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眼火磨烟筒吧，可记得回来！”这是过去老邯郸人送家人出远门时常说的一句话。
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说，那就要讲讲邯郸火磨街上的“火磨厂”了。
曾经的火磨厂位于现在火磨街义商国际大楼的位置，也正是因为火磨厂的存在，这条街才得名火磨街。
火磨街位于火车站前裕新大街路东，所以从京广线乘火车回来的人，从北边来一过黄粱梦站往南看，从南边来一过北张庄站往北看，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火磨厂里的火磨烟筒。有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喊出一句：“瞧！看见火磨烟筒啦，可回来了！”
昔日的火磨厂
火磨厂的诞生
火磨厂对邯郸人的意义很重，可以说是当年邯郸走向近代化城市的“先导”。
说来，我这耄耋之年的老邯郸人与火磨厂也算有些“缘分”。
我的一位本家爷爷王荣绂曾在火磨厂里工作，后来他年老还家，闲暇无事时总爱讲起火磨厂的兴建史。虽然当时的我年纪还小，但经不住他时常讲，听多了也就记住了。
火磨厂的来历，还要从邯郸城有名的王贡士说起。王贡士名琴堂，自幼家贫，靠父亲王敬修行医为生，因常舍医施药，故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城内私塾先生郭昌龄见其可怜，在他11岁时便免费让其入塾，并供其书本文具。他深知脱贫必入仕，故学习刻苦，19岁考中秀才，27岁选为抜贡入国子监，31岁中举，46岁会试中光绪甲辰第252名贡士。
适逢清廷“洋务运动”，他便远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他先后在徐州、华亭为官，民国时又任河北省议员和安肃县知事。但他受维新思想和洋务派的影响，以“实业报国”为己任，毅然谢仕还乡。
经查访，他了解到北京、天津、保定等地都开办了面粉加工企业。他认为此项目设备投资少、受益快，故四处奔波邀请绅士、官商协办企业。
经过一番努力，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与他同年会试的朱陆怡投资3万元、邯郸西关街的宋慎斋投资3万元、城内王绍轩和永年范伯西也各投资3万元作为最大股东。此外，柳林桥的郑氏“三和堂”、琴堂之子王系青等人也纷纷以不等金额入股，共筹资15万元。
有了本金，王琴堂在当时火车站东南方向购买田地十余亩建设厂房。他又从天津购得75马力蒸汽锅炉一台和直径750毫米的石磨三盘，从无锡请来技师安装。
厂房和设备准备就绪，董事们协商决定取朱陆怡的“怡”字，加上丰收的“丰”字为企业名号。至此，“邯郸怡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了。王琴堂任董事长，朱陆怡的儿子朱兑山任经理，宋慎斋、王绍轩、范伯西等任董事，郑怀忠任副经理，招收工人32名，日产面粉2250公斤。
1918年至1922年，经过4年时间，企业筹备完善，诞生了邯郸第一家近代化民族资本企业，邯郸人也叫其“火磨厂”。
火磨厂的两次风波
两年后，公司又购进850毫米钢辊4部，新增工人10名，面粉的日产量已达6250公斤。但好景不长，公司经理朱兑山行为不检、大肆挥霍，引起股东们强烈不满，造成公司内讧不断。王琴堂见状，为了公司的前途，只好退回朱氏股金让其离任。之后，公司正常运营。
直至1927年，由于奉系军阀闯入邯郸，与当地武装发生枪战，公司被迫停产。为了公司的命运，王琴堂到永年请胡海门到公司做董事长，其弟胡海星任经理。因为胡家乃豪门大户，其父胡景桂曾任清朝山西巡抚，他兄弟二人皆留学日本。胡海门又是民国国会议员，时任河北省民政厅厅长，让其二人在公司任职，公司便有了政治依靠。
胡氏兄弟掌权后，立即扩股，将原来最大一股3万元增至5万元，且很快筹资30万元。随后，公司从美国进口新式钢磨5台；从瑞士进口先进的面粉等级“选筛”；新建5层大楼和引人注目的一根大“火磨烟筒”（直到盖义商国际大楼时才被拆除）；新招工人80名，进一步壮大面粉厂的生产力量，当时的面粉日产量可达到1.76万公斤。
如今的义商国际大楼
火磨厂的深远影响
由于面粉产量的增加，面口袋不足就成了问题。王铭鼎和王绍轩父子俩便利用城内中街李景濂的45间房创办了“民生织布厂”，后又在南门里创建了邯郸第一家“广济织染厂”。王琴堂也在东门里创办了享有盛名、号称“搬不倒”的“贞元增酒坊”，远销京、津且供不应求。
同时，新市场街（大时代剧院东侧）的“恒裕蛋厂”应运而生，厂内机械化作业、工人百余名，将蛋清和蛋黄分别机制成干、液两种产品，而后被运往天津出口，是邯郸最早的一家“出口创汇”企业。此后，纺织印染、酿造、食品加工等一些近代工业陆续发展起来，而火磨厂则是以上发展的开端。
1937年10月，日寇占领邯郸，霸占火磨厂后更名为“日华株式会社”，由日本人担任厂长。直到1945年10月，邯郸解放，火磨厂改名“冀南大华实业公司”，之后成为国营“邯郸市面粉厂”，后又被迁往农林路西，扩大为“邯郸市面粉总厂”。
虽说如今的火磨街上没有了火磨厂，但只要提起这条街抑或是走过这条街时，人们总能想起昔日的火磨厂，那座高耸的“火磨烟筒”，永远指引着家的方向……
作者： 王景春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