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尉山位于苏州吴中光福古镇西南侧，风景秀美，文化积淀深厚，因而成为光福的别称。然而，山的得名由来则困惑久远。
民间最流行的说法，邓尉山得名于东汉邓禹。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东汉初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为刘秀恢复汉室、建立东汉王朝立下赫赫功勋，被称为东汉开国头号功臣，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传说，邓禹晚年曾经隐居吴中光福。然而，考察邓禹一生的活动轨迹均在中原，从来没有到过江南，也没到过吴地，当然就更不用说到过光福。其次，邓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尉”官。
宋朝范成大《吴郡志》、明朝卢熊《苏州府志》以及王鏊《姑苏志》等文献都没有记载邓尉山得名的由来。
清乾隆时期《吴县志》中“邓尉山”记载
明朝崇祯《吴县志》首次记载其由来，云：“邓尉山在光福里，锦峰山西南，去（苏州）城七十里。汉有邓尉者隐此，故名。或作蔚，非也。”此后，清朝《苏州府志》《吴县志》都延用此说；或者增加“相传”二字，如清《光福志》云：“邓尉山，相传汉邓尉隐此。”
那么，这个“邓尉”，究竟是西汉人还是东汉人？又是何方人氏？其生平事迹又怎样？均不得而知。
清康熙时期《吴县志》中“邓尉山”记载
清朝康熙年间，著名文人黄中坚长期关注此事，曾经有专门的考证，写下一篇《邓尉山名辨》，认为邓尉山应该得名于西汉末“神仙”梅福。
黄中坚(1649—1719)，字震孙，号蓄斋，世居聚坞山（今属光福镇香雪村）。作为土生土长的光福人，自然关心家乡的文化，“少时尝求其（邓尉山）命名之义，乡人曰：相传汉邓禹为此乡土地之神，故以名其山”（《邓尉山名辨》，下同）。黄中坚听了，“固笑而不信也”。在他看来，“夫必先有此山，而后其神因以得名；又或先有贤者尝居此山，而后其山因以得名”，应该是有个姓邓的人居此，但“不知何以有‘尉’之名”。为此，他查阅历代府志、县志，都说“汉有邓尉者居此”，然而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既无事实，亦不言在汉何时？见于何典？”似乎有点“想当然”。
梅福
后来，黄中坚终于在《汉书》中找到了答案。根据《汉书·梅福传》记载，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年轻时曾求学长安，精通《尚书》《谷梁春秋》，学识渊博，担任“郡文学”，后补任南昌尉（尉，掌管军事或刑狱的官员）。他性格耿直，看不惯*场官**，不久便弃官回到家乡。虽然远离京城，身处江湖，但他心系庙堂，关心朝政，曾经多次想通过县道驿使，向朝廷上书报告一些非常事件；又请求借助驿车，到京城“条对急政”，然而总是不被理采而作罢。后来，他曾经几次上书，谏劝汉成帝要招纳人才，广开言路，倾听民声，励精图治，恭行节俭，防止外戚夺权。汉成帝昏庸无能，根本听不进谏言，宠信大将军王凤，整个国家成了王家天下。到元始年间（公元1—8年），王莽擅权*政专**。有一天，梅福突然抛弃妻子、儿女，离开家乡，仿佛人间蒸发，人们都说他修炼成了仙。后来，有人在会稽（今苏州）看见他，已经改姓易名，在吴地街上当看门人。
黄中坚读罢十分高兴，困扰心头久久的疑题谜团，豁然开朗，“叹此山之名，定因梅尉而传。惜乎世人不悟，而使前贤遗迹灭没于悠悠之口也”。
黄中坚进而进行了详细论证：一、吴地故属会稽，而此山为吴地胜境。梅福当看门人时，应该游息过此山。二、梅福当时已是传说中的“神仙”，名重天下，被人发现后，自然不能再在街上看门，于是遁隐此山。三、人们知道他曾经当过南昌尉，而现在遁迹于此，则以“遁尉”名其山，合情合理。邓尉得名有二种情况：一、“遁”与“邓”同音，后人讹以为“邓”；二、或许可能梅福为了隐居，变更了姓名，“因自称邓尉”。总之，“其山以梅尉（得）名，无疑也”。
黄中坚怀有浓浓的家乡情结，“此虽管见，然颇自谓不易”，这是积数十年研究之结果，实在来之不易。在文章最后，他特别强调：“愿以告后之君子，毋仍袭固陋焉。”不要再沿用原来毫无根据的传说了。
黄中坚是著名古文学家，也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深得当时许多名家的赞赏，杨宾说他写文章“根经而据史，详明恺切”（《蓄斋集序》），沈德潜说他“其叙事之作尤极谨严，一句一字不苟下，凡所称述必信而有征，无饰辞，无典笔”（《蓄斋二集序》），做学问极其严肃认真。因而，黄中坚的观点应该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