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写作为生的人能在生前或死后获得出版全集的待遇，是他所能赢得的最充分肯定和最崇高荣誉。新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5卷本《巴别尔全集》，是世界范围内继俄语和英语之后出版的第三个语种的伊萨克·巴别尔（1894年—1940年）全集。此时，巴别尔创作的世界意义引发了我们的思索：究竟是哪些因素奠定了巴别尔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呢？
复杂的文化混成
巴别尔的创作体现着罕见的综合性和多面性，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创作就是对多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综合性继承的结果。巴别尔在小说《童年》中写道，他的“奶奶”总是多种语言混杂使用的：“应当说，她俄语说得很糟，是那种洋泾浜式的，把俄语、波兰语、犹太语夹杂在一起混用。”其实，在巴别尔的创作中也体现着这样的多语言“混用”，这样的多语种“复调”。巴别尔的俄语当然不会“很糟”，俄语是他的母语，是他后来唯一的文学创作语言，他像大多数俄语作家、大多数用俄语写作的俄罗斯犹太作家一样，不止一次地表达他对俄语的深情厚爱。
巴别尔自幼就精通法语，他是在中学法语老师的影响下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几篇小说系用法语写成。巴别尔被称为“俄国的莫泊桑”，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创作体裁和题材属性，同时也因为他对法国文学的熟稔，以及对法国文学的借鉴。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犹太人，他对故乡“俄国的耶路撒冷”敖德萨的文学描写，对俄国犹太人悲剧命运的文学再现，与他作品中的犹太人用语、与他对犹太文学传统的迷恋相互呼应，使他被视为20世纪俄语文学中犹太主题的最突出表现者。甚至在巴别尔小说的语言方面，犹太文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渗透：他善用俄语再现犹太语对话的风格。就这样，在巴别尔的创作中，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和犹太文学等不同传统相互交织，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和谐而又多元的风格。如今，人们又试图在这一“混成”文学风格中分辨出乌克兰文学乃至波兰文学的构成因素。
鲜明的艺术个性
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中，巴别尔的作品是很容易被辨识出来的，因为他的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特征。
从主题上看，他在以《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故事》和《骑兵军》等为总题的系列短篇中以革命和*力暴**、性与爱、屠犹行为等“猛料”为描写对象，突出呈现人在极端环境中的极端心理，具有强烈的阅读冲击力。从形式上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具有明确的体裁创新意识，简洁的语言、独特的写景和浓缩的结构这诸多特征相互结合，熔铸出巴别尔短篇小说的总体风格。
在巴别尔的笔下，奇诡场景下的瑰丽抒情、充满突转的心理感受、电报式的简洁文体和令人惊艳的修饰语融为一体。巴别尔的小说三言两语，是断片式的，甚至是残缺的，却又具有浑然天成的整体感；它们是跳跃的，省略的，点到为止的，却能给人以某种厚重苍茫的史诗感。《父亲》的结尾写得就像数十年后马尔克斯著名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著名开头：“这笔交易是在黑夜行将逝去、拂晓已经初临时谈拢的，就在这一刻，历史的新篇章开始了，这是卡普伦家败落的历史，是他家渐渐走向毁灭、火灾、夜半枪声的历史。而所有这一切——目中无人的卡普伦的命运和姑娘芭辛卡的命运——都是在那天夜里，当她的父亲和她意想不到的新郎官沿着俄罗斯墓地信步而行时决定下来的。那时一群小伙子正把姑娘们拽过围墙，墓盖上响起此起彼伏的亲嘴的声音。”
从体裁上看，同时也是杰出剧作家的巴别尔，将电影的蒙太奇和戏剧的情节突转等因素引入短篇小说，让戏剧独白式的口语、充满诗意隐喻的写景、自然主义的细节和伪浪漫主义的抒情等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大显身手。人们在归纳契诃夫戏剧的独特贡献时常说，是契诃夫“把散文带入了戏剧”，而巴别尔似乎将诗歌、戏剧和电影全都“带入了”短篇小说。从调性上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具有浓烈的幽默色彩和调侃特征，他面带戏谑的眼神和嘲讽的微笑，在生活和文学、现实和虚构、事实和杜撰之间自由出入，穿梭往来，体现出某种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态度深化了其作品，神化了其创作个性，使其小说成了关于一个时代具有狂欢化色彩的文学记录。
诡异的身份悖论
巴别尔在生活和创作中体现出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难解的谜之一。巴别尔于1940年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处决后，他的作品在苏联遭到封杀，直到1957年才被重新出版。西方世界却很早就展开对于他的研究，先后出版大量关于巴别尔的传记和研究专著，他的作品也一再重版。
巴别尔曾是红军骑兵军中的记者、秘密警察机构契卡的译员和国家出版社敖德萨分部的主任；在他的作品受到红军骑兵军司令布琼尼质疑时，站出来为他说话的是高尔基；他曾被委以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为剧作的重任；他曾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就在被捕前几个月，他还作为苏联作家的代表在1938年12月31日的《文学报》上向读者祝贺新年。可以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一度是最为重要的官方苏维埃作家之一。然而，他的犹太人出身，他的旧知识分子立场，又使他时常显得与时代和现实格格不入，而他最后的结局则表明他最终被当局当作了必须消灭的异端。
巴别尔的身份和遭遇是充满悖论的，他仿佛是主流中的异端，又是异端中的主流。巴别尔的这样一种身份，使他在其祖国的文学地位大起大落，这反而凸显出了其命运对于他所属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而言的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而西方世界在接受巴别尔时对其犹太身份和在苏维埃体制下的遭遇有意无意的强调和放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巴别尔的文学创作本身，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巴别尔的世界声誉。
令巴别尔和我们都会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无论在俄罗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终于有可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巴别尔本身，集中于他留下的那些瑰丽奇特、韵味悠长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