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排长
张洪瑞
活活泼泼的四排
我原是北京军区炮兵五师炮兵连的，于1969 年3 月退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七连，任四排长。
四排是大田排，主要任务是干农活儿。我在农村里长大，当兵前跟着父母多少干过些农活儿，但对于如何种田确实是个外行。
高副连长，名高荆尊，是乌海农场留在兵团的干部，可谓种地行家里手。其他连干部都是从北京军区新调入的，懂得带兵不知农事，所以事关农活儿一律听高副连长调遣。我带着刚从学校走出来的知青，开始跟高副连长学着干农活儿。高副连长教我们怎么干，我们就照猫画虎跟着干，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
就说锄麦地吧，绝大多数都按要领做：前腿弓，后腿绷，把锄头甩到前边插进地里再用力拉回来，一步一锄，锄一下向前迈一步，左右交替，循环往复。可有的战士锄了一阵子以后提问：“锄在前我在后，这样岂不是把刚锄松的土地又踩实了吗？能不能倒着拉，拉一下后退一步呢？”
看着这群从大城市里来的学生，敢想、敢说、敢干、生龙活虎的，我不禁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段著名的论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啊，这群年轻人不正是祖国的希望吗！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
四排的战士们甭管怎么干，用什么方法干，倒有一样特别好，他们全都不娇气，干活儿不惜力，个个肯流汗真玩命。我直担心这么繁重的劳动会不会影响他们长身体，可同时又怕他们只有三分钟热气，有前劲没后劲。
高副连长在地里巡察时看见四排战士士气高，手挠着后脑勺笑着对我说：“老张啊，学生们干到这份上太难得了，虽说是气可鼓不可泄，但什么事咱得慢慢来，千万别把孩子们累坏呀！”我记着高副连长这句话，时时提醒自己要爱护战士们。
在那个年代，全国上下男女老幼每天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搞“早请示、晚汇报”，这也是兵团连队的必修课。每个班都要严肃地组织这项活动，每个人都要认真地狠斗“私心一闪念”。四排的战士们年轻单纯，思想十分活跃，开班务会他们都踊跃发言，既自我批评检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也表扬别人的优点批评别人的缺点，个个都不示弱。不少人说得合情合理，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有的人比较简单，发言用词不大恰当，甚至幽默中带点讽刺，但是也没什么过不去的，说完了就完了，也没谁记恨批评过自己的人。
我常常感叹：这些学生到底是在大城市受过正规教育的，总体来说比较理性，比我刚入伍当新兵时强得不是一倍两倍呀，我应该真心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像兄长那样爱护他们才对。
几十年过去了，四排战士活活泼泼的影子常在眼前，回想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觉得很甜蜜。
精明强干的饲养排
1971 年底，我结束了去乌盟军管的任务回到连队，被调到饲养排担任排长，副手是侯淑凤，她对工作热忱负责，是我的好搭档。
饲养排是连队的重要部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排里班组很多，有鸡号、马号、猪号、羊号、积肥班，每种工作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工作和居住地点相对分散。饲养排战士们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精明强干、敢负责任、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任劳任怨、活泼开朗。
老兵排长在大渠口合影（摄于1970 年/ 张洪瑞提供）
左起：徐四胜、朱义恒、冯恩、张洪瑞、
冯福成、林玉仿
当年*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的号召，我们针对饲养排的实际情况，在全排会上提出了奋斗目标：“广积肥，多打粮，提高牲畜产量，保证牲畜健康。”分班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口号不仅响亮，而且有具体工作内容，也好记。
兽医王斌对连队饲养工作的贡献很大，为了保证猪马牛羊鸡的繁衍生长，她千方百计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搞环境消毒，打预防针，昼夜24 小时随叫随到，有时忙活一个通宵第二天照常工作，非常辛苦。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一般同志不知多多少，可她从来不埋怨、不攀比、不声张。
羊号的张华、张玫勇于吃苦，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朔朔的冬天，总是把羊群赶到草多的田野，让它们吃饱吃好。她们放羊一出去就是一天，渴了喝*用军**水壶里的水，或干脆拾一块渠里的冰块，饿了啃几口干粮。
马号是连队运输的主力军，拉煤、运粮、拉麦子，以及全连指战员生活用品的运输，主要依靠马车运输。班长胡灵，还有丁小雷，他们把马号管理得井井有条，车倌们对马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马车也是爱护备至，而且最可贵的是人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连队用车，他们时刻准备着，不提条件、不讲价钱、不说困难，永远就是一个字：“走！”立即套车甩鞭出车，从未误过事。
作为饲养排的排长，我没有做什么更多的工作，主要是与战士们平等相处，视他们为自己的弟弟妹妹。饲养排的战士们基本素质好，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很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人前人后表现一个样，他们外出工作让人放心，所以我这个排长当得身上轻、心里美。
千方百计保我的排
在饲养排当排长不是光有美事，我遇上过一件令人非常纠结的事。
刚调入饲养排时，连队某干部找我谈话，他介绍了马号战士何大业的情况，说他原来在大田排和几个人搅在一起，有野心、有阴谋，是个小爬虫等，让我负责对何进行监督，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他汇报，还要我回去召开排里的批判会，对何大业展开毫不留情的革命大批判。
锄地（摄于1969年/王德成提供）
听了这个情况，我对某干部很不满意，觉得他小题大做，当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一个学生，他能有什么野心呀？！”“他和那几个人与一般学生不一样，他们思想复杂，不单纯，一定要开他的批判会，决不能让这种人得逞。”
谈话气氛太不和谐了。我俩的认识相去甚远，不说也罢，任凭他说他的，我不言语也不反驳。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回到饲养排，我把某干部交代的任务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仍然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何大业从生活优越的首都来到艰苦的边疆，本身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也是改造思想的一个过程。再者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野心，他怎么可能成为什么小爬虫呢？这是哪跟哪呀！
我在部队好几年，又去军管一年多，自信自己有正确的革命方向、坚定的阶级立场、懂得*党**的政策，于是抱定了“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对策”，决定默不作声，该干吗干吗，就是不召集排里开批何大会，把事拖黄了算。
几天过去了，某干部见我迟迟没有行动，又一次找我谈话，严肃地指出：“你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不够积极，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不管你个人有什么想法，批判会必须得开。”语气强硬，明显地带有不开也得开的意思，并且已经把开不开批判会提到政治的高度，而且涉及我本人。
我有点堵心，想顶他一句。我深深呼吸了一下，稳了稳神，觉得没必要顾虑他的批评，也不能迫于他的压力而放弃己见，必须如实地反映真实情况，这才是既对领导负责，也对战士本人负责，同时也对得起我的良心——我是一个*产党共**员哪！
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汇报何大业的表现：“这个学生现在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工作很好，踏实肯干。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走出学校，离开父母，来到祖国边疆，这多么不容易啊！……”未容我说完，他脸色变得很难看，非常不高兴、不耐烦，甚至有些气恼，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我：“不行！批判小集团的会必须开！”至此，事情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我承认自己天生有点笨嘴拙舌，但是恐怕再能言善辩的人这时候也难以说服他改变主张。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排里。何大业是个好孩子，他不善于表白自己，情绪低落，心情沉闷。我内心深处同情心疼他，觉得那么大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太不公道，当排长的应该尽力保护他，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和我的战友都是肉眼凡胎，人无完人，孰能无错。有缺点错误可批评教育，怎么能搞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呢？那不是平白无故地整肃人吗？
我担心何大业承受不了他本不该承受的思想压力，弄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可就坏菜了。所以某干部再三催我开批判会，我始终坚持我的对策——嘴上答应着“就开，就开”，却一直压着不办，既不找何大业谈任何话，也不在排里走漏一丝风声，像没事人一样每天按部就班地安排各项工作，能拖延一天是一天吧。我祈盼用时间的魔法将小事化了，千万别引出什么不测，别再给我的兵雪上加霜，别再找我排里的岔子。
骑马（摄于1973 年/ 于化芳提供）
仲小路（左）、康京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最怕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冬天的一个午后，连队传来“马车在前旗出事”的消息，而且事故不小，生命攸关。何大业和战友出车去前旗拉煤，回连的路上马车惊了，事发突然，何大业从车上掉下来，飞驰的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
猛然听到这事，我的脑袋仿佛炸裂了一样疼。一车煤小3 吨呢，被压着哪有轻的？！幸亏出事地点离师部医院不远，人们赶紧把伤员及时送到医院抢救。经检查，何大业伤势严重，好几根肋骨骨折，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急需输A 型血。
战友们得知后，焦急万分，生怕失去这位好战友，很多人争先恐后地跑到医院献血，我想给他输血无奈血型不对。我一阵阵揪心地疼痛，心里念着：老天爷保佑他吧，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向他的家长交代啊？！他父母年纪都大了，看到儿子伤成这样子能经得住吗？经过师部医生的百般努力和精心治疗，终于从死神那里挽回了何大业的生命，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时间是公正的，我和我的排，奋斗的痕迹刻录在生洼地的碑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