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对于*产党共**人来说，这里毕竟是一个他们力图使他们的生活建立在理想基础之上的社会，所以最开始大都是仪容规整，作风严谨的，不太有娱乐活动的。
当然，后来还是有相当多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带着他们各种各样的理想从海外和中国各地奔赴延安。
同时，如此一群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和风尚，对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长征的士兵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给极目四野唯有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抹亮色。
奥托·布劳恩（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李德）也指出：“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
*共中**领导人也曾在周末招待过各种类型的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外国友人），形成一种较活泼的文化氛围。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社会上的风气也更为宽松了，群众可以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
在舞会上，音乐是搜寻得来的唱片，也有现场合唱演奏。中国传统的乐器二胡，西洋的小提琴等交相辉映，须知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
冼星海（右一）与《黄河大合唱》女生部合影
以毛*东泽**为代表的中国*产党共**人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新风尚的影响，他们欢迎对中国革命高度关注的外国友人来到延安，利用多种方式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
最早描述中国*产党共**人革命风貌的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诺斯**，他曾同毛*东泽**在延安窑洞连续待了几十天，采访到了当时这位*共中**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毛*东泽**与*诺斯**在陕北合影
他向世人揭开了中国*产党共**人的神秘面纱，使得全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产党共**人。
接着，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海伦·*诺斯**等数十位外国友人先后到达陕北苏区。
1937年，毛*东泽**（右三）与*诺斯**夫人海伦·*诺斯**（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语言，还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安娜利泽
在安娜上大学期间，德国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增长。安娜作为一个有主见、思想独立的女性，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自1931年开始，她经常和一些反法西斯人士积极在欧洲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这时，她的生命里走进了一个叫王炳南的中国人，对她一生的轨迹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炳南
王炳南是个老*产党共**员，他人生中唯一的理想信仰就是共产主义，在德国留学期间，王炳南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安娜·利泽。
在密切的联系交往过程中，发现对方都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政治理念和崇高的革命追求，两个异国青年随之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充分说明爱情是不分国界的。
1933年，德国法西斯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开始执政，安娜利泽作为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两次被捕，出狱后为避免再次落入法西斯的魔爪，王炳南于1935年同她结婚，让她拿到中国护照才脱险出境。
婚后安娜随丈夫姓王，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王安娜。
1936年初，法西斯在德国的势力已是势焰滔天。
王安娜在和家人短暂相处一段温馨时光后，毅然离开家乡，跟随王炳南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随后投身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中。
这里笔者还要提一下，两人归国时正值*共中**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蒋介石还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西北军驻扎在陕北根据地妄图剿灭红军。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与西北军首领之一杨虎城（张学良部队此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早已转移到西北）是歃血之交的异姓兄弟，王炳南去德国留学就是杨家资助的。
王炳南此次回国，就是受*共中**所托，通过世交关系争取做杨虎城的工作，要他放弃剿共，劝说蒋介石一致对外。
王炳南是杨虎城兄弟的儿子，也就是杨虎城的大侄子。听说侄子在国外娶了个洋媳妇，杨虎城很感兴趣。
西北军将领杨虎城
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和安娜到西安当晚就进了杨宅。
作为古城西安内首位洋媳妇，安娜的行为十分受到关注。
她穿着中*旗国**袍，操着一口在老百姓心中看来是讲得“叽哩哗啦”的英语，在街头宣传抗日，格外的引人注目。
不久，杨虎城以养病名义前往上海，后王炳南接到杨邀请，带着已有身孕的王安娜前往上海。
随后，终于在王炳南等人坚持劝说的思想工作下，杨虎城坚定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早先返回了西安。
事变关系重大，考虑到女眷留在西安存在隐患，王炳南在安顿好了妻子后，随即返回了西安。
在上海待产的日子里，安娜结识了宋庆龄，走访了病重的鲁迅，采访到了当时关押在狱中的救国会领袖。
爱国会领导人“七君子”
他们身上那种不惧牺牲、刚毅勇敢的品质使王安娜印象深刻，使得她认识到，她已不想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而决心要做一个革命的参与者。
在中国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她入乡随俗，学习中国语言，结识中国朋友，了解中国习俗，逐渐融入了中国生活。
这使安娜更加清楚了解当时中国的局势和民情。
西安事变爆发，成为时局转变的一个枢纽，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宣布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和杨虎城
这时在上海的安娜再也“坐不住”，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西安丈夫身边。
她说：“ 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
终于在当年的除夕夜，安娜抱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平安地回到西安和丈夫团聚。
当时的*共中**还只是与外部世界建立“民间外交”，*共中**对根据地外部来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许多外国记者对*共中**有着浓厚兴趣，他们突破国民*党**的*锁封**潜入了延安，采访到了当时*共中**的一些领导人。
1937年1月，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
王炳南和安娜极力营救，安全地保存下来采访资料和胶卷。当王安娜读了这些系列访问资料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
1937年3月初，在接到邀请后，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厄尔·列夫坐货车来到延安。
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刚结识不久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东泽**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毛主席的湖南方言，对于刚刚才能听懂一些基础中国话的王安娜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愉快地谈话。
我们知道毛主席是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是出了名的，主席甚至在谈到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时很是兴致勃勃。
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
王安娜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
然后，毛*东泽**问得更细：“皮肤是白色，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安娜有些迟疑地回答道。
王炳南、王安娜和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这真有趣！”毛*东泽**哈哈大笑道，“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这次对话让王安娜一下子和这位领导人亲近了起来。
1979年，王安娜重回延安
王炳南在那时担任周恩来的副官，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周恩来曾对王安娜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右一为周恩来
1939年初，由于王安娜本人会说法语，又是妇女好开展工作，周恩来交给她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去香港联系孙夫人宋庆龄，设法把买到的包括X光机等珍贵医疗器材运回来。
果然，王安娜从广西出境到越南，又转往香港、上海期间，由于上述的优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回到重庆。
接着，她又奉命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了解当地医疗情况。
左为王炳南夫妇
在八路军突破日军的*锁封**线的行军过程中，由于路途遥远，行程艰难，战士们体恤王安娜是女性，又为了照顾“外国同志”，要她骑骡子，王安娜却坚持步行要和普通战士们一样，不搞特殊。
一路上她生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东泽**对她说的话：“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于是她自豪地呼叫：“我现在属于中国人了！”
1939年4月，王安娜接受了周恩来委托她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战野**医院药品的“紧急任务”。
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八路军*用军**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谁也没想到，王安娜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
有了这张通行证，路上避免了很多麻烦，最后王安娜也不负所托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王安娜在中国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结出了果实，但同时她的家庭出现了问题。
由于和丈夫聚少离多且性格不和等原因，两人最终有了隔阂，但选择平静分手。
王安娜离了婚，作为宋庆龄的助手离开重庆去了上海，帮助宋重新编组“保卫中国同盟”，同时承担一些外文翻译工作，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重庆谈判破裂后，蒋介石加紧了发动内战的步伐，美国这时眼看国共调解无望，转而选择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
此后，王安娜在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蒋，并利用各种机会向解放区运送紧缺物资。
她虽然不是*产党共**员，但她一直在为*共中**的事业不遗余力地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又在华工作了六年。
1950年王安娜（左三）和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周恩来（中）、董必武（右一）
这时王安娜得知了自己在德国的母亲去世的消息，丧亲之痛，可想而知。
新中国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儿子也即将成年，王安娜终于放心告别了这个她生活了20年的第二故乡——中国，踏上回国的归途。
在国外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王安娜离开中国后回到德国洪堡大学当教授，要自己挣自己的面包，又因为王安娜“*共亲**”，宣传中国*产党共**的事迹，在德国不断地受到排挤。
但安娜一直是个独立而又坚强的女性，有再多的委屈和困难她都自己承受消化。
虽身处国外，但她一直都在关注那个东方的中国的情况，那里有她的孩子，有她的战友，在那片土地上有她为革命事业付出的青春岁月。
在德国生活的每一天里，中国的种种记忆都时刻让她魂牵梦萦。
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奋斗的日子，以及让德国的人们也知道抗战时期东方的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努力，她专门写了一本纪实作品《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文字还是难解衷肠，她几次请求去往中国，但都被冷漠拒签，没有关系，她继续等着。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也有很多人说王安娜是特务，各种各样的罪名都有，儿子王黎明也因此受牵连坐了牛棚。作为儿子，当时王黎明的罪状有两条，一个是“黑*干高**子弟，沾了父亲王炳南的光”；一个是“里通外国，沾母亲王安娜的光”。
1979年，“*人帮四**”被粉碎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拨乱反正之风，一切重返正轨。
她又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度来华参观访问，受到*颖超邓**等人亲切接见。
当时负责做接待王安娜的工作的，还正是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的前夫王炳南。爱情不再，友谊还是在的，何况两人一起并肩战斗多年。两人许久未见，也是十分思念对方，一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
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虽然很多已经是物是人非，但往事历历在目，太多感触和情绪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她与*颖超邓**等人搂在一起，相互嘘寒问暖。
右一为*颖超邓**
当时的人们还很惊讶，一位德国女性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陕西话和他们交谈。
在王安娜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她依然还是做着关于中国的事情。
她本来就是学习历史和语言专业出身，能够用最简洁通俗的语言，充满感情、明了地表达她经历的那段历史。
利用这样的优势，安娜晚年一直在整理关于她在中国经历的文稿，即使老来行动不便，也一直在回答读者向她寄信询问的有关中国的情况，笔耕不辍。
德国汉堡
1989年7月17日，王安娜在德国汉堡逝世。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会永远记得她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