石。
“如今上面发布命令，不准挖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让挖掘。这究竟是什么法律啊？我们全靠这个营生过日子。我们已奔走一个多月了，可是一点结果也没有。简直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逼得我们破产，就是这么回事。”
我对这个人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就问走来的乡长，强迫农民缴税的严厉措施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他是根据什么法律条款征税的。乡长告诉我，现在向农民追收的税共有七种：第一，国库税，第二，地方自治税，第三，保险费，第四，粮食税，第五，代替缴粮的粮食金，第六，乡公社税，第七，村公社税。
乡长对我说的同村长对我说的一样，征税特别严厉的原因是上级有命令。乡长承认向贫农征税很困难，但他并不像村长那样对贫农怀有同情，也不谴责长官，主要是他几乎毫不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参与这项工作是无可非议的。
“总不能姑息他们啊……”
这以后不久我有机会同地方自治局长官谈到这件事。这位长官就更不同情贫农的艰难处境了，因为他几乎没看到贫农的处境，因此也更不怀疑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尽管在同我谈话时他也同意，完全不工作更太平，但他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好官，因为别人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会更糟。既然住在乡下，那又为什么不利用地方自治局官员微薄的薪水呢。
省长关于征税——为满足从事造福人民的人的需要，征税是完全必要的——意见，就根本不考虑从乡下穷人那里征收茶炊、小牛、羊、麻布的合理性，而对自己工作的益处也从不怀疑。
大臣们呢，还有那些买卖烧酒，那些训练人们杀人，那些从事判处人流放、监禁、苦役和绞刑的人，所有的大臣和他们的助手——这些人就完全相信，那些从穷人那里充公来的茶炊、羊、麻布和小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地方来酿造毒害人民的烧酒，制造杀人的*器武**，来建造监狱，组织苦役连等等，同时分发薪金给他们和他们的助手，使他们能布置客厅，为妻子购置服装，有钱旅游和娱乐，让他们在为愚鲁而不知感恩的人民艰苦工作之余得到休息和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