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让李锋亮和丁延庆上一次奇葩说。
李锋亮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副教授，丁延庆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
李锋亮反对年轻人“躺平”，丁延庆接受自己女儿是“学渣”。
李锋亮认为“躺平”“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这居高临下的措辞应该让白岩松来回应——“不会吧？”
丁延庆则因为一句“我教女儿逆天改命，她却教我学会认命”在网络走红，这样自暴自弃的接地气似乎也会被白岩松回应——“不会吧？”
其实当下年轻人已经很努力地来形容和定位自己了，如果说原来只是单字“宅”“丧”“佛”，这段时间憋足元气说两个字了：“内卷”“躺平”。
尤其在昨天国家发放一份“三孩生育政策”大礼包之后，这份元气又会被“鼓舞”，开始说三个字了——“生毛线”。
或许生得起三孩的家庭才请得了清华大学的毕业时做家政吧。
就在前两天，关于清华大学毕业时做家政的帖子引发更多的关注，促成了大家关于这到底是市场刚需还是最强“内卷”的讨论。
这种住家的家庭教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教育教学经验、有海外留学经历优先，要求英语发音标准、口语表达流利。
躺平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家庭教师”这个存在，但如果躺着读些欧美经典文学作品时，没准就能大面积地接受了。
比如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成年后就是在桑费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比如司汤达《红与黑》中塑造的于连，在维里埃市长德·莱纳先生家里也是家庭教师。
还有雨果《九三年》里的西穆尔登，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克利斯朵夫，后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家庭音乐教师，这个职业莫扎特也做过。
就在这些热词、新闻漫天飞舞时，一部名为《九零后》的纪录片上映了，截止到6月1日儿童节上午，已经有近5万人贡献了180万票房。
《九零后》是徐蓓导演继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之后的一部记录电影，杨振宁、许渊冲、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
《西南联大》是全知视角，记录学校的历史，涵盖了校长、大师、学生、时代的方方面面，而《九零后》则是个体视角，自始至终从这些九零后的回忆和视角来体现。
关于西南联大，能说的确实有很多，“山河沦落处，群星闪耀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无问西东》里讲过，历史传记里讲过。
但这部纪录片试图回答西南联大何以能如此，从1938年到1946年9年间共有3343人毕业，而这些校友里就有174人当选“两院”院士，并且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等等。
这样的荣耀用多少笔墨来书写都不为过，这样的璀璨耗多少胶片来纪录都嫌不够，但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只有回到现场才能回应现实。
在193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实施成人补习教育计划》中提到一个数据，“全国总人口436，094，953人，不识字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即348，875，962人”。
而在前一年也即1929年的《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中提到，“此大多数不识字之国民，欲求其具有知识，故当以实行义务教育为根本办法，而目今救济之道，则宜从事于推广民众教育识字运动之宣传。”
也有不少研究和统计显示，直至1944年这场在抗战期间进行了15的扫盲、识字运动才达到清末的水平。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9年时间里，聚集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300名左右的优质师资，平均每年培养不到400人的毕业生。
这些师资是当时学贯中西的大师，这些学生也大多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近乎上流社会中的顶流，因为大多数国民还在参与识字、扫盲运动。
比如我们喜爱的许渊冲先生，生于1921年，母亲就受过教育、还擅长绘画（彼时女性识字率是2%—10%）。
他的表叔熊式一是著名的翻译家，受到徐志摩、郑振铎的赞赏，翻译的《王宝钏》还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后来还因为翻译《西厢记》与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相识，这使得许渊冲自小就立下学好英语、做翻译家的志向。
直到1938年以第7名的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钟书、闻一多、冯友兰。
此处啰嗦一句，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曾于1906年应薛南溟之聘，任家庭教师，为其子薛学海教授算学。
薛学海在民国3年由清华学校派赴到美国留学，毕业于安杜佛高等学校和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后来娶了袁世凯的次女。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躺不踏实了，这些人怎么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呢？
这么想这件事情，微信通讯录好友上限是5000人，西南联大历年的全体师生累加起来都不会达到人数上限。
而现在单清华大学一个学校教师就有3600多人，在校生则突破50000人。
这些人毕业后有人去了深圳龙华区做中小学老师，有人去了家政公司做家庭教师，也有人卖猪肉、做网红，本来都是个人选择，但有了名校的头衔之后，就不免被质疑消失的光环。
我们看《西南联大》时、看《九零后》时的唏嘘感慨，其实还是当年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几年前，高晓松否定清华大学本硕博毕业的梁植时说，“一个大名校是干什么的，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不是用来找工作用的，你明白吗？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在这问我们你该找个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在特殊历史时刻诞生的西南联大，师生唱着校歌《满江红》，抱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信念，迫切地“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
在彼时云南昆明的特殊位置和环境，留下了而今我们认为的所谓课堂听雨的“浪漫”，以及自由的环境。
我们自是不希望再有那样的“天时”，或许还可期待“地利”与“人和”。
然而我们的目光不应只停留在西南联大3000多毕业生身上，还有近5000没能毕业的学生，而即便是这3000多毕业生中我们能记住的或许也不足5%。
但，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5%。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丧”，因为我们期待会是10%，或者更高。
只是，我们不必由此否定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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