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说的大丰人，其实很大一部分都得加个新字，他们要不就是工作在这里久了，然后就留下来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买房在大丰；还有些呢，租住在这里。在大丰待得久点的呢，或多或少还是赶上了大丰的变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过一些怀旧的文章，发现大丰的历史进程了！
今天，夜谈哥就带来一篇文章，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下，曾经的大丰！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四川省委*党**校、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厅6家单位共同主办的“四川省纪念*小平邓**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原*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参加了会议。会后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区大丰街道考察调研。这也是从1959年起，他第5次来到大丰。这5次的时间点，正好反映了新中国5个历史发展时期。
应《先锋成都》邀请，逄先知同志特撰写体会文章，讲述成都大丰的巨变，深情回忆自己与大丰割舍不开的缘分。
大丰，隔我很远，它在成都，我在北京。这是从地域上说的。大丰，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割舍不开。这是从感情上说的。
从1959年跟随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这块沃土，55年过去了。今年8月，趁着到成都参加纪念*小平邓**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又一次来到大丰，这是第5次到大丰了。这5次的时间点，正好反映了新中国5个历史发展时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时期；第二次，1983年，是农村改革时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小平邓**南方谈话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开放时期，又适逢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邓**诞辰110周年。
每一次到大丰，都有新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是这次所见到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大丰会有这样的变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盘、砖瓦平房，都不见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当年的感觉，街道*党**委的同志带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块稻田，大概只有几亩地。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楼房完全可以同北京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丰已经城市化了，与成都中心城区实现无缝对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区。昔日的农民已经变成今天的市民，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已不存在。这里开始用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区了，使人耳目一新。这次到大丰，虽然只有半天时间，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其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
大丰当年的遗迹，只剩下了一个崇义桥和正在拆除的粮库，听说明年都要拆除。看到这些旧址，触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带着我们中办秘书室的几个同志在这里搞整社、搞调查的情景，油然在脑中重现。
1959年田家英到大丰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丰，原名崇义桥，田家英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儿封建味道，便给它改名为“大丰公社”，希望大丰收的意思。这里的干部群众为纪念田家英，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下来。我们在这里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队里，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排队吃食堂，同生产队干部一块开会研究问题，就像一家人。当时生活比较困难，我们同社员一样有时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时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里缺肥，怎么办？田家英便想出一个办法，奖励社员到成都挑粪水。他也加入这个队伍，同大家一起拉着粪车到成都拉粪水，来回一趟就是30里路。几天的时间，插秧的肥料问题就解决了。
那年4月，毛主席为了纠正当时盛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等写了一封给六级干部的信。田家英拿到这个文件后，不顾上面的严密*锁封**，向全公社广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干部、社员的热烈欢迎，大家就照着办了。正因为如此，在后来最困难的时期,这里的困难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实事求是、完全为老百姓着想而敢于担当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钦佩。
24年过去了，我第2次来到大丰。刚一到，镇子上就传开了：“田主任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他们不知道田家英已经离开人世，但显然地，田家英的影响已深深地印在大丰人的心坎里。我见到了当年大丰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周明久、乡长陈世昌、会计刘先荣等，还有许多社员，像见到久别的老战友一样，又高兴，又有点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泪。这次我看到大丰最大的变化，就是经过农村改革，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粮食亩产达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党**委书记张云祥说，搞农业，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周明久也说：“实行大包干以前，一个人一年出工300天，实行大包干以后，60天就够了。过去一亩地投工100个左右，现在只用60个工。”陈世昌则对我说：“实行大包干后，社员主动性、灵活性强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获时阴雨连绵40天，要在过去最少烂谷30%。但去年没有烂谷，社员把湿谷子放到屋里头，用电灯、烘炉烤，用电风扇吹。”我走了几户社员家庭，看到粮食都很充足。走到田头，水稻长势很好，可是田埂长满了杂草，毛细水渠几乎被杂草堵塞。当年公社时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几乎没有杂草，水流灌溉十分通畅，这是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当时我就想，实行大包干后，家庭经济的积极性确实充分调动起来了，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怎么发挥出来，让家庭经济这个层次的积极性同集体经济这个层次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第3次到大丰是1994年8月。当时应四川省委的邀请，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学习会作《*小平邓**文选》第3卷的辅导报告，期间又来到大丰。1992年*小平邓**南方谈话后，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全国加速改革开放，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这股春风也吹到了大丰。大丰镇变了样，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筑，盖了不少新工厂。*党**委书记杨德显说，共引进了60家企业，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达到1205元（2013年已达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到大丰镇，旧地重游，会见当年的公社、大队干部和社员，情绪格外激动。在成都市、新都县领导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铜像献了花圈。”田家英铜像，是大丰人为纪念他而竖立的，放在大丰镇的南面入口处，后来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园。
2001年7月，21世纪初，应*藏西**自治区*党**委邀请，我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去拉萨，出席《毛*东泽***藏西**工作文选》出版座谈会，同时参加*藏西**和平解放50周年大庆活动。路经成都，我又专程来到大丰。这是第4次到大丰。跟几位干部座谈了一阵子，又特地去看了看当年我住过的房子。它坐落在一个林盘里，这个林盘住着六七户人家。生产队长杜运湘家就在我的隔壁。杜运湘，个子不高，讲起话来，嗓门很大。夏天整日赤着脚跑来跑去，忙着队里的事情，跟普通社员一样。杜家妈妈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婆婆。民兵队长老黄跟我住在一起。他很憨厚，身体粗壮，说起话来，声音像洪钟一样。他有一支大盖枪，到晚上就拿出来，我猜想是否是保护我的？这次到大丰，老杜、老黄都不在了，我很想念他们。直到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到大丰，并看望当年的几位干部，同他们座谈，又到我住过的房子看过。今日的大丰早已不是当年的大丰，变化十分巨大。”
如果说，前4次到大丰，每次都见证了大丰的明显变化。而这次所看到的变化，则是具有质变的性质，即：由农村变为城市。当然，由农村变为城市，无论是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于是我又想到，就全国而言，城镇化，特别是城市不断地扩容，与保证必需的耕地如何兼顾，使二者做到比较理想的结合，又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大课题。
大丰的变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貌改变的一个缩影。它证明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大丰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了解曾经的大丰，是为更加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就更加珍惜当下的居住环境，维护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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