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几篇文章里面，很写过几个在大清晚期战乱年代发了财的人，比如日本间谍江大辫子和博天鬼，这些人是靠做土匪抢劫别人，掠夺百姓而致富，最后成了冠冕堂皇的实业家，资本家。
也写了苏鲁豫皖地区的土匪好汉们在清末民初时代如何“致富”，然后从军从政，发家致富，光宗耀祖。
当时的世道是令人窒息的，善良好人，勤快善人大多数身首异处化做了热泥沃土去滋润强梁者的事业，为匪做盗者反而飞黄腾达。
然而，世事肯定有例外，对不对？怎么也要让好人发个财呀！不然，天道体现在哪里呢？
今儿的例外要从一座钟鼓楼说起。
世之筑城，必建谯楼。此乃汉之遗风。谯楼者，谓门上为高楼以望也。谯楼内每悬巨钟，昏晓撞击，使臣民闻之而生儆惕之心。”
钟鼓楼
谯楼即是钟鼓楼，基本上每一座有点历史的城市必须都有的建筑。可以观火，可以瞭敌，可以举办各种烟火表演，可以在其上庆祝各种喜庆，总而言之吧，钟鼓楼自来是万众瞩目之所在。
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尤其到了现代社会，钟鼓楼的社会功用已经消失殆尽，有些城市的钟鼓楼建筑就消失了，但是千百年的时间长河中，钟鼓楼它矗立在那里，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比如徐州城吧！徐州城中有“鼓楼饭店”，有“鼓楼广场”，甚至都有一个鼓楼行政区管理着近40万人口，可是，徐州这个三千年古城它已经没有了钟鼓楼。
大同街中心的那一座所谓钟楼楼只是1932年新修的望火楼，消防用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钟鼓楼。
徐州城的钟鼓楼从当年项羽把他的“西楚国”定都于彭城就开始存在了，传说楚王宫午门即是后来的彭城鼓楼。
1952年3月的一天，暴风雨突袭徐州城，风息雨止之后，历经两千年饱经战火的徐州鼓楼，楼盖四散于地，台基坍塌，剩了乱砖一堆堆。
建筑废墟
这一年夏天，政府决定让钟鼓楼重新为人民服务，就拆除了钟鼓楼，建成了东西两个标准的公共篮球场。
“江北第一楼”退出了历史舞台，盖这座楼的人也快被人们完全忘记了，尤其在现代年轻人中间，少有人听说过张大烈这个名字了。
提起张大烈这个名字，早先的老一辈徐州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办法，他太有钱了，人性总是先看见金钱的，徐州首富嘛！张大烈之富有多富？他有财力独力给徐州城建造了一座钟鼓楼。
对！1952年坍塌的徐州钟鼓楼就是张大烈在1898年独资修筑起来的。
在过去的徐州人中间有一句话叫做“鸿儒当属周仲穆，巨贾自是张景武。”周仲穆如何鸿儒下一篇文章再说，这个张景武自然是张大烈了。
在中国文化里，受尊重的自来是读书人，有钱的商人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呢！一般不会允许他们上台面，比如沈万三修南京城就被朱元璋砍了脑袋，干嘛呢！修城之事，关尔等奸商甚事？！
徐州人却把一个“巨贾商人”和“鸿学巨儒”并列而谈了，可见这个巨贾张大烈在徐州人心中的地位不低，起码没有被目为奸商！起码他不是徐州人“仇富”的对象。
这个人确实不是一个奸商，他是推着一辆小独轮车因应时代而起的大商人，劳动人民出身，世代耕地为生，晚清时代，农民大量破产，张大烈是破产农户之一，虽然家中也有几亩薄地，但在大清门户洞开，西方经济冲击下，薄田几亩是连一饱也求而不得的。
旧时代独轮车
不得已出门做工求食，他也爱折腾，先是给人家饭铺做伙计，早起晚睡辛苦异常，总算残羹剩饭能得一饱，不长时间，大概认为自己学到了本事，毅然辞工自己开了一个饭铺。
有过创业经历的人都明白，第一次创业一定会失败，张大烈失败了。
晚清战乱时代有一个好处，一个男子只要横下了心，不去在乎社会舆论，相信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捻钉”这句屁话，毅然决然就当兵，倒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出路，因为竞争者少嘛！起码有力的竞争者少，在晚清，只要不是湖南人，一般去当兵的人都不会是什么正经人。
张大烈心一横入了军营，混了几年，真的是混，因为晚清绿营兵全部有自己的小生意的，做生意正是张大烈的爱好，也是他的专长，于是，在大清军营中倒被他混成了一个“世事洞明的商人”，也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
做过生意的人饿死也不会给人打工的，给大清朝廷打工也不行。
后来被他找着了一个机会，认了一个开洋货铺的本家，两个人强强联合，张大烈因为当兵朋友多不怕路途艰难，有办法对付沿路的军匪。洋货铺的本家拿出本钱请他去上海和洋人接洽进洋货回徐州发卖。
其时正是西方工业产品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洋货在中国大行其道，举国上下，城市乡村，达官贵胄，贩夫走卒，稍微有点资产的人皆以用洋货为荣，什么洋火，洋车，洋油，洋伞，洋布，洋针，洋绳，洋蜡，洋炉子，洋表，洋刀，洋叉，洋炮，洋枪，总而言之，洋货买卖是一个超级大生意，日常消费品嘛！自来就是大生意。
晚清的洋商们看着很厉害的样子，欺负大清朝政府可以随便地欺负，可是，他们的能量也只能到达开放口岸而已，中国太大了，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固然有他们支棱腾挪的地方，不过，他们如果想把货物卖入内地，非得另外物色合作者不可。
内地合作者并不容易物色，因为当时之世，八国联军，*片鸦**战争什么的都发生过了，内地人视洋人为鬼为怪，愿意与洋人打交道的不多，有，也都是些“二鬼子”“二流子”之类，内地正经人避之唯恐不及也。
旧上海
这时候的张大烈揣着本家的些微本钱，推着一辆木头独轮车进入了十里洋场大上海，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做大生意的人。
只是呢，张大烈来之五省通衢的徐州城，霸着京杭大运河，多少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的商人都来徐州办各种土洋杂货，还不说徐州的老八县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了，一句话，张大烈的洋货销的异常地快。
慢慢的张大烈在上海洋商那里有了“商誉”，竟然可以赊购了。赊销就等于获得了洋商们的无息*款贷**呀！
还是要重复一句话，做过老板的人不可能总为别人做嫁衣裳的，本家也不行。
不长时间，张大烈就自己弄了一个字号“景盛公”，垄断了徐州的洋货生意，日常消费品销售自然需要各地设点铺店，于是招兵买马，生意愈做愈大，大成了徐州第一富，张大烈暴富了。
暴富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当时民谚有语：“张大烈推小车，绊倒拾个金娃娃，从此就把家来发。”可见他的财富增速之快了，给一般人众的感知是——张大烈拾着了一个金娃娃。
其实哪有什么金娃娃可拾，是大上海各国洋商们给予的“赊销权”而已。
发家后的张大烈不忘根本，把他第一次推到上海贩货的独轮车装裱一新，扎上大红绸子悬在了大堂之上，立下了家规：“忠厚传家久！”“做人要忠厚呀！”张大烈说，“你们看，连洋人也愿意和忠厚的商人合作发财。”
从这个家规也可以理解徐州人为什么把他和“鸿儒周仲穆”相提并列了 ，有了钱的张大烈吃穿住行上依然是一个“穷人做派”，常年的布衣布鞋，粗食淡饭，对自己敛俭的很。
对公益事业，对穷苦人却又乐善好施。他在风化街居住的时候，兜里从来也不断零钱，只要在街上遇到小孩子，怎么也要掏出几个钱买孩子们高兴。饭店中，即便是陌生人，只要求到他头上，也会慨然为人家付酒饭钱。
他虽然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支持起教育事业来从来也不吝重金，
1887年，张大烈出资修建了奎星阁，1890年和1895年，他又两次出资重修、改建了文昌楼。
1898年，徐淮一带遭水灾，当官府要整修遭水的鼓楼时候，张大烈自请独资修建 ，大清的官员们当然是照准了，并且提出了要求——“还其旧观” 。
于是又另外出资，遍请旧儒宿学，翻书查典，得出了旧鼓楼的形制：
鼓楼的基座用的城墙砖砌筑，基台上建楼，楼的东西两侧建角楼。基座平台四周边砌作城的样子，上为巍峨大楼，其下形如城门，人车马从门洞穿行。门洞为石砌圆拱券顶，高宽6米左右，南北长30米。门洞石券上嵌着石制的匾额，南边曰“中枢巨镇”；北边曰“大观在上”。
南门砖砌圆拱券以上做木牌楼形式，木匾题书“江北第一楼”。鼓楼形制严整，琉璃瓦双层覆檐，气势巍峨，拱形门洞宽敞，跨越街道，鼓楼南侧，楼阁两层，有木结构城楼，内置大鼓，以击鼓声向全城报时。门洞两边刻有两行对联：郡列九州雄领严疆带砺；楼高百尺辉联曙海云霞。
修成鼓楼第二年他又出巨资买米、豆饼、杂粮救济民众。修筑黄河大堤时，他又承担修建了最长的地段，同时在丰县境内故黄河上建石桥一座。
当时他就挣得了一个“富而好仁”的美誉，大清地方官员也把他当作块“肥肉”，凡有出钱出粮之事必找上他。
而张大烈也乐意当这个“冤大头”，他常说：“我一副挑子进徐州只是为了温饱而已，万贯家财身外之物也，现今所得之多，已出望外，施散一些，理所应当。”
据说他连签字也不会，那么大的生意，全凭常年揣在身上的一方印章作证，于是他发狠要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便捐资两千金办了两所义塾。
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张大烈“乐施不倦”专折上奏，被朝廷奖给“一品封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