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书局办了起来，业务来源怎么解决呢？寿韶峰的专著中有这样的说法：“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看来华美书局早期的业务还是从美国教会那里得到者，但要想将印出之书在上海打开局面，还需要业务上的本土化。寿韶峰在文中又写道：“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对于华美书局的出版方向，王耀华在其专著中称：“宋耀如打破用价格昂贵的纸张印《圣经》的成规，大胆地用廉价的中国纸张开印《圣经》，使其价格大大降低，销量猛增。仅此一项，就使宋耀如发了财。他还大量翻印西学书刊，由于只给译者稿酬，此类格致书（科学书籍）的价格也较便宜，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尽管外籍出版商指责宋耀如是‘海盗’行为，他却毫不在乎。他认为，此事只要对中国有好处，就可以干。翻印格致书也使宋耀如获利不少。”
更为有意思者，书籍印出来之后，宋耀如还发明了一套营销方式：“不久，华美印书馆门口出现了一支管弦乐队，这是宋耀如为了招徕读者而雇来的。他自己也常常吹着小号加入乐队的合奏。一曲终了，就推销《圣经》，介绍西方的格致新书。即使在他成了富翁之后，也还是喜欢这样直接与购书的读者见面。”
随着业务的展开，华美书局不再仅限于印刷《圣经》及科学著作，他又开始搞革命的宣传品。王耀华在文中写道：
在宋耀如的主持下，华美印书馆后来又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如兴中会的宣言、通告、传单，革命军的债券、钞票、金币票等等，连同盟会的委任状也是由华美印的。这里还成了反清革命志士躲避官府追捕、秘密聚会议事乃至试制*药炸***器武**的地方。一位反清志士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壮哉印书馆，“华美”天下传。《圣经》表其志，檄文快我胆。*党**人议光复，志士制*弹炸**。勇兮中华人，至此最耐看。
关于宋耀如办印刷厂的地点，如前所言，有法租界山东路之说，然而沈渭滨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文中则称：“1885年5月毕业，于同年12月被美国监理公会以‘副牧’的神职，派往中国传教。1886年抵达上海，在江苏昆山、七宝、太仓等地传教。1890年，自请改为‘本处传道’，在上海定居，执教于上海慕尔堂主日学校。同时，他在自家地下室内开办小型印刷厂，为美华圣经会印刷《圣经》。”
这段话说宋耀如办印刷厂的地点乃是在他家的地下室中，而宋庆龄在其所著《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中有同样说法：“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两种说法的不同，使得后世对于华美书局的来由产生了不同的论述方式，为此，王月琴在《上海华美书局及其在近代上海出版印刷文化中的作用》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地梳理，而该文也是我所读到的对上海华美书局研究最为透彻的文章。此文首先说出了研究后的结论：
上海华美书局(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是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教会出版机构，它与同时期的伦敦会的墨海书馆(1843年)、长老会的美华书馆(1860年从宁波迁往上海)一起构成了上海近代早期最重要的三个基督教(新教)出版机构。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并未对它有专门的研究，仅在极少数的文献中有提及，有些资料中甚至对其的论述有误，将其与美华书馆混为一谈。上海华美书局在创办的60余年间，曾用过华美书坊、华美书馆、华美书局等名字，也有一些资料中用到“华美印书馆”一名。
看来，上海华美书局乃是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教会出版机构。对于监理会的情况，该文的小注中作了如下简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的宗派—卫斯理宗。1784年12月24日，美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成立。以后经过数次分裂，形成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循理会和圣教会等。在美国南方的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美国北方的则称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既然华美书局是教会机构，为什么那么多的相关论述都将此跟宋耀如扯上关系呢？究竟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王月琴在文中首先罗列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华美书局最早是由宋耀如在上海创办的华美书馆或华美印书馆；第二种观点认为上海华美书局最早是由美国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最早可追溯到传教士蓝柏创办的华美书坊；第三种观点将上海华美书局的创办时间追溯到美国美以美（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福州创办的福州美华书局。”
对于第一种观点，除了我上文的引述之外，王月琴在文中还罗列出如下说法：
陈立文在《宋耀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描述道“1890年2月印书馆挂牌开张，宋取名‘华美印书馆’”，他说：“美华，美华，美华印书馆把美国放在前面，我偏要把美国放在后面，就叫华美印书馆”；黄荧编著的《孙中山一家人》书中描述道：“宋耀如回国后，从事的是低级传教士的工作，生活清贫，环境压抑，一切皆不如意。但他发现了一个商机，即可以印刷中文版的宗教书籍，销给中国人，因此开设了华美印书馆，大量印刷《圣经》，取得了丰厚的收人”；吉少甫在其《中外文化交流与出版》一文中提到“1890年，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人传教士宋查理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华美印书馆”；张宪文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中提到宋耀如于“1890年在上海创办华美印书馆，印行西方宗教及文化方面书籍，同时成为反清革命志士联络员……”。
看来，认定宋耀如是华美书局的创始人这种说法颇为普遍，但也有人认为华美书局的创始人其实不是宋耀如。阮仁泽、高振农在《上海宗教史》一书中称：“美国传教士蓝柏（J. W. Lambuth）1854年来华时随身携带了一套印刷机具，他们先设华美书坊于郑家木桥，不久迁往山东路。”
蓝柏在1854年就从美国带来了印刷设备，而后创建了华美书坊，而宋耀如则到了1886年才回国，这两者之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差，显然宋耀如不是该印刷厂的创始人。但也有人认为华美书坊的创建时间追溯不到1854年，王月琴在文中引用了其他说法如下：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下卷)书中记载，上海华美书局(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于1862年创建于福州。陈建明在《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中一文中指出上海华美书局创办于1862年。郭晓霞在其《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一书中也提到，华美书局创建于1862年。
即使把华美书局的创始时间定为1862年，这仍然无法接上宋耀如回国的时间，而王月琴通过翻阅几大图书馆所藏华美书局的出版物，她所看到有最早纪年的该书局所印之书为1867年出版的《亨利实录》，而此时宋耀如同样还未回国。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很多论述都说宋耀如是华美书局的创始人呢？王月琴的推论是：“关于宋耀如创办华美书馆的观点来源，笔者根据查阅资料推测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宋耀如归国后，于1890年左右受监理会之托经营过华美书馆，掌管华美书馆的一切事务，并通过其亲戚在美国订购机器设备以扩充工厂，故外人认为华美书馆是由宋耀如创建。”
看来宋耀如只是华美书局后来的经营者之一，而他并非创建者。那么，宋庆龄明确地说父亲在家中的地下室开办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是不是跟华美书局是两个印刷单位呢？而《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乃是翻译国外传记资料而来者，此辞典中明确地称：“宋嘉树虽然辞去教会职务，但仍是一个虔诚而活跃的基督徒，他办了一家‘美华书馆’出版中文圣经。”
既然宋耀如的确办过华美书局，那会不会跟美国监理会所创办的印刷机构使用了同一个名称呢？对于这个猜测，至今我未找到能予以佐证的资料，但宋耀如的确在印刷出版方面有着独特的才能在。于醒民、唐继无等著的《宋氏家族第一人》中以生动的情节记载了夏瑞芳和包氏兄弟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他们在创办不久还特意到宋耀如家请教如何能把印刷厂办好之事：
赶快把话转入正题：他和三个妻舅集股四千元开办了商务印书馆，地址就在公共租界江西路德昌里。因为知道宋耀如是沪上华人西式出版业的肇始人，又经营有方，名声很响，所以特意来请他指导帮忙。夏是个很耿直的人： “我们投资印刷出版业，为的是替中国教徒争一口气，别让外国人笑话，我们在中国地界上印刷还搞不过外资。”
宋耀如当即驾起马车来到夏瑞芳的商务印书馆。
当时宋耀如来到了刚刚创办不久的商务印书馆，他看到了那里的设备极其简陋，而后他问夏瑞芳商务印书馆总共投进了多少资金。当他听到只有五千元时，宋耀如于是说：
“嗯，我懂了，所以你们借用这样危险的房屋。这样吧，我和你们合资，怎么样?假如你们赞成，可以搬到北京路顺庆里，那里还有十几间房子空着，华美印书馆来不及印的圣经都交给你们印。我再给你们几部机器。”
看来商务印书馆在创建之初还得到过宋耀如的帮助，只可惜这段记载未知其原始出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宋耀如将是中国印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了华人所办印刷机构中的巨擘，而华人引以为傲的该馆竟然也得到过宋耀如的帮助。
且不管人们时常提到的上海华美书局是否为宋耀如所创办，但该局所印之书却并不像大多数文献中所论述的那样主要是《圣经》等宗教书籍，对于华美书局的出版物，王月琴在文中统计出了几十种，从这些书名看，宗教书籍的印量反而属于少数。比如该书出出版过的数学著作有《形学备旨》《笔算数学》，物理学著作有《格物质学》《热学揭要》，哲学著作有《哲学源流考》，而文学著作则有《阿里巴巴遇盗记》，此书应当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除此之外，华美书局还出版过袁枚所撰的两种诗歌类著作：《详注圈点诗学全书》《诗学全书》。由此而足见，华美书局在印刷门类上的广泛。
找到了胡同口
胡同的门牌号
宋耀如故居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东余杭路526弄，2016年3月8日我前往此地。今日一直阴着天，车辆到达时瞬间下起了暴雨，暴雨之大让我无法下车，只好跟朋友坐在车内聊天。然而，二十分钟后，雨一点没有间歇之意，无奈我只好撑上一把小伞跑入了雨中。
雨中街景
一瞬间迎风飞扬的雨令我从头到脚变了颜色，而更为困难者，则是路上看不到行人无法打听我所要访之处。于是走入几家小商店，而店主都说是外地人，对此并不了解。好在一位送快递之人进来派件，他指给我此巷的位置。
走入小巷之中
后改之门
走入小巷之中，两侧的大门都紧闭着，从外观看有些院落颇为破烂，但也有几家的石库门依然完好如初。一百余年前的虹口区乃是颇为偏僻之地，宋耀如为什么会在这里建房居住呢？寿韶峰在其编著的《宋美龄全纪录》中有如下说法：
旁边的小径
石库门颇为完好
现在宋耀如所选的建房之处虹口，当时还是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这当然要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宋耀如自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可以把房子建成很有现代气息的别墅。四周一片田园风光，还可以为将来的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和玩耍空间。
感觉这应当是景耀如故居
站在原地等候一番，找不到人来确认
看来，美国环境的空旷令宋耀如养成了喜欢视野开阔的居住习惯。而在这雨中，我很想走入几个院落看看室内的建筑格局，于是试着敲了三家院门，里面均无人应答。我不清楚是家中无人还是因雨声太大，以至于让里面的人听不到敲门声。而对于宋耀如家中的格局及陈列，我也只能抄录寿韶峰书中的记载了：
隔墙上望
小巷内的绿色
院子里一前一后建了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是一个很大的餐厅，还有宋耀如的书房。宋耀如还特别给家里设计了一中一西两个不同风格的客厅。中式客厅里的家具是红木方桌和凳椅，还配制了一些立式小凳。西式客厅摆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当然还有专门用来读圣经和做祈祷的房间。卧室共有4间，每间卧室里都安放着精美舒适带有弹簧垫的美式沙发床，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用的平板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