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孙逸仙纪念医院北院，才不期而遇了博济楼，忍不住驻足。大楼受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有古老的回廊式、哥特式小教堂福音堂，气派宏伟。漆金门牌熠熠生光，昭示着它博爱济世的使命和精神。而当年的博济医院也是“中国西医之鼻祖”，创办时间早于北京的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雒魏林医生曾是博济医院医师，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第一位主任渥德士，亦曾是博济医师。
话说博济医院是一个典型的“医务传教”成果。1853年11月，毕业于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医学传教士嘉约翰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遣赴华，1854年开始在广州行医，1859年1月创办博济医院，任院长，1898年2月又创办中国首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惠爱医院。
1853年，当年轻的医生嘉约翰登上了一艘650吨的商船前往中国时，陪伴他的是新婚妻子金斯伯理。按照大清律例，当时在广州经商行医的外国人只能单身居住，金斯伯理只得独居澳门。经过一百多天的海上颠簸，又不适应华南湿热环境，金斯伯理上岸后一直生病，远离故土、父母，独自在澳门居住、治病。嘉约翰则在广州接管了1835年伯驾医生创办的眼科医局，星期一、三在眼科医局诊治病人，二、四、六在惠济医局接诊病人，星期五做外科手术，也无暇经常去澳门探望金斯伯理。1855年8月，金斯伯理在澳门病逝。1856年医局毁于战火，嘉约翰也被迫回国。1858年底，他携第二任妻子莫斯利返回中国，1859年建立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取名博济——博爱济众。此后十余年，莫斯利于中国病逝，三个孩子患病夭折。嘉约翰则终生致力于在广州行医执教，直到1901年逝于广州，可谓是鞠躬尽瘁了。
除了行医，嘉约翰还于1866年成立博济医学校。1886年，时年20岁的孙逸仙打碎村里的菩萨金刚，逃到广州暂避。他想学医，由人引荐给嘉约翰院长。嘉约翰听他英语流利，可兼职做翻译，便收下这个学生，还减免了他的学费20元。孙逸仙先生由此入读博济医校，而这段求学历程可谓是先生此后救国救民旅程的起点。
先生在医学院提倡除旧迎新，得到嘉约翰院长大力支持。先生同班有男生12人，女生4人，医校本来遵习俗，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学生听课时分开就座，中间隔一道帐幔。先生带头表示反对，嘉约翰院长则顺水推舟，同意撤去隔离。医校规定，男生不能学妇科，不能参与产科实习，又是先生大胆去找嘉约翰问，男生不学妇产科遇到急症病患如何施救，中国需要更多的妇科西医。嘉约翰院长深以为然，采纳建言。孙逸仙先生行医时，也确曾是外科、妇科医生。
在博济读书时，先生的同学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还有日后同盟会的几个元老，他们一起探讨*翻推**清朝计划。嘉约翰院长后来还帮助先生转到香港继续学医，避开官府对他的盯梢。孙逸仙先生自述：“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学为入世之媒”，他的新主张、新思想从在博济医院的时候发展起来并从那里扩展到全中国。
1912年孙逸仙先生回广州博济医校时合影，图中二排中间者为先生，左边是夫人宋庆龄，右边是女儿。
史书说到中国西医教育，必提博济。博济院志，必有章节专写嘉约翰和孙逸仙师徒二人。老师的理想是疗人身体之伤、救人灵魂之苦，学生的抱负则是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