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小鸟
作者：彭小玲
这些年，一场大病把我给困住了，在经历了五年几十次住院之后，病势终于得到了控制，可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但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病痛折磨寂寞长夜，从另一方面让我收获颇多。
衰弱的躯体使思维更具深度和弹性，面对死神还有什么不能说不能想呢？况且，对生命的执著对这世界的眷恋对青春往事的回忆，正是人类用来抵抗死神的*器武**。
有个话题是我百讲不厌的，是享受。躺在病床上喋喋地跟同室病友讲大兴安岭。讲几十年前我们这拨知青如何远赴呼玛，在北国边陲那江边小屯里插队。讲那儿的天如何的蓝水如何的清。讲莽莽苍苍松涛滚滚的林海是我的最爱，冰封千里银装素裹的美丽使我心动。讲冰雪是我们的朋友，真的，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冬里，清晨出门那空气是带着活泼泼直入心脾的甜味扑面而来……
毫不夸张，无论我处于怎样的病况，只要提及这个话题尤其当对方是同龄人，我就会一扫萎态顿时抖起精神。通常的语气是，“我们黑龙江的老乡……” “我们呼玛的冬天……”
黑龙江，她已经融入我的血脉俨然成了我的，语言中那种亲切，甚于提及我的亲人我的故乡。说来让人不信，生养我的父母和故乡上海，却不曾让我怀有如此深情厚意。
我当然明白，其实我说的并非全是事实，有意无意一年又一年，无数次追忆回味，感情的层层涂抹，黑土地已经被美化凝固成净土圣地。
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每人心里都藏着只一样的青春小鸟。虽物换星移青丝不再，经历了太多，心变得粗砺麻木，甚至伤疤累累甚至心如止水，那只小鸟却依然年轻。热血理想伴着激情的歌声泪水，还有上帝也会原谅的年轻的探索和错误，它纯洁如雪闪耀迷人光芒。每当敞开胸怀将它放飞，不论白天黑夜忧伤欢喜，也不论结伴还是独行，它总会飞向北方。高高地远远地飞，穿越时空永不迷航执著地向着北方，直到九岭十八坡下那青山绿水的小村庄。 拥有这样一只青春小鸟的人是幸福的，是值得炫耀的。
但毕竟几十年了，时间足以让一捧松子变成一片树林。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虽情怀未改，思想却换了角度，曾经的迷茫疑惑已尘埃落定水低石现。
其实当年，我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去北国插队，独自一人与陌生人同行那并非我的初衷。说穿了，是因为上海不要我，被逼无奈才一赌气与上海一刀两断，走时我是瞒着父母自己偷跑的。
我是上海第二女中的六七届毕业生，两岁时右眼外伤落下残疾。由于生性活泼，人还聪明成绩也好，学生时代颇得好评，故从未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太大不同。毕业时我们那届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近郊的农场农村，决定命运的机构叫“四个面向办公室”。人生的第一次残酷打击就在这时降临了，诺大一个上海，没有一个地方肯要我！四个面向啊，包括郊区的农村农场都不要我！！
我身边日渐冷清，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大院里的伙伴一个个走了。家里，高我两届的姐姐低我两届的妹妹也先后离开。只剩我伶仃一个残废没人要，天天百无聊赖与家中的老保姆木然相对，愁容对苦脸。父母的脸色也日渐阴郁，他们即不想伤害我却也不来安慰我，毕竟这打击在他们是预料之中。早在我2岁上坏了眼睛时这命运便已注定，我必须面对必须承受没人可以帮忙。作为家长，他们倒希望我能就此清醒自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认命吧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可社会是无情的，你这一生只能这样了……
我当然不肯，正年轻天真心高气傲，一肚子美好向往，受着完全正面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因为学校决定不再替我安排工作，剩下就应该家长努力了。当时我父亲是华东局工交政治部主任，负责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工业和交通。*革文**初期，短暂靠边后很快就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七十年代华东局撤消，他被委任为上海港务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可如此一个父亲，当初让他给自己这残疾闺女找一个工作，却比登天还难，倒仿佛窜掇他去偷去抢心虚万分。大上海不相信眼泪，爸爸不相信眼泪。四处碰壁倍受打击尊严扫地的我，最终偷偷瞒着父母报名远赴黑龙江。
我自然不承认自己是残废，正因为觉得自己是好青年才下决心这么做，怀着那样一颗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去边疆奋斗终身的心。
可万万没想到踏上火车我惊愕地发现，将与我同赴边疆战天斗地的这帮十六七岁的战友，竟有不少是带着残疾的。按现在的说法属于“弱势群体”。除了我这瞎了一只眼睛的，还有跛脚的、智障的等等。有位严重口吃的，说一句话，得拼上老命脸红脖子粗地折腾好一会儿……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呆呆地望着这些陌生面孔，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些未来的，应该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去广阔天地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有志青年，有的神情木然，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屁股一挨座位就开始翻出零食大嚼特嚼吃相痴愚……
我的感情当即被深深刺伤。
（今天写来，我想会有许多善良的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火车哐当哐当开了几天几夜，越过长江跨过黄河过了山海关，我心情始终沉重压抑。我不明白，真的无法理解，各级领导和组织怎么能将这些人远送边疆，是让他们去干革命吗？接受再教育？！唯一的解释，他们和我一样是上海不要的。看看那位有明显智障的老兄，一路被人欺负，言语不清嘟嘟哝哝眼泪鼻涕，他甚至都不能自己照料自己……
我和这中间的二十九位作为第一批知青，被分配到呼玛金山公社的翻身屯大队。不久，当第二批上海知青集体地来这儿后，果然看不起我们，说第一批怎么有这么七歪八畸的。还有的调侃说，我们翻身屯有个“戆革会”——即戆大革命委员会。话虽刻薄却不无道理，事实上这就一直困惑着我。
这些弱势群体，压根儿谈不上是去建设边疆保卫祖国，他们七歪八畸地夹在千千万万上海知青中被送上远赴边疆的人生之路。让他们远离家乡亲人，让这些原本缺乏自我保护，没有生活能力处在残疾或残疾边缘需人照料的十几岁孩子，独自去到千里之外的边陲小屯，毫无疑问他们的人生将从此改变。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严峻环境、寒冷艰苦等等。他们能行吗？！这样做对吗？！难道黑龙江那广阔天地缺他们那点儿可怜微薄的力量……
三十年后，这疑问终于在今天有了答案，那是直到走过不惑我才终于慢慢悟醒的。从来就不是黑龙江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黑龙江，而不论当时那政策对错。
这些被命运冷落甚至抛弃的兄弟姐妹，需要那片富饶美丽慷慨仁义的土地，需要那如黑土般朴实热情慷慨仁义的父老乡亲。多亏他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甚至比我们父母更宽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用对自己孩子的那般善良耐心，帮助我们踏下了人生坚实的第一步，残缺的生命才不致黯淡无光，才终于有了今生今世和别人一样的充实。
人是需要尊严的。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有感情需要体现价值被人认同即使是个残疾人。而正是这些东北老乡，在我们人生的起步之初给了我们公正平等尊重和别人一样的机会，我们的内心才得以远离自卑恢复自尊自信，为日后一生打下人格基础。
我知道，对那块土地和老乡，我应该比别人怀有更多的感激。
连我自己都自惭形秽的相貌，在这些可亲可爱的乡亲们眼里，却是个漂亮姑娘，他们甚至因为这不幸对我格外怜惜。在这远离父母亲人的江边小屯，我自始至终生活在一个温暖平等有依有靠的大家庭中，在关怀信任的目光注视下，辛劳和汗水总能得到肯定和回报。
在翻身屯四年多，我先后做过卫生员、小学教师、会计。可以说在一百八十名知青中，我一直被委以重任直到回沪。期间除了被送去江湾农场的五七干校学习会计之外，还两次被推荐上大学深造，（终因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
往事重提，今天我想说的当然不光是我，是觉得自己有责任记下这段历史。
相信许多老乡至今仍对杨抗美印象深刻，忘了谁也忘不了她，那会儿她是翻身屯知青中倍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所谓“戆革会”中的一员。
我真的希望，当年的董书记王主任张队长陈大爷等等都还健在，那样他们就可以亲眼目睹当年的“杨司令”今天脱胎换骨，已经成了我们那拨知青中生活得最优闲富足的人之一。还不光是钱，她和丈夫恩爱和睦，养育的好女儿，一个自信懂事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已经远渡重洋去了德国留学。那可不是借着留学名义去打黑工的，是名正言顺拿着奖学金在上大学。
事实是，当年那个窝窝囊囊的杨抗美，三十年后挺起了胸膛、骄傲万分地于2003年夏秋之交腰包鼓鼓地重返呼玛，独自一人故地重游。她终于在父老乡亲们的见证下圆满地为自己从前那段生活划了个句号。
想得到吗？！苍天在上，我确信这是黑土地于潜移默化中创造的奇迹，它给了她一个空间和时间，给了她一个力量的支点，让她借此跳出旧我，摆脱那曾经泥淖般包围着她的可怕的无助无奈。
和我一样，她的不幸也是从童年开始的。从小被寄养在外省乡镇，半大后重回上海的家，因无法融入而受到排斥，同胞姐妹甚至亲生父母都嫌她烦她，挨打受骂那是家常便饭，以致她的身心健康五官相貌，在经常的呵斥欺负下受到严重损伤。眼神异常反应迟钝，自尊自信几乎丧失贻尽。初到翻身屯时，她衣冠不整说话独头独脑，举止笨拙得像个大熊瞎子。大炕上她那一席铺位永远拾掇不利索，以致没人愿挨着她睡，只得可怜巴巴困在炕脚。
插队才没几天，她就莫名其妙发了一场“神经”，躺在大炕上两天两夜四十八小时大呼小叫梦魇梦话不断，把我们都吓坏了。叫来当地的医生陶田科，上门看过后给她打了两支镇静剂这才安静下来。不久，她又接连几天高烧不退直喊肚子疼，表情夸张没人弄得清真假。队上不敢拖延连忙派人把她送到呼玛医院，诊断为阑尾炎，肚子上挨了一刀。队上又让上海干部老赵守在病房伺候了二十多天，真是比亲爹娘还亲地寸步不离照料着。
从此，因为伤口疼，她更是不能干什么重累活儿了。每次派工，队干部那得动动脑筋挑省心省力的给她。需技巧的不行，需与人配合的也不行，工分太少的更不行，她得养活自己！以至后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她自己挑，她说干啥就让她干啥。比如给新房子抹墙甩大泥，需挖土拌草合泥等等，她便自告奋勇叫声响亮，“我拎泥桶！”“行啊，拎桶吧。”
心地善良的东北老乡，的确把这些知青都看成自己的孩子，尤其对这些弱势人群，越发现出人性中善的一面，体恤这些孩子千里迢迢来这儿不易，体恤他们的父母亲人不在身边。
老乡家常能看到杨抗美的身影，大爷大娘地叫着，如入无人之境穿进穿出比自个儿家还随意。她懂，乡亲们是真心待她，永远不会拒绝她。平日里缺个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去老乡家找，有点什么烦恼委屈，拔腿就去找队长主任书记。董书记王主任张队长什么的，这些个队上干部那都是给她预备的，甚至是她的出气筒。每见她气呼呼的过来，他们就会笑盈盈地，“抗美啊，又谁惹着你了，来，跟我说说……”她呢，总能消了气破涕为笑乐呵呵地回来。 重要的是，她挣的钱可不比别人少。
我清楚记得，翻身屯第一次给知青发钱，是每人三十元预支，（当时上海的学徒工是每月十七元八角四）。那天让我帮着出纳员杨奎林大叔一起发。只见杨抗美歪歪扭扭地签了自己的姓名接过那钱，这可是她有生以来自己挣的第一份收入，也是可由她随意支配的，她木讷讷捧过来，呆呆望着那叠票子，站那儿良久。
前所未有的幸福自豪，比别人多得多的幸福自豪。这从心底涌出的强烈感情足以从深层唤醒自我。至少让她抬起头来，用新的眼光重新评判人生，评判自己的价值。
她比我们谁都更适应，可以说过得如鱼得水，尽管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但身心得以舒展。发现，在这儿，她完全不用再怕任何人，更不必介意那些戏谑冷眼，不会再有伤害。无论是谁，天王老子都不可能再伤到她。她已经能肯定，从今往后人人平等，所有知青和她一样都必须重新学习，无论“戆”不“戆”都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断地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没谁可以例外。她只要不偷懒耍滑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脏的累的没人干的，只要自己行，派给她了就不含糊地干，常常是一天下来满头大汗一身泥水地收工回宿舍。
但得承认，从有了缺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们日后一生要比别人经历更多坎坷艰辛。委屈冷眼甚至嫌弃排斥总会碰到，这不奇怪，命运使然，谁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呢，即是亲生父母也会有哀其不争的深深失落。
幸运的是我们来到了这儿，有和大家一样充分表现的机会，再没有一个被丢在一边怨天尤人的弃儿。我们学会了与人相处不断完善自己，学会了分辨是非独自面对人生的种种考验。也学会了照顾自己，为了生存、理想和明天去奋斗去抗争。我甚至还为了有人背后骂我给我起绰号，惊天动地的跟人打了两架。
对了，还得简短提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兄，曾一路受人欺负言语不清嘟嘟哝哝眼泪鼻涕。依我的眼光他同样是个奇迹。
初到翻身屯时，队干部们还专门为他开过几次碰头会，讨论如何安排好他的生活工作，这样的孩子，可别委屈了他。
（如此有人情味的场景，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许多细节我记不清了，只知道不久便有好心的大娘替他做了暖和和的手套和兔皮帽子，有人替他烧炕洗衣服等等。他那眼泪鼻涕在胸前袖口糊成痂疤的棉袄，不久就有了干净的替换。老乡们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大爷，大娘……”那更是叫得热热乎乎乖的不行。
他先在老农手把手的带教下干些杂活，能干多少是多少。后来慢慢地，培养他做了车老板，每天“哦，哦，吁吁……”地赶着辆牛车，拉个拌子送个粪什么的。
别看活儿不怎么样，挣钱可不少，也算个缺不了的技术活儿，必须得让牛儿肯乖乖地听话。一大堆丁零当啷的轭套辔头，他得懂怎么给牲口套上，牲口还得配合，还得有耐心让他吭吃吭吃装上一大车货码结实了，最后让走就走叫停就停。容易吗？！教不易，学也不易。真要碰上牲口冷丁地发起毛来，尥蹶子弄得车仰货翻，又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远处，他就得独自一人制服了它从头再来，眼泪鼻涕是决不会有用的。
在那些北国的冬日里，哪怕严寒三四十度大雪纷纷，赶早的人们每天可以看到这十几岁的孩子独自一人赶着牛拉着爬犁，“哦，哦，吁吁……”走在村边地头。满载的爬犁碾过冰冻的大地，“吱吱呀呀”不紧不慢，顺着两条深深的辙印一路过去……
后来听说，又让他做了猪倌。反正，他能把这些别人不肯干的脏累活儿，独自一人承担下来经年累月地干下去。
年年月月，这其中的艰难辛酸可想而知，但我要说的是他是幸运的。许多其他省份的知青，比如安徽比如江西，有成千上万年龄比他大身体比他棒的，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苦耕苦作才挣二三角钱，一年干到头甚至还要家里寄钱买口粮，而我们这位十几岁的病弱孩子，却已经能有所积蓄给亲人寄钱了。我印象里那是七O年，上海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着大火，他那相依为命的外婆原本一直在那儿替人看自行车，因这场火一下子没了生活来源。消息传到翻身屯，当时他大哭一场，后来一直念叨要给外婆寄钱。他拼命干活拼命攒钱。据我所知，他甚至是那些男生中挣钱最多的人之一，因为他从不缺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出满勤。那么他能挣多少？以一个工一元五角计算，每月能挣四十多。（后来，生产队的收益越来越好，一天能挣二元多。）是不是了不起的男子汉？！一个自力更生大写的人。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他也回了上海，先听说在某街道厂，又说在某运输队。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繁忙的大马路上看见他，他好像是给什么单位送货，一辆黄鱼车左冲右突骑得飞快，“嘀铃铃……”一串串清脆铃声，神气自信。 如今，我们各自散落在上海，完全没有联系。但不用担心，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欺负他，他也应该有了自己温暖的家。
有一年，杨抗美赴呼玛之前特意来到我这儿，望着她那一脸按捺不住的兴奋，我认真问道，“杨抗美，我问你，假如当初你没去呼玛，而是待在上海，一直就做着上海人，那今天你会怎样？我相信你不会有今天。没有呼玛那段日子就没有你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
“是的。翻身屯让我抬起头来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激永远铭记，没有那段生活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你也代表我，所到之处替我给大家问个好吧。”
因为重病在身，我恐怕今生今世不可能旧地重游了，写下这些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们的青春小鸟，有幸在那片蓝天下飞过……
（作者系黑龙江呼玛县金山公社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