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祺康—广西教育人物(连载)(四)

罗祺康—广西教育人物(四)

蔡梓权

2010年10月24日

(上接《罗祺康—广西教育人物(三)》。)

第四章 建国初期

建国之初,百废俱兴,万象更新。罗祺康和陆川中学*党**支部、陆川*党**组织的同志们一起,改变了原先的秘密的地下工作的状态。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创建者,是当地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掌权人,和广大人民一起,都是新中国、新社会的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地为捍卫新生政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建设新中国而忙碌着,工作着,战斗着。

罗祺康的学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1950年2月,罗祺康接到陆川县委组织部通知,奉调到陆川县委会工作,到县委宣传部任干事。工作一年后,又转到县委秘书处任秘书,工作了两年多时间。罗祺康后来说:“在县委工作三年多时间,主要是跟县委同志下乡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土改复查,生产救灾等工作。这段时间,因经常接近*长首**,比过去接近实际,心里觉得比较扎实。除了参加土改试点追余粮碰到‘顶牛’户有苦闷右倾情绪以外,其余时间尽管相当艰苦,经常深夜不眠,但精神上却是愉快的。”这期间,他被评为坚持机关工作甲等功,获得奖励。罗祺康到陆川县委机关工作了三年多时间,他离开了学校,出了教育线,专门从事*党**务工作。这也使他从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范围经受了工作锻炼,了解到更多的工作情况、斗争情况和群众情况,工作能力从中得到了不少的锻炼和提高。

1953年3月,罗祺康接到陆川县委转达当时容县地委的通知,调他到陆川中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罗祺康又回到陆川中学,这是他三进陆川中学了。1936年秋,他一进陆川中学读初中;1948年春,他二进陆川中学做教师;现在三进陆川中学,他被任命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了。时移世易。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陆川中学依旧在,山河换新颜,学生变校长了。这就是发展,这就是成长,这就是变化。时年罗祺康还未满31岁。当时建国初期,一般人口较多的县才只有一所县级中学,担任县级中学校长的人,通常都是在当地享有声望和影响的贤达名流,其资历、品格、学识、能力、威望等等,都是十分讲究的。罗祺康这么年轻就被任命担任县级中学校长,当属为数不多。这也可见当时上级和社会各界对他的工作和才干的肯定和倚重。

罗祺康在陆川中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至1955年6月,前后达三年零三个月。1954年起,他同时任*共中**陆川县委委员。对这一时期的工作,罗祺康后来回忆说:“这一时期,因为社会上没有对升学率形成大压力,自己又刚从县委机关调来,所以在工作上,对执行方针政策是比较注意的,对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注意的,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团结与改造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是注意的。但也有些错误,主要是对个别人任用不当。”

在这里,罗祺康没有具体叙述,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份只能“交代问题和错误或罪行”的“交代材料”里,他就只有“交代问题和错误或罪行”的份,是无功可表,有功也不可表的。他检讨自己“也有些错误,主要是对个别人任用不当”,在接着的下文的内容里,他说到,这指的就是“1953年至1955年在陆川中学工作时,由于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单纯业务观点出发,曾使用过业务能力比较强的人担任正副教研组组长。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深入发展,暴露了他们是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这些话语和一些所谓的罪责、罪名,统统都是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有的特殊的政治生态下的政治词汇,就正如当时罗祺康本人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一样,这些统统都是后来拨乱反正时期必须全部“予以推倒”的“诬而不实”之词。对于这些所谓的罪责、罪名之类,客观事实应当要从反面去理解它。也就是说,这正反映了罗祺康在陆川中学任校长期间,他重视教育教学工作,知人善任,安排教育教学业务能力比较强的人担任正副教研组组长。这是他身为校长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他的工作特点之一。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这就是罗祺康的高明之处。

罗祺康在陆川中学任校长三年多时间,主抓一所县级中学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的全面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注意抓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团结和改造两个方面的工作。由此,促使陆川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大多数毕业生都能升学”,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后多年来,陆川中学继续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关心和支持,学校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发展成为陆川县教育的龙头和窗口,成为玉林市乃至桂东南的一颗璀璨的教育明珠。

应当说,建国初期罗祺康在陆川中学任校长期间所做的出色的工作也为陆川中学后来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陆川中学优良传统的重要内容。而罗祺康在这些教育工作实践中,他的工作能力,包括组织能力、管理能力、领导能力等等,也得到了很好的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

1992年12月底,陆川中学举行建校八十周年校庆的庆祝活动,邀请时已离休、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的罗祺康回校参加庆祝活动并在会上讲话。但罗祺康因届时要出席该月底在南宁召开的自治区教育大会,不能回陆川参加庆祝活动,不能亲自到会讲话,他就写了一个书面发言,交由他的胞弟罗裕康——广西桂林师范大学附中退休老师、原陆川中学教务主任在庆祝大会上代为宣读。罗祺康在这个发言材料里,满怀深情地说:“我有三进陆中的渊源。抗日战争前夕,我到陆中念初中。解放战争后期,我在母校当教师。建国初期,我又从县委机关回母校当校长。我在陆川中学的这种学习和工作实践过程,不断地培育发展了我对母校、对同事、同学乃至学校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同时对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对我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提高和巩固,对我的树立终身献身教育事业的思想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他接着说:“陆川中学素有‘红旗长久不倒’和‘革命摇篮’的美誉。我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体会到,这是很贴切的评价,是名不虚传的。我念初中时的班导师就是*共中**地下*党**员。我当教师时的*党**员同事和同学,为适应迎接陆川解放的需要,在1949年7月以前已先后调离,只留下我一名*党**员在校里坚持工作。接着,团员同学也分期分批调走,1949年8月底9月初由我介绍南下(参加)粤桂边纵的就有近50名之多。”

接着,罗祺康表达了殷切的希望,说:“母校光荣的革命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师生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我殷切希望母校师生珍重、继承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正确处理好德、智、体、美、劳的关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输送更多合格的优秀人才,为振兴陆川做出大的贡献!”

这个讲话材料,也可以说,是年已古稀的罗祺康对自己在陆川中学读书、做教师、当校长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经历的简明扼要的回顾和总结。

罗祺康在陆川中学任校长工作出色,成绩突出,学校、教师们以及上级给予了充分肯定。1955年里,罗祺康分别被评为陆川县、容县专区以及广西省的甲级优秀教育工作者。

1955年6月,罗祺康被提拔到容县专署文教局任文教科副科长。他从县级中学校长被提升到专区行署文教行政部门,负责文教科工作。三年后,1958年7月,专署所在地由容县改迁玉林,容县专署改名玉林专署。1959年2月,罗祺康被提拔任玉林专署文教局副局长,任职至1959年9月调离。对这四年多在专区行署文教行政部门的工作历程,罗祺康在他的交代材料里也说得很简单,他说:“1955年6月至1959年9月,我在玉林专署文教科、局任副科长、副局长。这四年,搞肃反、反*派右**和去北京学习的时间就占去一半多,实际搞科、局工作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在搞运动期间,基本立场是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搞学校肃反和反右斗争。”

在交代这个时期的问题和错误时,罗祺康说:“1955年至1959年在玉林专署文教局工作时期,56年春夏间,地委托我主办为期约一个月的在乡知识分子训练班。虽然地委没有交给我对受训对象搞政治复审的任务,但是我没有从受训对象政治历史情况复杂的具体情况出发,主动争取地委配备必要力量做好政审工作,以致让一些坏人混入了教师队伍。58年秋,地委宣传部长叫我到贵县主持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当地开展教学改革和勤工俭学活动的经验。会上,我还引导与会者汲取当地一些学校集中学生食宿造成不良后果的教训,以致有些人错把它作为‘会外收获’和‘会外取经’回去仿效实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这里说到了当时开展的一些重要政治运动,如肃反、反右斗争、*跃进大**以及教育*跃进大**等。其实,这个时期对于教育战线来说,也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厄运时期。比如说,所谓肃反和反右斗争,就使多少说真话的、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和教师深受其害。所谓“肃反”,就是根据1955年7月1日发出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队军**、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开展的“肃反运动”。《指示》说:“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个“百分之五”的比例后来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种“经典比率”。所谓“反右”,就是反击资产阶级*派右**分子的进攻。据有关资料,当时在容县专区教育线,在肃反运动中,就有教师67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93人被定为*派右**分子,23人被定为坏分子,8人被撤销教师资格;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教师被划为*派右**开除的有1463人,下放的有1103人。这些被妄加政治罪名、惨遭虐待*害迫**的人们直到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的时候才得以平反昭雪。在这里,罗祺康检讨自己在主办一个在乡知识分子训练班时,“没有从受训对象政治历史情况复杂的具体情况出发,主动争取地委配备必要力量做好政审工作”,这其实正体现了罗祺康在这些政治运动中,行为光明磊落,秉性正直,作风正派,对广大教师负责,与人为善,而不是恣意妄为、肆意整人的为人和品格。所谓教育*跃进大**,就是当时所谓的教学改革和勤工俭*运学**动,是在学校、教研组、教师之间开展大打擂台、大竞赛、大评比活动,推动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勤工俭*运学**动,与当时全国*跃进大**、全民土法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配合在一起,把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搞得基本停顿了。罗祺康在当时的一个会议上着意“引导与会者汲取当地一些学校集中学生食宿造成不良后果的教训”,目的就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这些所谓“教育*跃进大**”运动对学校教育教学正常秩序的冲击。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统统都成为错误的了。

而无论怎样,罗祺康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上级领导对他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也着意加强对他的培养。1956年10月至1957年7月,罗祺康被安排到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他被编入行政班。玉林地区一同去学习的中学校长徐文超、严泽义、吴庆荣与来自百色中学*党**支部、同是陆川人的林洪,以及从福建省来学习的校长们被编为校长班。林洪就是从这时起认识了罗祺康,在后来的交往中得知同是陆川人,彼此之间又有了深一层的关系。在校期间,给他们讲课的都是中外的名教授。如,中国著名的老体育专家马约韩教授,中国著名的教育学专家曹孚教授,中国著名的年轻心理学专家伍棠棣讲师。此外,还聘请了苏联班主任工作女专家安娜士塔斯耶娃教授,亲自给他们授课。上大课时全校各个班级集中在大礼堂听课,然后分班由辅导老师组织课堂讨论和个别指导。罗祺康自觉地认识到,此时此刻自己是学院的一名普通学员,他没有半点领导干部的架子,严格遵守学院的一切规章制度,小到入校门必须带校徽,整齐衣冠,大到按时作息,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专心听课,积极思考问题,详细做课堂笔记。上小班辅导课时,他积极发言,参加课堂讨论,虚心听取别人发言,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加深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理解。遇到不了解的问题时,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向辅导老师请教,直至把问题弄明白为止。在学习之余,他又不忘自己是地区教育局领导的责任,心中时时挂着玉林地区来学习的同志。常常在晚饭后或星期天来到宿舍和大家交流学习心得,探讨所学功课,巩固和加深对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在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问寒问暖。罗祺康虚心学习、关心同志的行为给林洪和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学习回来后,林洪从百色中学*党**支部调任百色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兼教研室主任,后来,又从百色调任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主任、广西教育学院教研部主任。他和罗祺康成了互相交流教育工作经验的挚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毫无疑问,北京学习对罗祺康提高思想,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是大有促进的。学习回来后,他工作更加努力,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一年半之后,1959年2月,罗祺康被提拔任玉林专署文教局副局长。

1959年9月24日,罗祺康接到自治区*党**委正式通知,调他到玉林高中工作,担任玉林高中校长。这一个新的更大的挑战摆在了罗祺康的面前。在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时年37岁正值年富力强的罗祺康走向了新的创造辉煌的舞台。

(未完待续,下接《罗祺康—广西教育人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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