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内战，殃民祸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派系相争，战火连年，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处理因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1920至1921年，直、鲁、豫、晋、陕连逢大旱，灾区逾300县，灾民2500万人，死亡50余万人，哀鸿遍野，国库空虚，政府无线赈灾，致灾区“赤贫者束手等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每日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土匪四窜，饿殍满地，瘟疫肆虐。军阀为争城争地广养兵员，却无力发放足额军饷，国家支出兵费，地方苛捐重税，半数以上散入各级军官私镶。士兵离队逃跑以至兵变现象屡见不鲜。直系当政中的1922年，因欠饷引发的兵变达45起，这些人到处烧杀抢掠，给民众带来深重苦难。还有的组成武装集团、制造事端。1922年“老洋人”张庆，组织“河南自治军”以反直为名，四处流动作战以获取钱财，他们两次劫掳外籍人士，勒取赎金，为直军所灭。1923年春，曾在张敬尧部服役过的孙美瑶组织“山东建国自治军”起事，劫富掠财。5月5日深夜，孙美瑶率部毁坏临城一段铁路，乘列车出轨劫持车上外国旅客20余人，中国旅客数十人，并杀害一名英国旅客，酿成涉外事件，招致列强指责及*力武**干涉。北京政府以和平谈判将孙部收编，孙美瑶任旅长，临城劫车案人质得以平安获释。12月19日，孙美瑶被直军诱杀于枣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一支代表人民大众的正义的力量。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产党共**，以工人阶级为其基础，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展与政治动员，开展工人运动，表达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开始与军阀及代表军阀利益的政府相抗争，并由铁路工人担当起先遣队使命。
从1921年起，在*共中**及其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运作帮助下，京汉路各大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短短1年有余，沿路各站均成立了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3000人，超过全路工人总数的70%。京汉路成为*共中**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为削除梁士诒的交通系势力，对铁路工人运动暂时采取了默认态度，并高唱“保护劳工”的口号。*共中**借此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向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各铁路派遣密查员，以向政府提供情报信息为名，向铁路派遣工运组织领导人员，结果得到了吴佩孚的同意，*共中**遂派出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等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担任密查员，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2年下半年，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山海关和唐山机车厂，粤汉路武长段，京绥路车务段，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工罢**，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1922年4月和8月，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先后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选出了由*共中***党**员史文彬、项德龙（项英）负责的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3年1月5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各省市工会、社会团体及名流参加。1月15日，筹委会致函京汉路局，请求将1月28日的星期日假期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给予京汉路北段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筹备工作正有序顺利进行。
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事前已由筹委会通报路局知晓，并经路局局长批准。但京汉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内心不愿让工会成立，1月25*他日**致电吴佩孚，称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召开工会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会集**，明目张胆，聚众招摇，隐患堪虞，建议预为防范监视。吴佩孚也不愿见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对此他有政治的，尤其有经济因素的考虑。因为工人一旦集中在工会组织下，必定要求提高待遇，从而影响铁路收入，触动当局利益。长辛店工人*工罢**胜利后，全路2万多工人每月加薪3元，每月影响收入六七万元，而京汉路收入又是直军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吴佩孚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兴起颇思压制。他先是唆使其部下，京汉路南段段长兼湖北督军署副官冯三云组织“同人通谊会”拉拢，分裂工人运动，同时派其学兵队员学习火车驾驶技术，以作为必要时顶替开车的准备。曹锟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更是主张采取*压镇**行动。他电令吴佩孚对“全路总工会借口开会………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并查拿该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同时令吴佩孚增兵京汉路沿线各站，预为准备。
1923年1月29日，吴佩孚电令第14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鄂、河南军务督理张福来对京汉路工人运动“预为防范，没法制止”。靳即派兵分布各街道，阻止工人赴会。30日，吴佩孚电召筹委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筹委会当即指派杨德甫、李霞瀛、史文彬等5人赴洛，次日吴佩孚在接见工人代表时表示郑州是个军事区域，要求他们停止开会。工人代表陈明总工会的成立并不妨碍军事机要，而且大会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各站代表及来宾已陆续到达，会期势难改动。但吴佩孚强硬表示：“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双方争辩多时而未达成妥协。工人代表随后连夜赶回郑州，向已到郑州的16处分会的65名代表报告与吴佩孚的谈话经过，代表均认为*会集**自由载在约法，是正当使用权利，决议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成立大会。李大钊等*共中**领导人认为吴佩孚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名誉的事，从而未能就吴佩孚可能之*压镇**举措预为防备。
2月1上午，工人代表及外地来宾分路向会场行进集合，当日郑州已行戒严，沿街军警荷枪实弹，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待参会队伍行至钱塘里普乐园戏园会场附近时，被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军警包围，不能前进。代表与之理论多时不得解决，愤怒中大家齐心协力冲开包围涌入会场。大会开始后，主席报告了总工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经过，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杨德甫当选为委员长。大会进行过程中，郑州警察局黄殿辰率警察多人进入会场，声称奉吴佩孚令，“限五分钟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代表们不予理睬，坚持到下午4时才宣布散会。但大会结束后，军警已经*锁封**了代表和来宾们所住的各宾馆，监视代表行动，禁止代表出入。黄殿辰还指挥军警将大会收到的匾额礼物及工会会所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行捣毁，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你们开会”。
面对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公然压制，京汉路总工会于当晚召集秘密会议，议决于4日午刻实行京汉路总*工罢**，同时将总工会移汉口江岸办公，成立总*工罢**委员会，统一指挥工人运动。2月4日，总工会发表宣言，谴责郑州军警长官，*力武**禁止开会，封闭会场，指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三云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宣言提出撤免赵继贤、冯三云、黄殿辰职务，要求路局赔偿工会损失，所有占领郑州工会会所之*队军**应立即撤退，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工会会所道歉作为复工的最低条件。决定*工罢**和发表宣言是总工会和工人代表仓促间作出的决定，对*工罢**后续行动与后果估计不充分，并直接点名谴责了吴佩孚，也不利于分化与利用直系内部矛盾，更促使吴佩孚毫无顾忌地下令进行*力武***压镇**。
2月4日下午，根据京汉路总工会的命令，京汉铁路总*工罢**开始，这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立刻停止了流动。次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声明此次郑州事变，为军阀压制所致，呼吁各工团“切实援助”。直系军阀对京汉铁路*工罢**预有布置，并调派了2万以上的军警分布于沿线各站，然而京汉路*工罢**实现时日之迅速，参加人数之多，也大大出乎其意料。此时正值年关，旅客众多，铁路*工罢**于交通影响甚大，吴佩孚于5日致电萧耀南、赵继贤等，命令他们：如果工人不服劝导复工，“立即*力武**制止，以遏乱萌”，并称已准备500名司机可上路开车。京汉路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世于当日应声发表文告，以辞退工人威胁、利诱，要求工人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2月4日京汉路局派员以“调查”、“慰问”为名，到长辛店与工会代表谈判，提出先行分段通车，再讨论复工条件的要求，企图诱惑长辛店分会单独开工，遭到长辛店分会的拒绝。5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上呈大总统黎元洪，称为维护地方治安，派张国庆率骑步兵各一营，驻长辛店沿路一带，对*工罢**运动施行弹压。6日下午赵继贤到长辛店
，先令宛平县知事与长辛店商会会长出面，让分会接受其复工条件，分会代表当即表示，一切听总工会指挥“至死不变”。赵继贤闻之甚怒，遂令贴出告示，限12小时内复工，声称对*工罢**领导者“严行查究惩办”。当晚9时，军警开始搜捕工会负责人及*工罢**积极分子，逮捕史文彬等11人。
直系军阀的*压镇**行动引起了长辛店工人的抗议，7日上午，长辛店数千工人手持“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标语，至混成旅旅部*威示**，*队军**开枪*压镇**，数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及被捕。随后，军警封闭工会，长辛店内一片恐怖。当局同时令路局工人于8日起一律回厂工作，并要求工人脱离工会。自7日中午起，京汉路北段在*队军**武装监视下，恢复开行火车。
京汉路总工会自郑州迁移汉口，因此武汉三镇是吴佩孚*压镇**京汉路工人*工罢**的重点区域。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佩孚的亲信，*工罢**开始后，吴萧间日通电数次，进行*压镇**的谋划。2月5日萧耀南先以重兵包围江岸车站，然后派汉*镇黄**守史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总工会住地，强令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负责人，在遭到拒绝后，张厚生即派部队占领机车厂及车站，与*工罢**工人处于对峙中。当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对京汉路*工罢**的援助，若不达目的即举行同情*工罢**。6日，湖北各工团分别派出慰问团到江岸工会住地举行慰问大会。杨德甫报告了此次大*工罢**的前后经过，京汉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致词，表示此次大*工罢**是争自由争*权人**，保卫中国人民利益。会议结束后，与会者还举行了*威示***行游**，吴佩孚闻知此事，当天电告萧耀南“着即以*力武**从事”。
萧耀南接到吴佩孚*力武***压镇**的命令后，即着手调集*队军**行事，同时让张厚生在2月7日下午2时派人到总工会，企图以开会谈判为名诱捕总工会代表。工会负责接待的全权代表李震瀛等觉察来人态度反常，似其中有诈，虽同意谈判，但未将代表名单交出。稍后，此人去而复来，说是请总工会全权代表于5时半在会所等候，张参谋长按时来会。其实，张厚生此时已在江岸设立指挥处，制定了*力武***压镇**计划。5时许，总工会代表正准备去会所谈判，走到半路忽闻枪声大作，张厚生率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抄总工会，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躲避不及，30余人当场被乱枪和马刀杀死，200余人负伤，同时有60余人被捕，被缚于车站电线杆上，江岸分会林祥谦亦在其中。张厚生发现林祥谦后，即命刽子手割去其绳索，迫其下“上工”命令，林祥谦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张乃命刽子手向林身上砍一刀后问道：“上工不上工？”林的回答是“不上”，张再命砍一刀，林即昏厥过去。待林醒来时张再问：“现在怎样？”林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张厚生立命将林祥谦斩决，并将其首级悬于车站电线杆上示众。林祥谦临难之时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时年仅34岁。
2月7日下午6时许，*共中***党**员、律师施洋在汉口寓所被捕。施洋多年参加工人运动，深得劳动界倚重，军阀官僚资本家久欲杀之。1922年10月后，施洋先后担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总工会法律顾问，出席了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为筹备总工会成立以及*工罢**后的安排奔走指导。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其逮捕，交湖北陆军审判处审判。吴佩孚也早闻施洋之名，将其视为京汉路工潮的“祸根”。施洋被捕后，吴佩孚立电萧耀南；“将施洋就地正法，以清乱源”。吴电到后，施洋于2月15日上午7时被害，临刑时厉声责骂军阀，并高呼“劳工万岁！”施洋为广大工人的利益慷慨赴死，就义时也年仅34岁。
在郑州，靳云鄂于5日晚宣布戒严，并派军警绅商各界人士约京汉路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到第14师俱乐部质问，令其即日开工。高等提出征办赵继贤、黄殿辰，赔偿损失，恢复工会条件，否则不能复工，复工也只听汉口总工会的命令。靳云鄂闻知，命军警将高等监禁，并逮捕*工罢**骨干，剥去上衣，锁在车站票房门外风雪中示众，也未能使工人领袖及骨干屈服。6日与7日，靳云鄂命军士搜索工人，迫其上车服务，遭工人拒绝。8日，靳云鄂指使黄殿辰展开会制定胁迫工人复工的条款，对不复工者断其供给，退租房屋，驱逐出境。2月9日，北京政府议决将*工罢**“首要”11人“就近发交军法处从严审处”，同日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城市警察局发出密电，要注严密查察防范煽动*工罢**、*市罢**等。为避免死伤，保存元气以图再举，京汉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9日联合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暂时忍痛复工。
直奉战后，直系逼走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是政治善后采取的权宜之计，直系最终目的还是要推出曹锟当总统，使本派成为北京政坛的完全主人。但黎元洪却是假戏真做，以各种借口待在总统位上不去，这使得拥曹的保（津）派不得不再施法术，逼黎元洪离位。
保派逼黎元洪退位的第一步是制造阁潮，赶走总理张绍增。因为张绍增上台后在统一问题上与曹锟和吴佩孚的步调不一，颇令曹、吴不悦，张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更是得罪了保派，所以他们首先将矛头对准张绍增，企图驱张后由保派组阁，再逼黎退位，准备大选，所谓“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
1923年3月，张绍增内阁复职，国会拥曹议员随即提出不信任案，集中攻击张阁处理统一问题与外交问题的不是，责其“内政”外交着着失败，要求“尽早解职”。4月11日，参议院以94票对2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张阁的不信任案。但在该案循程序移送众议院审议时，张绍增声称此案违法，并威胁将以解散国会为报复，同时向议员大肆封官许愿，收买议员不支持此案。故众议院未与参议院同步行动，25日将不信任案退回，保派通过国会倒阁的计谋未能成功。
保派国会倒阁计不成，便唆使北京军警向内阁索饷，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于3月间发表通电，指责张绍增对军警“置之不顾”，又于4月24日上呈黎元洪请辞，胁迫黎免张职。4月26日，内阁召开国务会议，王怀庆与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师警察总监蓝之珩、京师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等率领团以上军官85人到场，称军警经济窘迫，要求张绍增立即筹拨一个月饷银以安军心，逼得财政总长刘思源当场签发支票以解燃眉之急。刘思源帮助张绍增躲过了保派的军饷倒阁，5月3日，保派阁员，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不出席内阁倒会，使内阁停摆，张绍增只得任命保派人物张英华为财政总长，以向保派示好，黎元洪与张绍增还决定从海关建筑费项目下每月拨17万元制宪经费，以每日每人次20元发给出席制宪会议的议员，以笼络国会。
两次倒阁未成，保派向张绍增表示，只要他同意辞职，在逐走黎元洪之后，立即迎他回京，循例摄行大总统职权。贪权的张绍增终于中招，钻进了保派设好的自行辞职圈套，堕其术中而不能自拔。6月6日，张绍增召开特别国会会议，高凌霨、吴毓麟、程克、张英华等，以总统不信任阁员为由，提出内阁总辞职，张绍增表示愿一起辞职，高凌霨立即拿出已准备好的辞职呈文和通电稿本，让与会者依次签名，随后发出。高凌霨怕张绍增辞职后留在北京不走，又进逼说，我们既然决心辞职，应该离开北京退避贤路。而当张绍增晚间上车离京时，国务院中只有张廷谔一人随从，名曰护送，实为押解，张绍增也无奈，只得灰溜溜地往天津去了，从此被弃置闲散，谋复职而不得。
张绍增辞职，黎元洪唇亡齿寒。他即派其亲信，陆军次长金永炎持己亲笔信赴津劝张复职，张惧祸不就。黎元洪有意请顾维钧组阁，顾维钧知保派已非逼黎下台不可，谢不肯任。张绍增辞职时曾办好一份继任之空白命令要张廷谔回京后送总统府，谁知张廷谔听从保派指示，将空白命令藏匿起来，黎元洪拿不到有张绍增署名的空白命令，也无法发表对顾维钧的任命令，黎元洪又约颜惠庆面商，但因保派逼宫甚紧，颜不敢担承，组阁事终告搁浅。
内阁被倒，保派即借口内阁负责无人组织军警向黎元洪索饷，警察罢岗，撤去黎宅守卫，切断电话，自来水。又有“国民大会”、“市民*愿请**团”鼓噪高呼“总统退位”。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向黎元洪递交辞呈，表示不负维持秩序的责任，曹锟、吴佩孚对此不闻不问。黎元洪知大势已去，6月13日下午，黎元洪在几位亲信左右陪同下，乘专车赴天津，行前将大总统印信交其妾危文绣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车抵天津，与保派沆瀣一气的津派首领、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在杨村登车向黎索取印信。并迫令其向国会辞职，宣布由国务院摄政后，方允放行。计黎重任总统一年，所受凌辱十倍于徐世昌，军阀的目无法纪，政客之寡廉鲜耻，为前所未见，政客的权欲实为一国一地之重灾大难。
6月14日，北京内阁在保派员的操纵下，甩开总理张绍增，召开特别国务会议，虽然只有内务、财政、司法、海军4位总长参加，但仍决定内阁复职，并通电声明同国务院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暂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同时，国会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讨论黎元洪离职问题，拥曹议员提出由内阁摄政并选举继任大总统。国民*党**所属议员认为此次军警流氓以*力暴**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护国家纪纲计，须有正当之处置，拥曹议员立即哗噪叫嚣，扰乱秩序，会议未有结果。16日，国会继续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拥曹议员动议自黎元洪离职出京之日起，其“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并“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该动议在曹拥议员鼓噪中通过。
黎元洪离职，摄政内阁成立，而实际在任的内阁成员不到半数，无法名正言顺地召开国务会议，作出相关的决策。由于总统缺任，国会流会，加以各派系间的勾心斗角，新内阁一时难以成立，为了使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直系便勉力为内阁补充阁员。其中外交总长是除了内阁总理之外的首席阁员，对外交涉也是北京当局的重要任务。7月20日，曹锟致电张绍增内阁时的署理外交总长顾维钧，请其担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因对罗文干被捕案不满而不愿就职，为了说服其上任，曹锟同意释放罗文干，顾维钧随后同意就任。曹锟又在左右的建设下同意直系的冤家对头张弧出任财政总长。其后，摄政内阁又任命了农商和教育总长，至此内阁成员虽仍有缺额，但毕竟对外总算可以有所交待了。
为稳定局势，直系提议从速制定宪法。7月12日，王家襄提出先宪后选，以安人心，一向主张先选后宪的保派中坚高凌霨等立即回应称：“制宪大选，均为解决时局紧急问题，孰前孰后，众公自有权衡，我等不能过问。”7月24日，曹锟发表通电，不言总统选举，而高谈宜“根本*法大**先立”。其后直系将领纷纷发电应声附和，“望参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继以速办选举，定国家根本大计”。
补充阁员，准备制宪，直系的最终目的仍是总统选举。曹锟对登上总统之位垂涎已久，梦寐以求。有鉴于袁世凯称帝功败垂成的惨训，曹*党**担心此项最高问题之解决，速则易于观成，缓则恐生他变。因此，自黎元洪离职后，直系之“宗旨确定，为国为民及我系前途之关系，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办理，时不我待”。此时高凌霨主摄政内阁，急于讨好于曹，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确想以开国元勋之资格过过未成之总理瘾，地方大员中，如直隶省长王承斌企图在曹锟当选后接其直鲁豫巡阅使职，故对选举颇为积极，总统选举已势不可遏。
直系要办理总统选举最大的困难是缺钱，不仅选举诸事离不开钱，而且收买离京国会议员回京选举更需要花大笔的钱，而北京政府的财政不仅没有余款用于选举，就是对“各部署机关欠薪，及各军欠饷，近畿军警积欠，均已一筹莫展”。总统选举之事之所以在黎元洪离职后未能立即进行，其中原因之一也是需要筹措经费。曹锟本人经各种途径聚敛的家产并不少，但他不愿用之收买议员，而是要部下“报效”选举经费，如萧耀南、齐燮元各50万元，田中玉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等等，但仍有很大缺口。此时王承斌自告奋勇夸下海口：“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他的办法主要是向地方绅商摊派军饷，强行勒索，结果筹得数百万元经费。
8月19日，拥曹议员提出：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国务院摄行政务时，国会议员应于三个月内自行*会集**，选举次任大总统，“请速酌定日期，先开一总统选举会，以资进行”。吴景濂随即表示已拟就赶快进行之法。但此时出京议员已多至近300人，而留京议员中仍有不少人有离京动向者，如何稳定在京议员之心并吸引出京议员回京投票，使选举合乎法定程序及有效性，颇费曹*党**思量。经过一番计议，他们决定对出席国会会议的议员发放出席费，大约每人每月可得600多元，超过南下议员所得津贴的一倍，另对南下议员回京者发给高额旅费。自27日起，议员出席国会会议开始领取出席费，以此等“公然行求贿赂，损害国家财产”之举动，不仅反对者大加抨击，即便是留京议员中亦有不少人出于自爱而声言此举违法。除了公然以金钱贿赂之外，拥曹议员又自说自话，提出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以此自肥。因为根据《国会组织法》，众议员任期为三年，此届议员任期自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之日起，虽经两次解散，但至1923年10月也到了期满之日。为了延续即将结束的任期，吴景濂在8月底提出，在国会选举未成，新议员未*会集**之前，现议员不容轻言去职。9月7日和26日，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修正国会组织法》，将议员任期资格规定为俟下届依法选举之国会开会前一日解除之，换言之，只要新的国会没有选举产生，此届议员即得以无限期延任。作为国会议员参加选举总统的交换条件，摄政内阁在总统选举前夕的10月4日公布了国会议员任期延长令。
尽管直系拥曹派在金钱、地位方面尽力拉拢国会议员，但是一时间仍然无法凑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国会两院议员总数为870人，选举总统须有超过2/3者，即最少为580人参加，否则即不能进行，而合法是曹锟出任总统的最低条件。9月初，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保派中坚连日会商，提出以最低5000元一票，收买议员参加总统选举，但是先选后付，担心议员不来，而先付后选又担心议员领钱后开溜，最后决定先开选举预备会议，俟得知确切出席人数后再决定发钱方式。9月8日和10日，国会召开第二次选举预备会，参加者均不过法定人数，拥曹派议员找来书记员冒名顶替并虚报出席人数，10日的会议遂决定在12日举行总统选举会，但因到会人数不够，12日的会议未能选成，使曹*党**颇为失望。会后，由积极拥曹的直隶省长，津派领袖王承斌进京，主持选举事宜。
王承斌主持总统选举的招数，除了“暗中沟通各派中坚，贿以巨款及从优待遇之条件”外，还“以各省区实力派为促进大选之急先锋，加以国民团之*愿请**为内应，以临时动议改开总统选举会，即其选票不足成数，亦决援照举袁先例，以决选产出之”。他开出了5000元的选票价码，但须在选后支付；同时许诺助选团体头目以各等官职，以至这些人乘机漫天要价，所提条件，无不竞争占据阁员要席，次则要求省长、次长、各路局长、关监督及榷运局、盐运使等，亦有请求京内外各部属厅长，道尹，甚至要求保障终身议员，或予实缺县知事，无奇不有。尽管如此，愿意“*身卖**”的议员人数仍然迟迟达不到法定人数，不少人持观望态度，还有人准备领钱但不准备投票。如议员某所言：“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身卖**，，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经到手，即当迁眷南下。”为了凑足投票人数，王承斌还派人携款赴沪，运动南下议员回京，总算又拉回了若干议员。但如时人所论：“离京议员之拉回，固当非易；拉回以后，欲其出席，又属非易；纵能出席，欲其投某方之总统当选票，尤属非易。多数回京议员，咸声明除宪会以外，其他各会，均不出席，且领到岁费即行南下者，颇不乏人”。
当在京议员达到一定人数后，10月1日，曹*党**开始向他们发放领款支票，票面价值多数为5000元，少数支票价值多至1万元甚或更多，但不能立即兑现，而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持有人加盖私章向发票银行领取。曹*党**既以此收买议员投票，又不使其立即兑现，以防议员领钱后开溜。曹*党**自恃大权在握，公然行贿，但偏有好事者不听话，浙籍众议员邵瑞彭得到支票后，即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高凌霨、吴毓麟等“运动曹锟当选为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并通电各省，声诉此事经过，同时还将支票正反面拍成照片，作为贿选证据交各报发表。虽然邵的告发没有结果，却使总统贿选尚未开张即大白于天下，使曹锟成曹*党**处于千夫所指之境。而反曹派亦不甘示弱，开出更高的价码收买议员，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只是因财力不继，反曹派拆台未成。
国会议员在重金收买之下大体达到了进行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10月5日，国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当天下午，到场议员已有590人，超过总数的2/3，吴景濂下令开始投票，结果曹锟得480票，超过到会议员总数的3/4，“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他还有27人共得98票，其中孙中山最多为33票，另有废票12张，内有孙美瑶1张，“五千元”1张，“三立斋”3张等。至于出席议员人数，“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外局所能知。……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大总统“选”出来了，制宪亦匆匆走过场而成。10月4日，宪法通过一读，6日通过二读，8日通过三读。作为国家根本*法大**的宪法，自民国成立之日起历11年未能制成，此次经国会3次全体会议，实际只花不到24小时的时间即最后通过，“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皆神了。此次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共分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共13章141条，而此宪法草案其生也疾，其亡也忽，它自曹锟上任公布后存续的时间不过一年，未及真正实施，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曹锟被冯玉祥监禁后而告废弃。
1923年10月10日上午，曹锟自保定进京，随后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就职宣言中，以贿选而出任总统的曹锟，摆出“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的姿态，高唱“国家之成立以法制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的政调，成为继袁世凯、黎元洪（二次出任）、冯国璋、徐世昌之后的又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至此，在中国发生的又一出西式民主制度的精彩闹剧上演到了高潮。
曹锟在职一年，外交上倍受列强凌辱，经济上也因临城劫车案与金佛郎案向列强付出巨额赔偿。仅仅由于顾维钧的艰苦努力，方能与苏俄签订“中苏协定”，并恢复了中苏邦交，可算是直系当政一年的外交“亮点”。内政方面，围绕内阁总理一职的争夺，直系各派互不相让，津派支持吴景濂，保派支持高凌霸，洛派支持彦惠庆，最终由高凌霸暂代，以维持旧状，曹锟在左右为难中提出袁世凯时代担任过总理的孙室琦出任阁揆，于1924年1月9日被众议院通过。权力分配方面，直鲁豫巡阅使归吴佩孚，副使及直隶督理为王承斌，两湖巡阅使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出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兼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以未得直鲁豫使，对吴佩孚不满。冯玉祥于直奉战后，曾任河南督军，不久被吴佩孚排去。对于驱逐黎元洪，冯极为卖力，仍无所获，怨望尤深，这也或是直奉二次交战时冯玉祥反直的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