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由王文杰执导,景宜担纲编剧,林永健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都是一家人》正式开机。
《都是一家人》是一部当代城市民族题材电视剧,但与以往民族题材不同的是,这部剧没有走入边疆山林,去向观众展示如何互相帮扶的民族故事,而是直面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不同民族地区的群众离开自己的家乡,走入沿海开放城市,在同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中交流、交往、交融,直至成为一家人的灿烂历史。

从交往到融合,这部剧紧扣时代脉搏,让观众看到当今中国民族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一个民族大交往、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也是剧作家景宜在民族题材创作中的又一次开拓创新。
日前,独舌记者对话了《都是一家人》编剧、著名白族作家景宜,她向我们讲述了这部剧的创作历程,以及对民族题材电视剧的新思考和新实践。

景宜
民族题材创作的新思考:书写当代民族生活的主流价值

民族题材作品在影视剧市场并不多见,特别是描写城市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都是一家人》可以说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第一部。一直以来,民族题材创作都取材于边疆民族地区,为观众认识少数民族、了解其文化发挥作用。景宜多年来也一直行走在青藏高原、天山南北、澜沧江畔,追寻和记录着生活的脚步。她的许多影视作品都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刻变化,也一直占据民族题材电视剧的领军地位,为了追赶时代,她从边疆山寨追进了城市。
景宜表示,虽然前面一直在写《茶马古道》、《金凤花开》、《茶颂》、《丝绸之路传奇》这些作品,但内心深处涌动的仍是对当代民族生活的激情,对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包括汉族人民在大时代的交汇点上,互相交往的过程中,那种性格的激烈冲撞,人情世故的翻云覆雨,都是对作家最大的吸引。

景宜采访
1998年,在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交往》的过程中,景宜关注到改革开放引来孔雀东南飞,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走入沿海城市中,放眼望去,民族美食街、民俗文化园各类民族商品、店铺林立。民族交流空前繁荣。穿戴各色民族服饰的人往来其中。他们在这里工作、结婚、安家,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靓丽的风景线。但是,题材之重大,内容之宽泛,令人感到难以驾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讲民族团结的故事,它所包含的历史意味,新意凸显。于是景宜开始沉淀,又向生活发问:民族生活的主流价值是什么?怎样才能讲出少数民族进城的新意?
为了搜集足够的素材,她先后去了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烟台等十多个城市,采访了上百位居住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群众,并走访了多位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了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入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在生活、文化、思维等各个方面经历的变化。

在广州三元里采访的过程中,景宜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情,是关于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走失的经历。一般儿童走失案中,最忙碌的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走失人员的家属。但这个名叫阿迪力的维吾尔族男孩却引发了全广州市民的关注,那时还没有微信、微博等传播度广的网络渠道,但当时所能动用的渠道和人员基本都出动了,公安局、电视台、广播电台、街道居委会等等,几乎全广州市都在帮忙寻找。直到男孩子被找到并顺利送回家乡。
“在这个事件中,人们的善良、友好,各民族间的互相关爱与共融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个民族交往的大时代必将提升当代民族生活的主流价值。”

作家对题材的敏感,促使景宜要找到这个走失男孩和他的家人,于是景宜当即从广州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坐大巴到阿克苏地区,再由阿克苏坐公共汽车到达乌恰县,行程八千多公里,终于在中吉边境的农村里找到了孩子和他的家人。了解他们一家人从如此偏远的地方去广州的经历,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群的认识。景宜对这个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再采访。
有了十几年的素材积累和长期思考,景宜于2015年完成这部长篇电视剧的剧本创作,《都是一家人》满载时代发展的印记应运而生,是一次民族题材创作的创新与突破。

总制片人张明智与佤族老人一起揭镜
民族题材怎样去写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冲突不是民族冲突,是普通人之间的冲突

除题材之外,在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出现的矛盾方面,景宜也有了新的思考。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完成了对民族团结的一般性讲述,正在从表现民族“互助”向民族“交融”转移。不再是家长对待子女式的照顾,而是着重于兄弟姐妹的守望相助,和睦交融。
这种新的创作思维使剧本有了新意,具体手法上是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与汉族人物形象进行共同文化环境下的表述,不刻意渲染和区隔他们的民族文化元素,只强调在情节中他们具体的关系,不着眼于差异,而是着眼于人物的感情共鸣。当这种处理成为整个情节叙事的主基调时,会让人感到民族差异不再是情节叙述的障碍,反而成为情节叙述更为丰富的手段,可以说是“共同心理”的篇章。

编剧景宜和男主角林永健商量剧本
今天的民族团结要怎么讲才能讲出新意?戏剧的矛盾冲突要怎样设置,才能正确的反映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性?景宜认为在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前提下,少数民族在发展中是存在差距,但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要从这个大目标来看待不同民族的生活,来判断民族生活中的矛盾。要从“一家人”的角度,来看待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要不离开“一家人”的立场,性格冲突越激烈,戏剧情节就越精彩。剧本全文故事的动人之处,不是来自角色的民族属性,而是不同民族的角色都在面对共同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社会在发展、财富在积累、人与人关系的复杂与变化,导致了社会文化的叠置冲撞与人情世故的反复洗礼。阿拉木罕和库尔班一家的迁徙和立足构成了题材当代性的特点。库尔班一家人位于故事主线上,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交错发展,桑噶、马有福、杨水兰、朝克大叔,乃至于沙尔亮和王电脑。

开机现场
正是在这两个核心支撑点上,景宜找到了巨大的叙事空间,为观众讲述着不同民族百姓融入城市生活的感情故事。剧中库尔班对待子女婚姻的态度,并非由于民族不同,而是看到儿子和女朋友之间的性格差异。同样,拉面馆的马老板和库尔班与阿拉木罕的冲突,也并非两个民族的矛盾,而是两组性格不同的餐厅老板之间的一种较量。这种较量背后反映出的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积极追求的态度。

景宜深入阿佤山采风
由此可见,这部剧对当下民族生活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去塑造人物,描述故事,使戏剧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有了新的视角。
用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问题,碰撞现实生活的矛盾

民族题材难写,直面现实生活的民族题材更难写。景宜是驾驭民族题材的高手,但面对《都是一家人》的创作,她也汗流浃背。谁都知道民族题材敏感,有些作品都绕着走,浅尝辄止,冲突比较浅,人物性格的动力就小,回避矛盾,必然带来品质的平庸。这和写《茶马古道》、《金凤花开》,那种强烈的矛盾冲突,动不动就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不一样,全剧没有一个坏人,没有坏人的戏是最难写的。

王文杰导演在开机现场
少数民族群众走进城市,走入汉族中间,在新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和矛盾冲突是什么?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矛盾自然也体现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城市新生活中。景宜对此做出了思考,并将这个思想作为全剧最主要的矛盾进行讲述。

编剧景宜和导演王文杰在拍摄现场
剧中展现了外来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多年来,外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一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尤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即便是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非当地户籍的外来人员子女也被各种限制条件拒之门外。
通常思考这类问题时,人们总会带着主观意识站在面对问题的一方,却很少会站在解决问题方去考虑。这部剧中难能可贵的是,它将问题抛出后,不仅描述了外来打工者的遭遇,也展现出了城市管理者的困境,同时将问题的两个对立面都摆在了观众面前,让观众可以更清晰、更客观地去思考问题。
同时,这部剧还关注了一个“冷门”群体,即民族工作的管理者,以及为各民族服务协调民族事务的部门,描写了他们的人生与奉献。剧中的男一号便是民宗局局长,越永强(林永健饰)是云海市民委干部,他是城市的管理者,问题的解决方。他的思考、工作水平正代表着这个时代城市管理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进程,越来越多外来人员进入城市,城市如何接纳?如何管理?由城市资源配置不平衡引发的种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将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引起的冲突,作为全剧最大矛盾线,既展现当代民族交往融合与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也展现出民众和城市管理者在时代矛盾中的思考。这部剧不仅视角新颖,更碰撞到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
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对外来务工人员是个考验,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同样十分严峻。本剧通过男主越永强从事民族工作的经历,从精神上构建戏剧冲突,是一个主要载体,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只从社会层级出发,而是从人物家境和周遭描写,妻子患病、女儿叛逆、好友愤怒,库尔班的顽强,马有福的精明,阿拉木罕的支持,把主要人物放在日常生活中去行动,让他为实现周围人的理想和寄托而努力,去表现他的优秀品质。生活永远是一切民族的寄托,越永强为周围普通人的心愿和寄托而努力,使这个形象获得了令人信服的实在性。
同时,这部剧将人物命运与大环境、大事件紧密结合,在讲述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完成家与国的宏大叙事。让观众在接受人物形象的同时,唤起对社会事件的感情记忆。另外,主旋律剧的轻喜剧风格也令《都是一家人》别开生面,风景独好。
【文/小熊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