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1840-1931）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界的最高指导者”。涩泽创办的包括500家公司的企业群，为日本社会留下了一份厚厚的物质遗产，其中许多企业一直活跃到今天。涩泽还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他重新阐释了儒家思想，这集中体现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以下文字是该书部分章节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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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
即使按照今天的道德观来看，孔子的门人们就孔子的言行所编写的《论语》一书，也应该说是重要的。这一点，只要读过的人就会知道。现在，把《论语》同算盘相提并论，似乎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论语和算盘》是日本企业管理必读书
我的友人在我70岁的时候，送给我一张画。这幅画的一边，画着《论语》和算盘，另一边画的是丝绒礼帽的大小绶带。一天，学者三岛毅来到我的住宅，他看到这幅画，觉得很有意思，就说，我是研究《论语》的人，而你是钻研算盘的人，既然拿算盘的人都如此下劲地读书，那么我在研究《论语》的同时，也不能不研究一下算盘了，我要同你一起，努力使《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密切起来。他就《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举了不少例证来说明道理。事实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常常认为，要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必须具有巨人的欲望，以充分地去谋利，否则的话，决难有所进展。但是，过于空想，只图虚荣的国民，决不能促使真理有所发展。因此，我希望政界、军界不要飞扬跋扈，而实业界则要尽力而为，即努力增加物质财富，这要是做不到的话，国家就不能富庶。但要说到致富的根源是什么?那就是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因此，我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士魂商才
从前，菅原道真讲和魂汉才，我认为这很有意思，根据这个，我常常提倡士魂商才。所谓和魂汉才，是说日本人必须以日本所特有的日本魂作为根基。只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优越，加上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贤者，所以在政治、文学和其它方面，中国都比日本发达，这样，日本就必须学习汉土的文化、学术，以培养才艺。说到汉土的文化、学术，书籍很多，但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则是中心。此外还有记述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书籍，如《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这些书，相传也都是由孔子编定的。所以一提到汉学，就意味着孔子之学，孔子就成了中心。《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籍，菅原道真公就很喜爱读它。据说菅原曾把相传是应神天皇时代百济王仁所献的《论语》和《干字文》，抄录了一遍，献给了伊势大庙。这就是现在还保存着的菅原本《论语》。
士魂商才也是这个意思，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上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当然就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十分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在我国，贤人俊杰有很多，但在他们之中，最善于作战、又巧于处世的，当推德川家康公。正因为他善于处世，所以他能威服许多英雄豪杰，开拓了15代的霸业，200余年间，人人都能高枕而卧，实在是伟大。因此，擅于处世的德川家康公，曾有不少训言遗留下来，其中，《神君遗训》更充分揭示了我们的处世之道。我曾把《神君遗训》同《论语》对照了一下，惊人地发现，它的大部分内容都出自《论语》。例如，《神君遗训》中的“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正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的意思完全一致。
此外，“责己不责人”是吸收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一句的意思：“不及胜于过”与孔子所教导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是一致的；“忍耐是安全长久之基；怒为大敌”，即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人宜有自知之明，草叶上的露水多则落”，是说要安分守己。另外“常思及不自由，就能知足。心中有非分之望时，宜回想一下穷困之时，“知胜不知负，害必至于身”等，这些说法，在《论语》的各章中也屡有所见。
德川家康公能巧于处世，开创了200余年的宏伟大业，可以说大都是受益于《论语》。
世人认为，汉学之教，肯定禅让讨伐，不合乎日本的国体，这是知其一面不知其二的说法。只要看一看孔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就可明白。因为韶乐，所述是尧舜之事，尧欣赏舜之德，因而让位给舜。所以，歌唱此事的音乐也达到了尽善尽美。武乐是歌唱武王之事，虽说武王有德，但由于是以兵力发起革命而登位的，所以说其音乐也未尽善。从这点上，能充分看到孔子是不希望革命的。总之，谈论人的时候，必须考虑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是周代的人，所以他不能露骨地批评周代的缺点，只能婉转地说尽美而未尽善。不幸的是，孔子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像日本这样万世一系的国体。
假若他生在日本，或来过日本，了解到我万世一系的国体，他会怎样的加以赞叹呢?闻韶乐之后，决不止会赞誉尽善尽美，一定会表示出更进一步的赞赏和尊敬。世人论孔子之学，要好好探索孔子的精神，如果不能以入木三分的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就不免有流于皮相的危险。
因此，我认为，要不误处世之道，首先就要熟读《论语》。随着现今社会的进步，新的学说不断从欧美输入。但从我们看来，这些新的学说，仍然是古老的东西，和东方数千年前所说的许多是相同的，不过更善于措词罢了。我们有必要研究日新月异的欧美新东西，但决不能忘了，在东方古来传承下来的东西中，也有不能遗弃的瑰宝。
日文论语讲义
《论语》是从事实业的实用箴言
我自明治六年（1873年）辞官投身实业以来，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初为商人之时，想到今后要以锱铢之利来谋生了，我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起以前读过的《论语》。论语是一本教导人修身养性的训言之书。难道不能在《论语》的教诲下来经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商人用《论语》的处世箴言从事商业活动，一定可以大展宏图。
那时有一位叫做玉乃世履的人，此人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他的书法、文笔都非常优秀，工作为人都很认真，在与众多官员的交往中，我与玉乃私交最好，大家称我们为循吏（认真、守法、热心治理百姓的官吏）。我们兩人几乎同时晋升为副部长一级，并且胸怀大志，希望将来能够做到国务大臣。当他听到我要辞官从商的消息，痛心不已，并对我进行劝阻。那时我担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井上先生因为在管制的问题与内阁意见相左，争吵之后退出政界，我也和井上一同辞职了。因此，看上去好像是我与内阁的意见不一致而辞职的，但我辞职是另有原因。
当时我认为，日本在政治、教育等方面都有加以改善的必要，但是日本的商业存在很大的弊端，商业不振，国家就无法增进财富，因此我认为，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应该大力振兴商业。当时的日本社会存在“从商无需学问，有学问反而妨害商业发展，经商赚来的钱，传不过三代”的说法，人们常说第三代是最危险的一代。因此，我下定决心要靠学问生财致富。由于突然辞官经商，我的友人包括玉乃並不理解，他们把我的辞官和内阁争吵相混淆，玉乃得知后，责备我的不是。他们认为我不久之后，就会升任次长，而后变成国务大臣，“本应报效国家，如今却为金钱所惑，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的人”的劝告，其中以玉乃世履最为激烈。我大大的反驳了玉乃，我引用了《论语》，试图说服他，并征引赵普说过的半部《论语》助皇帝治国，半部《论语》助自己修身养性。我决定一生信奉《论语》的教诲，赚钱有何卑贱可言？如果轻视金钱，国家又怎么能富强？*官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我们尊敬的事业到处都是，当官并非唯一的道路。我引用《论语》反驳玉乃，这才说服了他。我认为《论语》最堪称完美，所以下定决心在商业上作为终其一生的信条。这是明治六年（1873）五月。
此后，我就加倍努力地研读《论语》，我曾向中村敬宇老师请教，也听过信夫恕轩老师的课，无论多忙，都没有中断过。最近我常去请教大学里的宇野老师，他主要为孩子教授《论语》，但我也每次必到，并提出很多的问题，获益良多。他的教学方法是逐章讲授，让大家体会讨论，待大家都理解了才开始讲解下一章，虽然进度较慢，但大家确实都充分了解和领悟了其中的内涵，所以他很是受大家欢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过五个人的《论语》讲解了。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者，所以有时难免碰到不能深刻理解的地方，例如，《论语·泰伯》中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到了今天，我才领悟其深切的真意。由于此次是详细钻研，各方面都注意到了，并且领悟了很多以前似懂非懂的问题。
有教无类的孔夫子
《论语》并不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也不是只有能读深奥著作的学者，才能理解。只是很多学者故弄玄虚，把它弄的复杂化了，致使农、工、商阶级的人对其敬而远之。孔子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先师，无论是农民还是市井商人都能向他请教，聆听他的教诲，孔夫子的言论真是实用，而且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