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立三同志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苏联相识并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30余年。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近几年，有不少报刊喜欢介绍我们两人“跨国之恋”的故事，我想，这些事情还是由我亲自来讲述，恐怕会更真切、更全面一些。何况对立三同志在苏联的这段工作、生活以及被捕入狱的经历，真正了解的人实在太少了。
相识在莫斯科
众所周知，李立三是于1930年在国内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由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作检查、接受批评的。1931年8月，被安排到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又任中国*产党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我正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立三的。说起来也算是有缘。我虽然出生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李立三这个名字却早就听说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时，我还系着红领巾上小学，很关心世界革命形势，也很爱看画报插图。有一次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大型群众*会集**，台上站着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他满怀激情地伸出手，在慷慨陈词。下面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五卅”时期的一次工人*会集**，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1931年，我17岁那一年，从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毕业，便自愿报名去苏联远东工作（类似中国的“支边”），分配到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有一天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看到题名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我赶快核对，发现原名应为“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错误。那么“立三主义”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反对？我带着这些问题找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产党共**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正对他进行批判。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五卅”时期的李立三！我那天真少女的想象力给我刻画出一副白发苍苍、前额布满皱纹的老人形象。担任*产党共**要职，又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肯定是这个样子！当时我绝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李立三的妻子。
两年以后，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我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她是共产国际的英语翻译。她爱人杨松，原名吴绍宜，1907年出生在湖北，1927年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列夫。1931—1933年，他在苏联远东工作时，与萨尔达结婚。1933年，他们一起调到共产国际工作。1934—1935年，杨松到东北参加抗日游击队，1935年返回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留在共产国际机关，1938年秋回国，在延安病逝。
那天，我和另外一个女朋友柯拉娃来到萨尔达所住的饭店，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和杨松交谈。高高的个子，蓬松的密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同志。”萨尔达向我们介绍说。我们三个女友凑到一起，叽叽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的俄语不够流利，不便插嘴，也可能是悄悄地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没怎么在意，后来萨尔达才透露，她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柯拉娃是个相貌出众的俄罗斯少女——清秀端庄，碧绿色的大眼睛深沉、迷人。我和她在一起总觉得处处不如人家，但不知为什么，李明没有看中她。
事后，杨松、萨尔达、柯拉娃和我，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经常与李明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旅游划船。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红皮证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人多船少的时候，他到售票处拿出证件，马上就能租上一条船来。可能是因为我很年轻，留下的都是这些快活、轻松的回忆，至于李明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我是不大关心的。
记得1934年秋天，我和柯拉娃听说李明搬了家，就顺便去看看他，发现他满屋狼藉，正在收拾行李。我们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我们将信将疑，知道此时已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突然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我和柯拉娃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看，向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我们心里却已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我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李明走后，我才弄清他的真名，还是那些远东的朋友们偶然说出来的。有一次我们谈天，有人提起李立三，说好久没有见他了。我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吗！”“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我更加感到费解。“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已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二十多岁）。他这种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竟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也需要反对吗？这些问题我当时怎么也搞不懂，经常反思。可惜的是，李明也罢，李立三也罢，他已经消失了，石沉大海，我以为永远也见不着他了。
一年过去了。我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1935年夏，我从工农夜校毕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风餐露宿、四海为家，是我当时浪漫的梦想。正在埋头准备考试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到一声熟悉的湖南口音：“请找李莎。”“你是李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感到惊奇，因为按惯例，一个外国*产党共**员回国，不可能这么快就返回莫斯科来。立三含糊其辞，没有说明他是从哪里来的。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此行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疆的地方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目的是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当时白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地下电台停止了工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时，随军电台在敌人轰炸中也被毁坏，共产国际与*共中**中央恢复联络是当务之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指派了两批人先后经*疆新**、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建立联系，还制订了与红二十六军联络后、进而寻找长*途征**中红军主力的计划，但因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未能成功。李立三提出亲自去*疆新**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共产国际也没有批准。最后，还是由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密码，克服困难回国，与*共中**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救国时报》编辑。此时，我们开始单独约会了。立三很主动，经常给我打电话，和我们同住的邻居们都熟悉了他的声音，不用问就叫我说：“李莎，快来接电话，还是你那个中国朋友打的！”我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立三努力使我开心，约我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乐，在音乐会上甚至能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我，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我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又是我们一致的爱好。
经过会面、交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步加深。立三给我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煤矿大*工罢**、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我的心目中带有传奇式的色彩。我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所犯的错误，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更是打动了我的心。当我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我对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我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我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当初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我并不顾虑立三在国内有妻儿（他把原来的家庭情况对我如实地作了交代），我只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最后撇下我一个人。但不管我是怎样想的，立三经过深思熟虑已作出了选择，便锲而不舍地非要达到目标不可。他那一往情深的追求势不可当，我同意尽早嫁给他。
1935年十月革命节，立三邀请我到联盟饭店参加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节日会餐。这个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各种文字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政治书籍，李立三领导了中文部的工作，并直接参加了翻译和编辑。当晚他坐在主宾席上，情绪高昂，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祝酒。在座的中国同志们站起来，热情地和他碰杯，同时又借机悄悄地瞄我一眼。虽然是友善的目光，但处在众目睽睽下的我实在觉得拘谨。我明白，立三这次请我来，是要给大家“亮相”的。
接着，立三又把我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国*产党共**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子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目空一切，开口就是一派官腔，使人感到不舒服。我注意到他和立三讲话相当冷淡，立三也同他保持距离。为什么还要带我见他呢？后来我才明白，立三要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在家里，我的婚事没有引起什么异议。我幼年丧父，14岁开始半工半读，16岁正式工作，早已是完全自立的人，哥哥、嫂子根本不干涉我的自主权。母亲一手把我养大，是我最亲的亲人，她十分理解我。立三对她很敬重，她也很喜欢立三。但当立三正式表示要同我结婚，妈妈慌了手脚说：“李明，你可知道，我的女儿一点嫁妆也没有！”立三笑起来说：“没有更好！我也没有什么财产，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几天之后，我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
新婚生活
“柳克斯”招待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上，“十月革命”前是个酒店，20世纪20年代改为共产国际招待所，仍保留客房形式，但进住的已不是富商大贾，而是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如德国的皮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共中**代表团成员也大部分住在这里。立三有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两张窄床、一个小圆桌和小沙发。只有洗脸池，没有浴缸。厕所、淋浴、厨房都是公用的。这与王明所占用的豪华房间是不可比拟的，但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洞房”。
我和立三的共同生活是1936年2月开始的，当时我22岁。立三请了几个中国同志喝喜酒，一起动手做饭。参加的有*云陈**、杨之华和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后来立三又亲自掌勺，在我母亲家里炒了一桌中国菜，款待我的亲友，深受大家赞赏。这就算办了喜事。
5月，立三带我到黑海之滨，在避暑胜地索契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海声涛涛，绿树丛丛，苏共中央疗养院的花园里兰花盛开，散发着醉人的馨香。立三和我共享着浪漫的爱情高潮。我们爬山散步，下海游泳，形影不离。立三热爱鲜花，发现我喜欢玉兰，顿时童心发作，灵巧迅捷地爬到树上，为我摘下一大束玉兰花，插在我们房间里。高加索的水光山色令他赞叹，更加引发了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我们湖南山清水秀，你一定会喜欢的！”他深情地对我说。
我真能去中国、去湖南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严峻的形势下，这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我一直担心立三会调回国内，长期与我分离。我深知，在革命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要作出选择时，他是绝不会犹豫的。结婚之前，他就向我作过表白说：“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第一，家庭只能第二。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立三在国内的几次婚姻，都是因为受到动荡的革命生活的冲击而被冲散的。1930年底，他被勒令离开上海赴苏时，他的妻子李崇善膝下有两个女儿，并有孕在身，立三也只能与她匆匆告别。他本想向共产国际述职后尽早回国，未料不予批准。他只好给李崇善写信说明，嘱咐她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可以重新考虑个人问题，也可以把孩子送给别人。这封信由周恩来当面转交李崇善。那时她的大女儿李竞已由一家革命同志抚养，并同他们一起被捕坐牢，为了工作便利，李崇善把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志佩交给地下交通员转送人家，身边只留下二女儿李力，并接受了*党**所安排的一些重要任务。
立三把这些家庭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也加深了对他的同情。
正当我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的生活时，突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就是康生。我在莫斯科就认识康生。他是我们在“柳克斯”的邻居、*共中**代表团副团长，经常和王明在一起。他身材细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装束考究，举止文雅。我不懂中国话，很难揣摩他的心理，更不会想象他在李立三的命运中所扮演的恶魔角色。康生这次一出现就把李立三叫出来，两人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后，康生当晚就乘车返回莫斯科，给我留下深深的疑虑：他是否来令立三回国？我们的“蜜月”会不会马上中断？我惴惴不安地观察着立三的神态，不敢直问。看到立三稳坐钓鱼台，毫无起身之意，才渐渐放下心来。
康生到底是来干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共中**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消息及带去的密码，随即拍回电报来，但在莫斯科没有人能读懂，因为密码是李立三编出的，也是他一人凭记忆掌握的。于是康生赶到索契让李立三破译，把电报带给共产国际看。
为共产国际与*共中**中央之间的秘密电信编码、破译是当时李立三经常性的工作。我下班回“柳克斯”，往往碰见他在家，看到我进门就连忙把一些文稿收进抽屉，洗掉满手的显影墨水，我们两人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李立三的主要工作在《救国时报》。这家中文报纸于1935年创刊，以华侨刊物的名义在巴黎出版发行，实际上由共产国际主办。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负责组稿、排版和制作纸样，而后空运到巴黎印刷，在欧美华侨社区发行，并海运到中国上海、广州等地。在巴黎的工作由吴玉章领导，在莫斯科则由李立三全面负责。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廖焕星、张报、王德、李克、于辛超、邱静山等同志。《救国时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全民抗日。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文章，有些文章署名李明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立三整天忙着写文、改稿，伏案办公直至深夜。
立三工作虽忙，婚后并没有要求我着重扶持他，做饭、买菜、洗衣这些家务，都是我们共同承担的。立三还主动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我继续学习，再次报考大学。他说：“原来你的家庭负担较重，耽误了学习。现在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我可以支持你读书。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一定要上大学。”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这次选择专业，我就比较慎重了。我想，我的专长在文科，既然同一个外国人结了婚，就应该学习外语，首先是汉语。我打听到东方学院汉语系，但那是保密专业，不对外招生，只接收*党**团组织保送的干部。我父亲原是贵族，我对他只有模糊的记忆，他早已去世，却影响了我的阶级成分。在“唯成分论”的环境中虽然很不容易入了团，但不能奢望保送上学。于是我只能考进培养教师的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36年9月入学，指定学习法语。
“肃反”浪潮
1934年12月，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市委办公大楼内被来路不明的人开枪杀害，此后苏联掀起“肃反”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于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一个个戴上“*党反**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外国间谍”等高帽，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害迫**、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没有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产党共**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产党共**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堂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我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往来。”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总会实现。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我们逼近。
1937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发放信件本不是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同志。于辛超已提前下班，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乘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殊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招惹“特嫌”之祸。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
于是，王明、康生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一些节外生枝的问题，捕风捉影，诬蔑李立三“贪污*党**款”、“对*党**心怀不满”等。王明、康生要求解除李立三*共中**代表团成员、《救国时报》负责人等职务，引起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反对，王、康便经过共产国际干部局于1937年9月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据一些知情人士讲，苏联内务部从那时起就对李立三开始秘密监视了。
王明、康生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康正准备回国，王明坚持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共中**领导人”自居，打算在中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李立三在*党**内的资历远远超过王明，且历来与王有矛盾，此时此刻放他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对王明是非常不利的。要不让李立三回去，就必须找出新的问题来，因为李立三对过去的错误反复检查过好几年，已无法成为不准他回国的借口。公文包的丢失恰好给王、康提供了口实，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我只能作些猜测。
对王、康的诬陷，李立三坚持反驳，准备了一套书面材料及张报等人的旁证，递交共产国际监委会。监委会于1937年10月5日开会，认为干部局提出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证据不足，需重新调查再作结论。11月间，王、康离开莫斯科回国，由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持他回国的要求。他于1938年2月初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线’的推行者，在苏联工作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派他回中国担任工会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上立即批示同意，并对李立三回国要办的手续等细节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预定2月25日开会最后讨论，李立三的问题眼看要解决了，恰在这时苏联内务部抢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2月24日凌晨，“当当”的敲门声把我和立三从酣梦中惊醒。身穿军装、荷枪实弹的两个人闯进屋来，亮出了逮捕证，然后翻箱倒柜地满屋进行了搜查。“跟我走！”对着立三的这一声吼叫使我肠断心裂。立三摘下手上的瑞士表交给我，换上一身最旧的衣服。他神色镇定，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李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这些话一定转告我*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立三被带走了。我强止住眼里的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共中**代表陈潭秋的门。他见我进来，脸上顿时变色，大概已猜出我带来的消息凶多吉少。“李立三被捕了，”我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转告的话，我都记下来了。”说罢，把纸条递到陈潭秋手里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员把我赶出大楼，勒令搬进院内阴森、潮湿的小房里。这是“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她们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了革命、为了寻求真理，跟随父母、丈夫或长兄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又和苏联干部、百姓一道受无辜*害迫**之苦。我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同情我、安慰我的朋友。
第二天，我向外语学院团支部报告了丈夫被捕的情况。近几年，外语学院此类事情层出不穷，所以支部书记毫无吃惊之意，绷着脸对我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你好好反省吧。”两年前，我向组织请示能否同李立三结婚时，当时支部书记的态度颇为友善。“你这个对象是什么人？”我说：“他是*共中***党**员，在共产国际工作。”“噢，那是兄弟*党**，是我们的同志。没有意见，你当然可以结婚。”说得很爽快，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胸怀。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只要是外国人，统统被怀疑成“特务”、“间谍”，我接受不了这种变化。*党**团干部反复做我的工作，要求和丈夫划清界限，说：“既然是个外国人，你怎么能替他担保呢？”但这些好心规劝没有使我动摇。有一点我坚信不疑：李立三绝不会是坏人。
团组织决定召开全院大会处理我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支部书记大声宣布：“基什金娜的丈夫、叛徒李明现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台下虎视眈眈的眼光不免使我胆怯生畏，但我不能后退。我鼓起勇气向大会坚决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作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行为。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提法，我不能接受。”这番话引起一片哗然。有人陆续上台批判我“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为人民之敌涂脂抹粉，同流合污”等。最后大会表决开除我的团籍。我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默默地走出了会场。
母亲、哥哥、嫂子对我是同情的。“好人有难，不能背弃。”妈妈支持我说。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我及时脱身，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生活。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寻找立三，要忠心地解救他。
于是我打听到莫斯科市各个监狱的地址，到处询问查找。一清早就到监狱接待室门前，排上长长的队伍，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终于走到窗口拿出身份证查问，粗暴的声音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啪的一声把身份证扔回来。排队的人们议论说，内务部对于政治案件采取“三人小组”连审带判的办法，几分钟就能判处死刑或监护劳改。这些议论使人心惊胆战，悲观失望。走出监狱后，我常在大街上徘徊到深夜，久久不能平息，但我心里总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我：正义必将胜利，立三必定要回来。
俗话说：老天有眼。半年以后有一天我再一次来到塔岗卡监狱，习惯性地排队到窗口，得到了意外的答复：李立三确实关在此地，但不能探监，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我兴奋不已，飞跑回家，心想，只要立三活着，我们定能见面！当时我已搬回哥哥家，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上全靠学校发放的助学金。妈妈不得不给人洗衣、做缝纫活儿。我们节衣缩食、变卖旧什物，每月给立三留够生活费。我拼命地学习，保持全优成绩。我知道，只要出现一个“良”，我的助学金就会撤销，我和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每月带钱去监狱，我都要穿得整整齐齐，仿佛去和立三约会似的。一墙之隔，却见不到亲人。我不甘心这种局面，继续向有关部门交涉，打听审讯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了解到，案件已由法院驳回进一步审查。这个消息使我备受鼓舞：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进一步审查说明有希望！何况时至1939年夏，“肃反”高潮已过，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部长叶若夫被撤职，不久便被法办枪决，做了“替罪羊”。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做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人，社会上政治气氛有所缓和。
我耐心地等待着，期望立三不久能回来。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见不到立三的身影，内心的焦虑又重新升起：我的期待会不会落空？十月革命节来临，我的家里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息。我躺在床上，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突然间，外门的电铃响了。我如同触了电似的跳下床，冲进楼道去开门。果然，我的预感是对的——门外站的是立三！伴随他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我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好一个礼物呀！我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翻译和文字整理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