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水师，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肯定是“船”，但历史上的著名水师，不光有船那么简单，即使是曾经大挫金兵南侵的南宋水师，也有艋朣，海鰌，车船等多种功能性战舰。
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来看，这些战舰俱是一等一的世界级先进，不仅船体坚固，机动性强，攻击力也远超寻常战船，足以证明南宋时的水师之强，而这些强大之处，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历史代表性，为研究古代战争史与我国古代的水军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重要价值。
先说宋朝水军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有三个：
第一个特点，先进的工程机械技术水平。
以南宋时著名的“车船”为例，每艘舰船长约“二十二丈”，可同时容纳至少“七八百人”，按照宋朝时期的度量衡，每尺约合“31厘米”计算，二十二丈长的大船，足足有近70米长，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了。
其实早在宋神宗时期的北宋，就已经具备了建造大型船只的技术水平，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明州造船厂建造了两艘排水量达600吨的超大海船，目的是宋神宗为了遣使出访高丽，要让后者见识到北宋的国力之强，因此这两艘舰船，完全体现出当时宋朝造船业的最高水平，放眼当时的整个世界，难有比肩者。
北宋“神舟”资料图
从这个角度来讲，船只造的越大，不仅体现出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从正面展现出先进的工程机械技术，这二者相辅相成，必不可缺，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北宋会拥有如此先进的造船水平呢？
原因正是开放的水上贸易。
众所周知，北宋时期奉行的开放政策，不仅体现在整体开明的文化氛围上，还体现在对外广纳百川的海洋贸易中，在开放对外港口的基础上，宋朝与周边国家展开了密切繁荣的海洋贸易，于此大力促进了造船业乃至手工业的飞速发展，有了需求，自然就能推动技术的不断革新，而宋朝先进的造船水平，正是建立在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之上。
北宋汴河漕船复原模型
因此即使到了南宋，得益于北宋时期繁荣的海洋贸易，以及造船厂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如广州等地，还有上百年的工程技术积累，种种优势叠加在一起，就为南宋打造出强大海军提供了充足条件与夯实基础。
第二个特点，在第一点的基础上，南宋时的战船航程远，航速快，载重量惊人。
以著名的飞虎战舰为例，正是最为典型的车船，所谓车船，是说船体两侧各有一架木轮，古代惯常的船只是采用人力与风力作为驱动力前进，非常考验船员的体力，并且对天气的依赖性较大，若经历无风的状况，则帆的效用会降低，而必须采用人力划桨来驱使前进，总的来说效用有所局限。
而车船的构造，则是采用“脚力”使木轮在水中转动，以此为船只提供向前的驱动力，所以在宋朝时，这一项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宋朝船只能够不必完全依赖风力而前进。
车船
车船的具体原理，是采用人力踩踏木轮，从而带动轮桨转动，以此击水提供动力，且行驶速度很快。
而轮也被称为车，一船通常有“两轮”，也就是俗称的“双轮桨”，亦称为“车”，宋朝时最多的轮桨，能达到32轮，乃至40轮之多。
《梁溪全集·卷一百零三》：荆湖间车船乃唐嗣曹王皋遗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挟以双轮，鼓蹈而进，驶于阵马。
其速度完全不必依赖于风力，仅以人力轮班踩踏，带动轮桨，即可以高速前进，最为著名的32轮战船，当属宋朝时的“飞虎战舰”，便是设置四架木轮，每轮八桨，相加起来正是32桨，每四人踩踏一桨，采取轮换制度，如此便可“日行千里”。
《宋史·卷十八·上》：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
再结合当时船只的建造高度，同样按宋时每尺31厘米来计算，一般的车船都能达到五丈或七丈的高度，约等于现代的16米到20米，乃至更高，基本相当于五六层楼的高度，能同时容纳五六百人，甚至一千人登船。
《老学庵笔记》·陆游：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
《石林奏议·卷九·奏乞参酌古制造战船状》：有长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馀人不可动者。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古人在书中的描写一般都喜欢夸张，比如明明三万大军，硬说是数十万大军，为的不过是体现出实力强大，其实有夸张之嫌。
但《石林奏议》一书，却是作者叶梦得为官时，向皇帝上奏的合集，全书记录了他的具体表奏，而欺瞒皇帝属于杀头大罪，我个人认为，第二段引用的史料中所称“高五丈”，应当做不了假，毕竟叶梦得肯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而去夸张某样众所周知的实物。
所以总结来看，宋朝时的造船技术之高，通过三个特点也可见一斑，分别是：
航程远，可“日行千里。”
航速快，可“鼓蹈而进，驶于阵马。”
载重高，可“非千馀人不可动者。”
第三个特点，依托战船为平台，从而发明出精妙的战术，并应用于水战，为取得最终胜利发挥出巨大作用。
首先我来列举一些著名水战，如南宋时期抵御金主完颜亮南侵的“采石矶大捷”，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主要的作战力量正是水军。
还有包括阻击完颜兀术，驰援襄阳等著名战役，均是采取水师迎敌。
而取得的一切成果，除了造船水平发达的硬件达标外，主要还是依靠精妙绝伦的战术方针。
如周密在《观潮》一文中所言：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此段记述虽短，但却完整描绘出宋朝水师的日常演练过程，其中“艨艟数百，分列两岸”，可知当时的演练规模很大，动用战船达上百首，而“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更展现出水师所用战术为“分合五阵”，并且船上士卒在挥舞刀枪等兵器时，不会受到水面颠簸的影响，几乎“如履平地”。
之后随着黄烟等信号发出，有“水雷”在水下轰炸，等待硝烟散去，设为假想敌的“敌船”便尽数焚毁。
这一段记载，可看作是南宋水师演练的佐证，足以证明常态下的宋朝水师，对待战术方针极为重视，并且在发达的造船水平基础上，催生出了先进的军事思想，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我想就是四个字：
如履平地。
这可看作是南宋水师将领对于水战深刻理解的体现，要想获取胜利，适应水战特殊的作战环境，是最大的先决条件，如果不通水性，无法做到在颠簸水面上作战自如，自然就无法发挥出水师的最大优势，战船毕竟只是物体，即使*器武**再先进，船体再坚固，速度再快，但关键因素仍旧是取决于操纵战船的人，以及在与敌方船只近距离作战时需要登船的“士卒”。
如果不把士兵训练成能在水面上“如履平地”的战士，自然一切皆是空谈。
再加上火器已经在南宋初期得以应用，水军装备已经相当精良，如果在装备条件先进的情况下，士卒的整体素质却不完善，那么也无法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精锐水师。
但纵观历史，我们也要思考南宋水师短暂强大与繁荣的本质原因，实际上并不光彩。
如果说北宋时期的造船业发达是因为贸易需求的日益增长，那么南宋水师强大的原因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被动，南宋之所以大力发展水师，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受迫性质，包括日后的短暂强大，也是建立在日渐紧张的政治需求之上。
由于北宋灭亡，南宋乞和等背景因素，当局政府需要如此一支强大的水军，来尽可能的阻碍金兵南下，同时也反应出这种被迫发展的本质原因，正是因为早期南宋水师建设的薄弱，才导致南宋统治者不得不在意识到危险后，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竭尽所能的发展水师。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时的南宋，在以陆军为主的古代战场上，已经无力抵挡实力雄厚的金军，因此迫不得已才另辟蹊径发展水军。
毕竟金军的大本营是在北方，又以步兵见长，水军自然相比海洋贸易发达的南宋要弱，所以南宋当局要想针对敌方弱点，从而将己方优势最大化，正是需要发展一支强大的水军。
有一例可佐证我的这一观点，公元1129年，即建炎三年的冬天，金兵再次南侵，在抵达最为重要的长江防线后，几乎未遇阻碍便轻易突破，并直接逼迫宋高宗逃到广州沿海一带，如果不是当时的著名将领岳飞等人的殊死抵抗，只怕南宋就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南宋了。
所以虽然说南宋时期的水师强大，也只是被动发展，而非像唐朝那般，为了征夷四海主动出击，反观南宋的各项准备，包括举国之力修建各种大型战船，日夜操练水师，配备最为精良的*器武**，也不过是为了能御敌，而非外出征讨，这既体现出南宋愈发薄弱的政治影响力，也从侧面体现出南宋的危机意识之强烈。
当然还要补充一点，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具有*瞻高**远瞩的战略眼光，因此早在北宋初年就制定出“先南后北”的军事方针，制定这一方针的具体原因，自然是考虑到南方有长江作为天险，即使北方沦陷，宋朝政府仍能退居南方，据长江而守，所以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就曾大力发展过水军，但由于南方局势稳定，外加北方辽国的不断施压，北宋中后期逐渐将军事发展的重心进行北移，可是北方地区水源较少，即使南方有大量水军，但有碍于先决的地理条件，也难以发挥出巨大作用，因此即使北宋初期着重发展水师，可在实战中，尤其是北宋后来与辽国大战，还是以陆军为主，但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整个北宋都是将发展重心投放在文化与经济上，国防力量较为薄弱，而辽国与金人又都是骑兵为主的重装*队军**，单靠北宋的步兵难以完全抵挡，到北宋末年，意识到步兵重要性的北宋当局，逐渐将军事发展重心投入在陆军上，而南方水军在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降低，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宋灭亡时，水师并没有发挥出退敌的因素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金兵南下，已是强弩之末的北宋，仅凭陆军无法抵挡视若破竹的金国虎狼之师，在靖康之难后，宋钦宗赵桓投降金国，北宋政权就此宣告灭亡，而临危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则退居应天府，建立南宋政权。
而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除了岳飞等民族英雄殊死抵抗金军南侵外，南宋着重发展的水师也在与金国对峙的局面中发挥出主要作用，但由于陆秀夫等人在崖山海战中的指挥失当等原因，终究是没能抵挡住当时如日中天的元军，最终导致十万人投海殉国，宁死不降，而陆秀夫也背着年仅七岁的宋幼帝，义无反顾的跳海而亡，南宋就此宣告覆灭。
综上所述，南宋的水师强大，其实并不值得炫耀，反而值得我们后人深刻反思，究竟在如何一种困局之下，南宋当局才能谋求这种应变，实为对现代军事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与借鉴价值。
与此同时，南宋水师在多次战争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也证明了水军，甚至是海军，在战争中无可比拟的军事效用与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重复，辉煌与繁荣也不断上演，但正是由于中国五千年来的璀璨文明，总是能让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反思前人所犯的失败教训，从而更好的反省本身，改变及应用于本身，我相信，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现今着重大力发展的海军，会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能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发挥出巨大作用，并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再次屹立于世界之巅。
这一天，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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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全集·卷一百零三》：荆湖间车船乃唐嗣曹王皋遗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挟以双轮，鼓蹈而进，驶于阵马。
《宋史·卷十八·上》：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
《老学庵笔记》·陆游：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
《石林奏议·卷九·奏乞参酌古制造战船状》：有长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馀人不可动者。
《观潮》：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