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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北平的娼妓分为明娼、暗娼和野妓3类。

有营业执照的被呼作“明娼”。“明娼”分为四等。

一等*院妓**被称为“一等清吟小班”，这里的*女妓**多有文化，且擅弹唱，接待的多是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和富商巨子之流。二等*院妓**被称为“茶室”，接待的多为诸如地主、工商业者，中下级军官等社会中层人士。三等*院妓**被称为“下处”，大多接待小本经营者、店员、手艺人等。四等*院妓**被称为“窑子”，一般接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对于*女妓**们，她们大多*身卖**给*院妓**老板或领家、失去人身自由，不仅身受*躏蹂**而所得极少，而且还常常遭受各种刑罚和非人的折磨。例如，挨烧红的通条打，不给饭吃，罚跪，等等。又例如，不论是经期、还是有孕在身，都被强迫接客。未成年的女孩子，甚至是8、9岁的*女幼**，也难逃厄运。她们当中，有90%以上的人身受性病之苦，其中有些人为此而丧生。

1、改造*女妓**决定的做出

1949年2月3日，北平这个千年古都被隆隆的车声和划破晴空的乐声所震动。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进了这一古老的城市，并决心使它焕发出崭新的容颜。

*院妓**，这一绵延了上千年的社会毒瘤，中国*产党共**人早在入城前，就已下决心.非取缔不可，非清除不可。解放军入城后，为维护社会治安，先是对*院妓**实行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例如，各*院妓**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并于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达当地派出所备核，凡有身着便衣持枪游娼者，须迅速秘密报告，等等。

还规定，*院妓**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虐待*女妓**，不得诱迫良家妇女为娼，不许阻拦*女妓**从良等等。此外，公安局对*院妓**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院妓**名号、老板的姓名及住址、*院妓**人数和*女妓**来源等。

为了阻止嫖客逛*院妓**，公安局还曾经采用过盖章的办法，凡是到*院妓**的嫖客，一经查出，先进行教育，而后在嫖客所携带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如遇未带证件者，其至把这章盖在他的衣服上。结果，逛*院妓**人数急剧减少，导致很多*院妓**或关张，或转行，或全班人马搬迁它地。

如何改造、清理*院妓**，解放军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市长*剑英叶**曾指示，先要把*院妓**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院妓**进行调查，了解*女妓**的情况。

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女妓**们来说，她们太陌生于开会了。所以，调查时，以个别谈话为主。

此时，*女妓**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恐惧，又有好奇、间伴疑惑和不屑。于是，工作组向她们再三地申明，向她们作调查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关心她们，要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对于工作组来讲，每日召集*女妓**开会并不太困难，最难的是深入到*院妓**，找*女妓**个别谈话。

因为，这些*楼青**女子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于是，工作组或把老板支开或把*女妓**叫到别的地方加以开导。要她们不要怕，要相信政府会给她们作主的。听了工作组的肺腑之言后，*女妓**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

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意在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而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院妓**从妓。出于维持因姐姐遭遇而急病的母亲和自己的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女妓**。不久，母亲与姐姐相继辞世后，她因借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女妓**的行列、忍受病体和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院妓**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女妓**们的情况。然后，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共中**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有关*女妓**的情况既已掌握，改造*女妓**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女妓**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女妓**习艺所，收容*女妓**，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

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女妓**委员会”。

10月15日，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院妓**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共中**北京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封闭*院妓**的工作。*共中**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仁不仅登门总指挥部，鼓励大家充满信心地工作，而且带领杨蕴玉等人到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专门调查*院妓**，深入了解*院妓**及*女妓**的情况。

2、一夜之间取缔*院妓**

1949年11月21日的一道电令，使震惊历史的行动成为现实。

11月21日下午。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

“查*院妓**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辱侮**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院妓**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院妓**。”

宣读声尚在空中回荡，如雷的掌声就已经响起。代表们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案。

5时30分，*荣臻聂**市长在麦克风前宣布：

立即执行这项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女妓**；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无声息地分赴预定岗位。

“出发!”一声令下，干部战士随同早已待令在*安门天**前的37辆卡车，风风火火地奔向*院妓**集中的地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灯区红**，而且以一二等*院妓**居多。

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院妓**的重点地区。

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院妓**门口*锁封**得严严实实。行动组人员出现在*院妓**里的时候，*女妓**、跟妈、茶房和管帐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直到行动组下了严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她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后来，这些*女妓**被送进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养院教**。

*院妓**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帐房清点完*院妓**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院妓**224家，收容*女妓**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夜之间就被割除了。

1949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报导了昨夜发生在北京的特殊战斗。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消灭娼妓制度的战斗从此在全中国展开。

3、艰难的改造

*院妓**虽然被封条封住了，但是战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比起查封*院妓**来，化解*女妓**心中的坚冰，帮助她们恢复做人的尊严，并使她们掌握劳动技能，成为服务于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远远困难得多。

集中了1303名*女妓**的*养院教**下设8个所，分布于原来的14家*院妓**。80多名女教养员分别来自剧院、学校、机关、妇联、公安局等单位，其中，大多年纪轻轻。肩负领导工作的杨蕴玉刚届而立之年，张洁瑜更年轻，仅仅27岁。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里聚集的是这么一批刚从*院妓**出来的*女妓**、你想一想，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有多难。果然，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头天夜里被收容进来的*女妓**们，尤其是原来在一等*院妓**里操持皮肉生涯的女子们一觉醒来，发现门口站着持枪站岗的战士，顿时乱开了锅，哭声震天，叫喊动地。这哭叫声里，充斥着恐惧与疑惑，包含着不满与忧虑。

回首过往，她们在北平解放前也曾被集中过。或者是为了把她们送进日本兵营，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或者是被国民*党**政府送去慰劳伤兵：或者是以检查性病为由，被当局敲诈一番。彼时彼刻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们吵，她们哭，她们喊，她们闹，这一切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对新社会了解太少了，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却又太多了。她们曾听老板、领家说，*产党共**恨*女妓**，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等。

现在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命运呢?

在她们来说，还是未可知也，因此，教养人员耐心地向她们宣讲：

“封闭*院妓**收容来的，是为了解放你们，是要救你们跳出火坑，过上新的生活，不再受*辱侮**和*躏蹂**。”“我们不需要解放!我们过得挺好!挣大钱，吃好的，穿金戴银，有跟妈伺候。在这里，却要我们跟这些*货烂**住在一起，真受不了!”不说从一二等*院妓**，就连那些从“下处”、“窑子”里收容来的也不示弱，这样振振有词，寡廉鲜耻。“谁是*货烂**，你也不干净!”她们跟教养员闹罢，又相互间争斗。

吃饭，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当工作人员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被收容的*女妓**们面前时，她们看到只是馒头、小米粥、熬白菜，这可叫开了：“这是人吃的饭吗?”“我们原来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想吃什么，叫一声，饭馆就送来了。现在就给我们吃这个?还是让我们走吧?”

有些*女妓**，尤其是过去处于一二等妓馆的女子，甚至把馒头朝工作人员、公安干警的身上扔过去。她们还把饭菜往地上泼，或者甚至于往菜桶里吐痰，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反感。说实在的，工作人员过去何曾碰上过这等事!她们尽管气愤，但只能藏在内心，而不能露于外表。情急之下，一个工作人员拿出自己吃的饭菜，不怒不恼地说：“你们看看我们吃的什么吧!”说罢，递过去的，除了冰冷的玉米面窝头和咸菜外，别无它物。

这一下，那些被收容进来的*女妓**们无话可说了，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实践出经验。教养员们通过实践，终于逐渐摸索出一套“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的纪律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经过一段时间，被收容的这些*女妓**对教养员由敌视转变为逐渐信任，由信任而发展成为感激，安下心来接受帮助教育。

4、医治身心伤痛

*女妓**在从事皮肉业期间，除了受到嫖客的*躏蹂**，除了遭到老板的盘剥和无赖的敲诈外，还受到性病的困扰。要使*女妓**真正得到完全的解放，除对她们进行思想改造和培养劳动技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必须医治好她们的性病。于是，组建了专为*女妓**们治疗性病的医疗队。医疗队的57名医护人员来自于6个单位。它的带头人是胡传揆和林子扬，前者是北大医院院长、后者是北京市性病防治所所长，他俩都是防治性病的专家。

经检查发现，在这1300多名被收容进来的*女妓**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仅占她们这群人总数的3.4%。其她的，无一幸免、都程度不同地染有性病。其中，4人尤其严重，下身已溃烂，因面送进医院治疗。另外，患有诸如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的，有1068人。一般说来，病得都不轻。比较而言，较轻的只有208人。患病者当中，有一些人是还未成年的孩子。

除性病外，还有很多人是有慢性肠胃炎、结核、心脏病、疥疮等症。当吋、治疗性病的有效药是盘尼西林针剂。这种药，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全靠从国外进口，仅为这批人治病而购买盘尼西林针剂一项，政府就耗资1万多元。在当时来讲，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看看政府对自己的关怀照顾。

这些*女妓**们不禁浮想联翩。她们没有忘记，在旧社会里，与她们操同一行业的姐妹一旦患病，动辄被老板扫地出门，最后抛尸街头。她们当然也没有忘记，有的姐妹因为接客过于频繁而生疮，狠心的老板用火筷子将疮部烫平后，强迫继续接客。

*女妓**们的恐慌消失了，疑虑也已不复存在。从此，她们开始认真地配合医疗人员的治疗。对*女妓**性病和其它病症的治疗，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作性病检查和治疗。第二步，作健康检查和治疗，第三步，作一般疾病检查和治疗。经过在*养院教**的4个月治疗，梅毒患者痊愈率占40%左右：淋病患者痊愈率更高达到95%。治病困难，染病容易。为着帮助她们具备或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医护人员、医疗人员一边认真治疗，一边耐心地讲授一般卫生常识和预防性病的措施。

同时对于哪些*院妓**老板等人员，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判了昔日*院妓**老板、领家，判处其中2人以死刑，19人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以5年以上徒刑，1260人以1年以上徒刑，4人课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教育释放。此外，没收房产168处共1824.5间。

1950年4月6日，是昔日*女妓**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将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犯被押上卡车后，在开往天桥刑场执行的途中，还特意从八大胡同*养院教**的门前经过，昔日的*女妓**们兴奋地聚集在*养院教**门口，要目睹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老板今天是何等狼狈。

当她们看到过去凶恶残忍的老板也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时，都高兴得呼喊起“*产党共**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尤其是原华清馆的几个*女妓**更显兴奋。她们说“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以后的路怎么走了。”

5、重获新生

在*养院教**里，教养员一方面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又着意培养她们的劳动观念，认识劳动光荣。因此，教养员们不仅给她们讲劳动英雄的故事，还经常请工人们到*养院教**、与学员们座谈，摆谈如今的工人如何处处受尊重。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开始锻炼。首先，自己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洗刷厕所，自己烧开水，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惯，努力适应新生活。

昔日的*女妓**们在*养院教**接受教育改造期间，如果想回家必须家里来人或当地政府来信证明，然后才发给路费，帮助回家。如果打算结婚的话，则须通过政府了解男方的工作情况及婚姻状况，还须双方同意，这才批准。如果有人要接走哪一个的话，那么他必须出具保证书，除保证她离开*养院教**以后或参加劳动或做家务外，还须保证她今后不再作娼；又须保证她的婚姻自由。

如果是丈夫或未婚夫来领走哪一个人，则须检查他们是否有性病，并由*养院教**发给她出院证明书，还要发给她由医生签发的健康证明书。同时，*养院教**还要给她所去地方的政府寄去通知书，以便政府检查和监督执行情况。

有一个名叫巧云的昔日高等*女妓**，红极一时。在她从妓时，所接待的嫖客多是富商阔少。虽说吃、穿不愁，但受的*辱侮**颇多。进入*养院教**后，在教养员的教育帮助下，转变较快，表现很积极，抢着干活、还率先揭发老板的罪行。离开*养院教**时，她决定嫁给一个农民，从事种地。她选中了郊区的菜农。男方40多岁，因无钱结婚，光棍一条。

来自市巾的昔日*女妓**走出*养院教**后，或进入城市被服厂，或进入地毯厂，从手工业劳动。也有的在家度日，操劳家务。

至于继续留在*养院教**里的昔日*女妓**，人民政府继续给她们足够多的关心，为她们耗资购买织布机、织袜机82台、并建立起“新生棉织”，使她们工作有安排、生活有着落。

到1950年6月底，1316名昔日的*女妓**都有了新的生活，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因被查出是*女妓**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的有62人。

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地进了工厂。留下来的209人，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其中，许多人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有的退休后还在居委会工作。一个60多岁的老人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要不是*产党共**救我们出苦海，哪还有今天呢?”

6、其他地方改造*女妓**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院妓**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 当时，天津市共有*院妓**448家，*女妓**两千多人，依靠*院妓**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院妓**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在积极鼓励*女妓**脱离*院妓**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院妓**的*女妓**都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院妓**被迫停业，570名*女妓**脱离*院妓**，其中结婚的二百多人，回原籍的一百多人，做工学艺的五十多人，私逃的六十多人。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进攻下，*院妓**大批停业倒闭。 到1950年3月底，全市*院妓**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女妓**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民国时期的上海，*女妓**这一群体非常大，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可知当时的失足妇女高达10万人 ，这也群体不光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当时的上海旧政府，一度成为上海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1949年6月，上海公安局根据市内情况发布了关于*院妓**的暂行管理规则，表示即将开展*女妓**改造行动，这些规则发布之后虽然也引发了一些行业老板的不满，但也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所以改造行动进行得尚算顺利。 1951年11月，上海秩序趋向稳定，于是政府开始命令禁止嫖娼，改造行动也随之加快，先后成功改造了几万个*女妓**。

在旧中国，外国*院妓**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女妓**组成的*院妓**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 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女妓**有可能达万人之多。

旧中国的外国*女妓**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女妓**、东洋(日本)*女妓**和白俄*女妓**三类， 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

*片鸦**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女妓**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院妓**。 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妓**统称为“西域葡萄”。

在改造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女妓**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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