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的基因在平安身上留存多久，平安就能走多远。
编者按：如何才能准确解读一家企业的投资价值？除了阅读财务报表和新闻报道，企业传记也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未来始于过去，从企业的发展历史更能够看出一家公司的基因和底蕴。长期以来，中国平安都是人们眼中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最为规范、与国际最接轨的中国公司，同时，也是投资者眼中最具投资价值的国内上市公司之一。2020年9月9日晚上，北京由新书店，新媒体品牌“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原总编辑秦朔，平安集团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和《巴伦周刊》中国版主编何刚，共同解读了这本真实还原平安32年成长历程的企业传记：《无止之境》，通过回顾平安的企业发展史来看清这家公司未来的投资价值，本文是经过编辑的对话精选。
令人怦然心动的改革时代
何刚：两位都是新时代南下干部，秦总1990年复旦大学毕业到广州去了《南风窗》，后来又回到上海，整整30年；盛总1995年到深圳，1997年到平安，整整25年，两位都看着平安从区域性金融机构成为今天的全球巨头，首先请两位回顾一下当年来到南方的情形。
秦朔：那个年代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怦然心动。今年刚好是深圳特区40年，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深圳起来的。广州1984年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广州当时的市委书记徐世杰和市长叶选平，提出一些很先进的口号，比如让从零开始的人讲话，还做了一个叫做“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就是市民向市长提建议，这些活动都开风气之先。
我对广州印象最深一件事情，我们拍过一个电视片《生猛海鲜》，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人喜欢吃海鲜、吃鱼，但吃的只能是死鱼，广州市领导说，对岸的香港人能吃上活鱼，我们广州人为什么不能吃上活鱼？所以要搞价格体系改革。当时有人说现在哪儿有活鱼，叶选平这些老同志说，别看现在河中没有鱼，只要有了市场，家里农村田头就开始养鱼，开始价格先上去2、3倍，后来慢慢就会下来了。后来果然靠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鲜鱼的供需慢慢达到平衡，让我们大开眼界。
盛瑞生：深圳当时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热”，大夏天太阳晒得不止流汗，感觉是在流油；第二个感觉就是到处都是工地，那个时候的深圳上海宾馆以西还是全部农田，什么都没有，所以这种天气跟建筑工地，还有满街的拥挤人群，让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当时是通过招聘来到了平安。当时平安内部寿险客户有差不多百万客户规模，他们需要更好地服务客户，所以，我去这个公司帮助协助采编一个客户服务类资讯媒体。我老家是江苏，江苏人夏天穿西装短裤是标准的男生打扮，到了深圳以后，发现那里年轻人都穿长裤，不穿西装短裤，到了平安必须穿长袖衬衣，非常贴近国际标准。我觉得父母没有教过我们怎么穿衣服，平安教会了我怎么穿衣服。
何刚：当时保险行业已经开始风云突起。1988年平安在蛇口创立，今年很多年轻一代对蛇口已经不太了解，为什么平安1988年前后能够从蛇口这个地方横空出世？
秦朔：今天我们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初在深圳的很多动作，我觉得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前一段深圳40年特区纪念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忆深圳的改革开放最早时候有三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就是袁庚，他受中央委托创办了内地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园区，就是蛇口工业园区。
那时还没有深圳特区，先有蛇口后有深圳，把香港一些想法和做法在这里尝试，包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是因为袁庚看到香港人在周五前跑步把钱存在银行，因为如果周五下午三点不存好的话，周末就不会生息，这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来历。后来小平同志南巡时，这句话作为标牌立在小平必经之路上，红遍整个内地。
从袁庚这个源头催生了很多企业，蛇口1980年有了中集集团，在1984年有南玻，1987年在蛇口工业园区内部结算的财务基础上有了招商银行，1988年香港投资者说到内地投资只能买一个险种，能不能推一些商业保险项目，于是平安诞生了。
除了这根主藤，还有一条根源是当时电子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计算机局局长马福元，1985年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民泽**同志派他去深圳整合部署、省署、市署等等电子企业，推出了深圳电子信息集团，后来更名为赛格集团。这里出来了华强和康佳等企业，特别是深圳的华强北市场最后成为全球产业供应链集散地。
最有一条根源是香港港中旅副总马志明，他1985年在深圳创办了锦绣中华，中华民族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让深圳这个地方有了文化。他模仿荷兰小人国在深圳搞一个微缩景观，让中华文明五千年都在这里展现。无论是袁庚先生、马福元，还是马志明，这几股力量带来了开放市场和国际化，从这里慢慢分出来很多子子孙孙。
盛瑞生：蛇口开放港资进来以后，香港来的投资者和高管们希望有多样化的保险选择，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也是平安诞生的最基本的动力机制。马总应该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喜欢研究历史，看到了招商局早在100多年前就创办过第一家民族保险企业，当时叫仁和保险，所以他就跟袁庚建议“百年招商、重操旧业”，我们去创办一个保险公司，但是难度确实非常大。
马总有时候开玩笑说，平安是1988年成立，但是他的司龄应该算34年，因为他是从1986年开始提建议和筹备，中间曲折过程非常多，在北京、深圳之间来来回回各种申请、汇报、沟通。
当时不容易在哪里？这个企业刚刚成立时候，连工商登记都碰到困扰，说你们这个企业什么性质？工商局说，你们不算国有企业，应该是股份制，但是股份制在那时还有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后来深圳智慧化地变通，在股份制前面加几个字，叫社会主义股份制。
第一代深圳企业家的理想主义
何刚：早期平安创业史里面提到“理想主义”，按理讲市场化是现实主义者，有钱就赚，只要不违法，就应该挖空心思把生意做大，这跟您所提到的理想主义什么关系？
盛瑞生：今天回头看，马总那一代创业型企业家，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宏大追求。其实平安刚刚成立没多久，生存都有困难，但是就想要做一个国际上很厉害的公司，对标的对象是当时的友邦、保诚和德国安联这种百年保险公司，都是我们当时希望学习和赶超的。
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第一，保险当时在中国完全是一片荒地，十几亿人的大国，规模一旦做起来不可想象；第二，刚才讲到平安从创立开始，就比较时尚、国际化，做什么都是学习国际最好的标准。
在1994年公司的几次增资扩股过程时，管理层突发奇想说既然要做国际领先的公司，我们资本股东能不能找外资？我们一下子就看中了华尔街最牛的两家大行，一家是摩根士丹利，一家是高盛。平安这家公司在非常小的时候，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就比较大，做事情的起点标准也比较高。
秦朔：其实当年深圳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一批企业，有着某种相似性。比如说万科、华为、平安，都是现在的世界500强，都是行业标杆。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三家公司创始人，其实在公司里面的股权都是微乎其微。
王石的股份很少，马明哲的股份也是少之又少，任正非现在只有0.01%左右。这些人在创业时候，是希望改变当时的体制机制，实现抱负，实现伟大理想，要做世界级企业，他们这些公司都强调文化价值观。
万科的价值观是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华为讲奋斗者的文化，平安则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精华相互结合，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后来就是儒家文化为主导，天行健自强不息。
这几家公司一开始不是只想着赚钱，怎么套利，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深圳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这些人层次、背景、学历各异，你用什么来凝聚他们？简单讲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特别是创始人以身作则，形成这种公司文化，现在来说就是长期主义。
盛瑞生：关于牛顿和孔子还有个小故事。公司一开始在培训教室大厅里面放了牛顿和孔子的塑像。1998年，中国开始进入WTO谈判，这个时候美国《时代》的记者来采访平安，马总就带他参观平安的培训教室，给他讲平安的文化，那天我正好陪在现场。那个记者非常有意思，他说马总讲的这个道理他知道了，可是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爱因斯坦？马总沉默了一下，说你说得对，也许爱因斯坦更适合。因为牛顿代表古典物理学，爱因斯坦则代表当代科学。所以，我们行动挺快，不到一个月，牛顿像就换成了爱因斯坦像。
何刚：这三家公司确实有共性，创始人的公司股份都很少，都拥有世界级眼光，深耕自己的行业，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的。正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定的目标、规则、文化和价值观与众不同，不为短期局部利益，所以这些公司纷纷在各自行业殊途同归，走到龙头地位。深圳这个地方能够产生这样企业，但是别的很多地方反而没有产生这样的企业。
从产品到营销，再从战略到文化
盛瑞生：最初的深圳企业不约而同都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当时秦朔专门在《南风窗》做过一个策划，评价了6家中国最有文化魅力的企业，其中就有平安。
秦朔：我当时写了6家企业，只有一个企业君安证券后来被合并了，除此之外其他5家企业现在都成为世界500强：华为、平安、万科、海尔和联想。
20多年以前，我当时在广东看了很多企业，发现企业经营，短期可以靠产品，但是广东的产品更迭很快，今天可能是风扇，过两天就是消毒碗柜，再过两天就是空调，经常变。那还能靠什么？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营销体系。现在看来广东很多企业成功跟营销体系有关，无论当年的步步高，乐百氏，还是今天的海天味业等等，渠道很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应该是企业战略。万科刚开始也是什么都做，最后慢慢收缩。
再往后，我又觉得比战略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这套东西如果没有，公司就崩掉了，当时有很多教训。所以我开始观察哪些企业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渠道就是看他们的内部报刊。
深圳是当时中国内刊最繁荣的地方，华为当时有一家《华为人》报，还有很多管理手册，平安有晨会，已经形成一套体系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定要去看看。所以就去采访了一些人，采访以后发现平安搞文化建设不是虚的，是真正希望用一套文化能够让员工们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当时马总讲得很有意思，说光靠制度，就算能管得住，成本也很高，如果把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管理成本就低很多。
盛瑞生：如果给平安的企业文化做一个渊源上的定义，应该叫做“中西合璧、古今贯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西方人创立的行业，它建立在基于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算之上。同时，我们这批人来一起做这个公司，马总讲我们不是一个团伙，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成就这样理想。公司大了以后，到全国各地铺设分支机构，大量招聘人员如此多的人从学校走进职场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人？职业人的教育其实是我们在过往教育中所缺失的一部分。所以，马总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学些一些最基本价值观，我们找到了儒家的“仁、义、礼、志、信、廉”这6个字，作为我们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何刚：2000年平安做过一次品牌大征集，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平安、平安中国”，现在看起来水到渠成，浑然天成。当时这个品牌塑造和文化提升是怎么发生的？
盛瑞生：因为那时候正在从公司整体治理层面在做分业改革，寿险和产险都要成为独立的法人全球金融业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经过分业经营的过程，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2000年左右形成了整合式发展模式。我们推进集团的整体改革，集团公司要上一层成为控股平台，每个公司在下面持牌经营，分业监管。这时集团公司需要对下属子公司用一个统一的品牌名字，之前大家叫平安保险，平安保险不能放在信托身上、证券身上，最后就是确定为简单的四个字：中国平安，用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品牌名称。
那么广告语怎么打？当时我们一方面在内部员工中征集，另一方面请外部专业广告公司，当时麦肯光明提出了非常好的创意，它提出“中国平安”这四个字，天生跟中国这片土地有深刻的情感联系，“平安”两个字又是我们国家老百姓对其生活、人生、家庭等最朴素一个祝福语。所以，“中国平安”倒过来“平安中国”这样一个祝福语，使得我们这个品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思、所爱、所恨息息相关。
当时的广告大概是从这样一个方向上创意，选了青海的平安县，大庆的平安屯，上海的平安里，北京的平安大街，广西桂林的平安桥，大概选了五、六个地方，同时把跟中国象征平安的一些传统符号，如平安结、风筝等，结合在一起。这句广告语，既体现了平安的文化、价值观，最后也和国家、人民的呼声、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平安凭什么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
何刚：随着深发展改名跟平安银行合并成大的新的平安银行，平安保险、资产管理和银行三个大军团齐备，外界说平安躺着挣钱，但平安后来走向了一条坚定不移的科技化、数字化道路。平安决策层是怎么考虑的？
盛瑞生：马总一直保持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如果讲起点，早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在做科技，那时我们发现互联网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颠覆性，于是开始创办PA18互联网保险销售服务平台。今天我们回头看，20多年过去了，其实当时保险销售要完全用线上模式还不现实，所以我们后来把P218关了，但是那批与互联网和科技有关的人才内化到了平安队伍中，加上原来麦肯锡从事科技咨询服务的一些人，他们奠定了我们推动科技转型的人才储备。
更大因素在于整个平安在公司文化上一直有非常强的危机意识，马总从来不认为平安什么时候可以守成，马总说平安一旦守成，就败了。他讲了一句话，平安永远在创业。回到平安基因上看，当年蛇口的基因所培养出来一批企业，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饥渴的意识去适应各种变化，快速响应。
何刚：考察整个平安科技转型，为什么平安能够走通科技创新这条路？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金融机构在科技方面虽然舍得花钱，但是科技基因还是不够，是不是科技跟金融比较稳健保守的文化有冲突？
秦朔：从2018年平安好医生的上市，到2019年的金融壹账通的上市，再到接下来的陆金所，包括区块链这些技术，平安也走在全球前面，平安的科技板块确实已经具备了独特存在的价值，这条路确实证明走通了。
我感觉马总将来回想起来，个人费心最多、挫折感最强的可能也是科技范畴。因为马总不是追求小成的人，他是追求大成的人，一定有很大成就才能感到满足。从PA18，再到2012年陆金所，整个过程中，平安一直在攻克一个问题，即流量从哪里来。因为金融业务还是比较低频的，缺乏用户黏性。
所以，我觉得平安管理层有巨大的勇气，我相信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绝对没有第二个人，就是允许你最大可能地跟母体发生变异，允许你不穿西装上班，给你股权期权，这些人晨会可以不参加，灵活处理，允许火星人在地球的存在，谈何容易。
我自己写书过程中有一个感觉，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牛刀效应，杀鸡用牛刀。中国所有机构攻克科技难题，本应该是杀牛的事，他用小小的刀，平安搞科技后台多少人？平安有11万人，这个里面科学家就有几千人。一旦这个牛刀磨成了，你就可以真正去杀牛了。马总的目标是跟BAT，甚至跟谷歌对标。如果把平安现在科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的市值加在一起，也可以排在中国互联网前几名。
何刚：《巴伦周刊》英文版去年讲平安被低估的三大理由，最关键理由是平安是一家科技公司。华尔街看平安，发现平安已经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集中化，效率已经远远领先中国机构，在世界科技机构里面也不输同行。马总作为关键决策人，他的远见，担当和力排众议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什么时候平安内部从上到下有逐渐的共识，认为科技的投入，包括科技价值是平安未来的可能？
盛瑞生：科技最初在平安也是内生于金融主业中，比如车险理赔最初是三天赔付，后来缩短到一天，如今提速到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这成为平安产险业务在市场竞争中非常重要的尖刀，只有用科技的方式才有机会实现。
管理层的前瞻性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如果从管理层和董事会角度，我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是2004年在香港上市，跟我们前后脚腾讯也在香港上市。我们那时发的股票价格是10.33元，腾讯当时是3毛钱，几年过去后平安管理层发现腾讯的市值涨得非常快。这个过程当中科技给社会、给市场带来各种颠覆性的认知，这也是一个外部的刺激。
32年之后，平安的未来在哪里？
何刚：2019年平安全年营收达到1.17万亿，平均每天3.2亿营收，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00亿，平均每天利润4个亿，集团资产8.2万亿，集团个人客户突破2亿，这些数字太恐怖了。平安已经走过32年快速发展期，这么大规模一个公司，未来32年平安会不会进入保守发展趋势，长期增长的创新活力来自什么地方？
秦朔：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因为保险银行的营收和利润模式跟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以及人口红利情况等等紧密关联，随着整个中国金融业资产负债表黄金扩张时代结束，接下来必然走向精细发展和管理发展，从硬币的这一面看，还要再指望那样一种高的增长不太现实。今天中国整体投资回报率也在慢慢下移。平安在与同行的比较中肯定还是最优秀之一，但跟自己历史相比，可能会慢下来一些。
那么接下来希望在哪里？一方面通过国际化可能会有更大的市场，真正的希望还是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来重新定义平安，让硬币的这一面生长更加迅速。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全世界很少见平安这样的模式，一个金融背景的公司最后定义自己成为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公司。
2018年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大会请马总演讲，讲完以后，麦肯锡全球合伙人说这是“迄今为止金融行业里边走在最前沿的一次尝试”，这个尝试结果当然可能达成，真正实现马总自己的一个愿望，成为百年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波折，这就需要整个平安的组织、平安的文化、平安的创新，继续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硬币另一面发动起来。
何刚：平安曾经大胆尝试国际化，我们看到今天国际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未来的平安是认为在国内机会大于国际化机会，还是坚定不移通过国内深根和国际拓展，两条腿并重继续往前走？
盛瑞生：整体上公司未来大的战略路径是“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实施具体路径是通过“金融+科技”“金融+生态”驱动。
首先是“金融+科技”。科技赋能金融主业，帮助金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一块近两年成效已非常显著，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智能语音机器人服务客户的在线服务频次服务量级达8.6亿，占整个服务的82%；平安每个月大概2900亿的*款贷**催收是通过人工智能完成的。其次是“金融+生态”。我们的几个科技公司，是基于生态理念所设立的公司，不仅服务于平安，更服务于外部生态。比如平安好医生、平安医保科技等一起建立起平安的医疗生态圈。。平安的医疗科技专利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平安的医疗科技包括智能影像技术、肺结节影像识别技术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糖网筛查技术也在全球排名第一。这些底层技术使得我们有比较强的技术基础，通过互联网、云、人工智能等方式能够为医疗机构、为老百姓提高医疗服务的品质。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医疗健康生态可以实现向金融主业的转化，为金融主业引流。让患者，或者是有健康需求管理的用户转向购买平安的健康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顺理成章的。这就是“金融+生态”，在这个模式里，如平安好医生，已经有3.5亿左右用户规模，是行业最大的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平台。
在疫情期间平安好医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觉得中国市场还是有足够大的空间需要深度挖掘，比如说医疗健康生态圈就需要我们深度耕耘。
国际市场我们也是在看，主要通过科技输出方式。这两年已经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说金融壹账通帮助香港金管局打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平台，是我们业务国际化的一种尝试。另外港区政府批给壹账通虚拟银行牌照，成立平安壹帐通银行，也是国际化的一种尝试。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金融企业家
秦朔：平安在20年前出过一本书叫《大道平安》，那本书是对于20年发展的总结，提出在中国市场上走正道、坚持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结合是行得通的。5年前我开始为新书做研究和创作时认为，《大道平安》出了好几年，很快平安就要30年，最近这几年恰恰是平安又发生了很多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时候，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很多结果是超预期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再次绽放，更加绚烂，甚至有一点悲壮的色彩，有很多项目失败了，或者发生了调整。所以我们觉得平安的发展没有止境，不像很多公司已经看到了天花板，《无止之境》就是这么来的。
假若评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百位金融企业家”，我认为马明哲先生当之无愧是第一位，他是这个公司的创立者，他这30多年经历了公司整个经济周期。招商银行的马蔚华先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马蔚华从1999年到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今天的中国我认为零售做得最好的，就是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为什么他们做得最好，因为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拼服务。
平安的发展史，现在说是辉煌的成长史，无止境的自我进化史，其实也是一部血泪史，有很多酸甜苦辣。我觉得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明哲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领导如此大规模的一家公司、坚持不断自我进化的真正的民族金融企业家。
何刚：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金融家，马明哲先生当之无愧。您跟马总一起工作协助这么多年，怎么评价马总？
盛瑞生：第一是勤奋，勤奋到什么程度？可能大家都知道平安有邮件文化，包括各种签报都是有时效要求，过了时间系统开始自动催你。但马总肯定不会有人来催他，因为他批的效应非常高。最关键一点，就是大家都入睡了，马总还在深入思考一些公司战略、文化，一些重大的改革创新，他很多时间在凌晨一两点还给大家发来长篇邮件，分享他的思考和见解。其勤奋令我们自叹不如。
第二，其实在平安整个成长过程中曲曲折折的事情非常多，马总给我的感受是坚韧不拔。在很多场景中，我们觉得应该调头回去，或者换一条路，他认为要坚持，给我们非常强的信心和决心，让整个队伍觉得往前走是对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所体现出来那种坚韧的毅力，非常让人钦佩。
第三点，他有超出想象的年轻心态。在平安，很多比他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岁的干部，经常觉得自己跟上马总的节奏都有点气喘吁吁的感觉。他每天思考的东西都非常前沿，非常有挑战性，并且他有十分触类旁通，某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行业或事情，他都能想到可能带给平安什么借鉴、影响甚至是颠覆。他的年轻时尚、追求学习的劲头，时常让我们自叹不如。
在创新和专业主义中找到平衡
何刚：最后请两位做一点小结，32年平安发展历史，40年深圳发展历史，42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从平安看深圳，从平安看中国企业，从平安看中国，这里面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总结和忠告？
秦朔：平安大概是中国大型公司里最具创新活力、边界最无止境的一家公司，但是它又是中国创新型公司中最具有专业主义的一家公司，整个管控、组织管理、组织文化、流程架构，非常具备体系性，这两种特性结合，产生了一个平衡，让平安既有企业家精神和弹性创新能力，又有规范性，包括非常注重集团层面的管控。
放在40年的尺度，深圳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世界级的企业，而且基本上创始人贯穿企业经营始终，而不是像我们今天在世界500强里看到很多公司名字，根本不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不知道今天谁在那里管理。
国家经济实力可以解决规模问题，成就世界500强，但要解决世界品牌100强的问题，我觉得创业家、企业家才是答案。展望中国未来，固然我们需要有很多的500强，但我们更希望有更多企业家、创业者创造出来的品牌，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走进千家万户，最后自然而然变成国民心目中的品牌。
原点是什么？原点是创业。当年华为才2800块钱就起家，王石一开始也不多，马总那个时候第一年任务才500万保费，都是很小的金额。如果社会缺乏创业情怀，我觉得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情，这是深圳给我们的最大的启发。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按照每1000人常住人口所拥有的市场主体，或者商事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村的集体合作组，千人中拥有的创业主体，深圳253、广州156、杭州117、上海113、北京97，这是我们最近做的统计。换言之，深圳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每7个人就有一个企业主体，从创业密度上遥遥领先。所以，现在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弘扬深圳这种精神，让大家有创业热情。
深圳从最早只有3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没有千千万万人去创业，愿意去承受代价，承受风险、不确定性，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深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再次弘扬创业创新精神，这是深圳给我的体会，也是平安给我的体会。
盛瑞生：我觉得如果总结来说，大家经常讲回到初心，所谓初心，就是回想我们当年怎么出发的。平安当年从蛇口出发，蛇口基因包含几个因素，一个是刚才说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其次就是开放心态，继续保持开放精神。
从平安的角度来讲，马总经常讲，平安是蛇口的孩子，蛇口的基因在平安身上留存多久，平安就能走多远。我们觉得在平安未来我们继续秉承好蛇口的基因，保持好开放进取的精神，我们就能共同期待平安的“无止之境”。
巴伦书单
《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
英文名：Boundless
作者：秦朔 陈天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