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正宁
西昌泸山，是四川著名风景名胜之一。她南与螺髻山相望，东临邛海，终年滴翠，景色十分秀丽。十余座佛寺道观依山而建，使这座名山更具无穷魅力。山中的庙宇，碑刻、塑像、古钟、书画反映出泸山的千百年兴衰和变迁，是攀西地区一大文化宝库。其中，半山腰间观音阁内耸立着那通高2.5米的“鱼篮观音图”线刻碑尤为珍贵。碑正面（即碑阳）线刻“鱼篮观音图”。碑反面刻“重修大悲观音石像碑阴记”（即碑阴）全文。观音为一青年女性，美发高髻，面容丰腴,细眉小口，前胸微露，右手提一只四系竹篮，篮底垫柳叶，叶上放一条活鲜鲤鱼。身后为一莲池，池中荷花怒放，一派生机。观音神态妩媚，赤脚，正飘然信步于莲池畔。阵阵轻风，裙衫腰带随之飘动，一位纯正美丽的“佛门圣者”跃然于石上。画面线条流畅，用笔柔和圆满，表现出唐宋佛画写实、清雅和飘逸的艺术特色。
观音右脚下方有一佛童，侧对观音，双手合十，作顶礼膜拜状。观音头像右侧上方，刻有明朝万历神宗皇帝的楷书提款。文为“赞曰：惟我圣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垂，阙产瑞莲，加大士像，延国福民，霄壤同坚”。左侧上方阴刻印章一方，文为“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印章左旁落款“大明万历丁亥年造”。另在落款下方附一边款，款为“原任云南沾益州臣马中良重刻石”。碑阳上方为碑帽，帽面正中竖刻篆书“御制”两个大字。周边刻以双龙呈祥。碑阳背面为碑阴。。碑阴记末行年款为“万历壬寅岁正月初九日”。
此观音图的原作者是谁？为何具有明朝神宗皇帝的提款？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的宝印？堂而皇之地打出“御制”的标记？此画又是怎么传入西昌的？象一团团迷雾，笼罩在这块神秘的鱼蓝观音像碑上。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七十年代起，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试图解开这些谜雾。其中，邓剑鸣先生《错将泸山当庐山——鱼篮观音碑琐谈》一文认为：“此画应为盛唐画圣吴道子所作。之所以交马中良带回西昌，盖因当时朝廷错把西昌泸山当成江西庐山的结果”。此文一出，立刻轰动文化界，文博界和宗教界。泸山的鱼篮观音碑也以此名声大震，研究者、观赏者、朝拜者络绎不绝，欲以一饱画圣“吴带当风”的眼福。那么究竟此画是否果真出自吴道子之手?它是怎么传入西昌的？当是值得认真鉴别、考证，还其本来面目。
鱼篮观音的来历
观世音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四大弟子之一，原本男性，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佛教诸神中在中国民间影响最大，信仰最众的一尊菩萨。佛教经典《悲华经》对观世音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经曰：“第一太子，名曰不朐，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世上受苦众生只要念其名号，她便寻声前往救之，故名“观世音菩萨”。到了唐代，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省去“世”字，简称“观音”。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中国人按照自身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思维，逐渐将男儿观世音改造为女性，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出了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水月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洒水观音……等三十三种法身。其中鱼篮观音、杨柳观音、白衣观音、洒水观音等，是民间十分熟悉的观音造像。那么鱼篮观音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呢？据佛经《感应传》以及《法华持验》载：“（唐）元和十二年（817年），陕西金沙滩，有美艳女子挚篮呈 鱼。人求为配，（女）曰：‘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彻诵者二十辈。女曰：‘一身岂能配众？可诵《金刚经》？’至旦，诵者犹十数人。女复不然其请，更授之《法华经》七卷。约三日，至期。独马氏能通。女令具礼成姻，客未散而女死。葬之数日，有老僧杖锡谒马氏，问女所由。马氏引之葬所，以锡拨之，尸已化。唯黄金琐子骨存焉。”于是老僧对众人曰：“此乃观音菩萨化身，前来教化你们”。说完以锡杖挑骨，飞空而去。这就是所谓鱼篮观音，又称马郎妇观音的来历。
元末明初的学者，画家宋濂（1330年—1381年）根据上述传说，创作出我国第一幅鱼篮观音图。到明代中后期，鱼篮观音的故事更是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其故事情节各取所需，大同小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约在明隆庆至万历年间，中原地区流行一出名为《观音菩萨鱼篮记》的杂剧。这出戏共分四折一楔。故事讲的是洛阳府遭受水灾，百姓苦不堪言，知府张无尽却贪念酒色，痴迷不醒。于是观世音受佛祖的指示，化一鱼姑，手提鱼篮，前往洛阳搭救百姓，以放鱼归水之道，点化张无尽，使张觉悟，皈依佛门。戏中鱼姑观世音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十分成功，并且，对当时的佛画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史料载，明万历年间著名书画家徐谓就曾以杂剧鱼姑观世音为原型，再度创作了“鱼篮观音图”。
上述情况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鱼篮观音”的故事产生于唐元和十二年，但并未立刻出现“鱼篮观音”的绘画作品。它从口头民间文学作品发展到绘画艺术，经历了产生故事，广为流传和不断演变之后，再通过画家进行凝炼和取舍，创作出了“鱼篮观音图”绘画艺术。其时代不应当早于元明。因此，西昌泸山“鱼篮观音图”显然与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的吴道子无任何联系。
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与“鱼篮观音”
查证画上的提款、印章，搞清楚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其人其事，是确认鱼篮观音图的时代和作者的另一个关键所在。据史料记载，历史上受封于“慈圣”、“宣文”和“明肃”的宫廷贵妃中仅有明代孝定李太后。据《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二》载：“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淳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生神宗。继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帝大婚，三月加尊号曰宣文。十年加明肃”。李太后分别于隆庆元年、万历六年和万历十年获得“慈圣”、“宣文”和“明肃”三个封号。李太后死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与穆宗合葬于昭陵。显然，西昌“鱼篮观音图”上的印章就是神宗生母李太后。
另据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载，李太后十分崇尚佛教；万历时在京城不惜耗资“出币储千金、大兴土木营造佛寺”。京城的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寺、慈寿寺、万寿寺等一批佛寺都是在她亲自主持下建成的。当时京城佛寺之多，规模之宏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据《中国名胜词典》载，慈寿寺系“明神宗圣母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四年（1576年）所建。……清光绪年间寺废，仅留孤塔耸立在寺院的废址上”。又据《北京名胜古迹》说：“在塔的后侧，东西分别立画像石刻碑一块，东首一块立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面刻紫竹观音和赞词，背面刻瑞莲赋，西首一块立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面刻鱼篮观音和赞词，背面刻观圣像和赞词。二碑刻工精美，线条流畅”。既然慈寿寺乃系慈圣皇太后亲自主持所建，那么，由朝廷命题指派当朝著名书画家为其作书绘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由皇帝在书画作品上题以赞词，盖以皇后的宝印和“御制”标记顺理成章，不足为奇。遗憾的是画上未留下作者的姓名。
“鱼篮观音”是怎样传入西昌的
“鱼篮观音图”不远万里，从京城的慈寿寺传入西昌泸山，实为罕见，解开此迷也只能在石刻碑上找答案。从碑阳的边款和碑阴记正文来看，重刻者马中良即是从京城带回鱼篮观音图的唯一当事人。据查，马中良，西昌人，字瑞河，回族，生卒年月不详，明万历时曾任云南沾益州（今云南宣威）知州，后返乡定居。在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士民载颂”。马博学多才，善于诗文、收录于《西昌县志·艺文志》中的《螺髻山游记》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明万历壬寅（1602）年，马进京述职，正逢朝廷在蓟镇盘山（今北京市以东一百公里许河北省蓟县）向公众传布鱼篮观音墨刻图（拓片）。马欣喜若狂，然而，一名地方五品官要接近前扶后拥，戒备森严发布墨刻图的太监并非易事。还得挖空心思，疏通关系，否则望尘莫及。我们在马中良撰写的碑阴记中略知其中的奥妙。碑阴记说:“时万历丁丑岁，慈圣宣文皇太后奉菩萨甚谨，观音示化，生千叶瑞莲五朵于其池中，皇上亲为箸赞。余读血盒经，世尊放光，生五百莲于血池，解脱众生。非其事与刻有石像当中，遇中贵（有权势的太监）传布墨刻于蓟镇盘山，余来之，以归时携家万里。途次仗庇为多，又因异人感化，请之阃司（门官）李公别驾，文公报可，建观音精舍三楹，以图报，祀之羊目。”
马中良将鱼篮观音墨刻图带回西昌后，立刻着手进行翻刻，虽然从筹集资金到建造精舍，寻找碑石，组织施工都遇到一些麻烦，但最终还是一一得以克服。碑阴记云：“建精舍纪中，兹不复赘。至是求碑石，刻大士像推广，圣母及今，上德意。而建昌之石多小而顽，偶获一石与前石像大小相等，实足珍而一异已。乃命子化麟，摸做前像绘之第此”。观音精舍及画像碑刻落成后，马中良感慨万千，心灵似乎也得到净化和欣慰。“噫！像者，摹具形之谓，所以示机下之士，其性回，欲见其外变而外觉，反沁而规正也”。
马中良历尽艰辛将一幅宫廷藏画从京城带回西昌，并重刻面世，给西昌泸山增色不少，这是值得称道的，但遗憾的是，马并未严格按原稿重刻，而是采用了移花接木，画蛇添足的不当手法，使重刻图逊色于原稿，从而降低了西昌“鱼篮观音图”的艺术价值。笔者于刘世旭先生曾对此撰文指出：“北京慈寿寺万历十五年画像碑上乃为紫竹观音，而鱼篮观音则刻于万历二十九年；西昌观音画像碑上的原刻落款明明署名为大明万历丁亥年（万历十五年）造，按理应为紫竹观音，然却何以变成了鱼篮观音呢？最大可能是马氏所获的拓本中本身就有紫竹观音和鱼篮观音两种，他带回西昌后出于个人爱好，翻刻中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将两种拓本混合嵌刻，并增列了童子，改变了赞词和印文的书体”。这种不珍惜原作，别出心裁，塞进私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西昌泸山线刻“鱼篮观音图”，虽然不是出自吴道子之手，但它的确是一幅明代皇宫藏石的石刻作品。流畅的线条，清雅飘逸的艺术特色继承了唐宋画风，不失为艺术珍品。据1987年全国*物文**普查统计，国内除北京慈寿寺遗址外，仅此西昌一处保留此画，极为珍贵。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我国著名*物文**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鉴定此画时指出：“西昌观音像上的赞词的书体，不一定就是神宗皇帝手迹，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方印本来是篆书的，现在写成了楷书，说明已非原物。”又说：“此画与吴道子无关，是明朝的作品，但绘画水平较高”。可谓灼见。作者极有可能是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