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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崇敬师道，自古即有天、地、君、亲、师五尊，将师者与天、地、君、亲并列，象征了师者在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孔子是师者的第一表率，他的教育理念使得师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环，纪念孔子的诞辰便成为了我们向老师致敬、感谢的一种方式，也代表着我们对于“尊师重道”的实践。 韩愈曾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身为老师，不仅以“言教”传授知识，更要用“身教”弘道，正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为人师者所身负的教育重任，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身为老师有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更遑论是皇帝的老师，“君”与“师”虽同列五尊，但“君”仍然必须经过“师”的教育，才能具备成为“贤君”的才与德。因此，若要说良师是贤君的先决必备条件，的确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历朝以来，应属清朝对于皇子的教育最为成功，而这些皇子在继统成为皇帝之后，也都非常深知尊师重道之理，对待业师均极为崇敬、荣宠，并且产生许许多多令人玩味的故事。 要说清朝帝师的故事，就必须先略述一下尚书房。尚书房又称“上书房”，是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处所。尚书房设立的时间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为康熙年间，另一是雍正初年。根据《听雨丛谈》的记载，尚书房位在干清宫东南庑北向，道光年间始奉旨改为“上书房”。尚书房设于干清宫旁的用意当然就是为了方便皇帝可以就近随时察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形。至于皇子们正式接受教育的年龄，清初并未有明确的规范，是到干隆皇帝以后才正式谕令皇子皇孙们只要满六岁就必须入尚书房读书。皇子皇孙们入尚书房读书后，惟元旦、端阳、中秋、万寿、自寿等日可以放假，其余均寒暑无间，读书不辍。甚至在婚娶、封爵后仍然不改入尚书房读书的习惯，如恭亲王奕䜣在咸丰五年（1855）解任军机大臣后，仍赴上书房读书。 为了给皇子皇孙们最好的教育，尚书房总师傅由皇帝亲自挑选任命，再由总师傅保荐若干品学兼备的翰林官，引见给皇帝钦点为某位皇子的授读师傅，也就是专责的师傅，例如雍正皇帝的专责师傅是顾八代。另外，也会指派一、二员翰林官协助专责的师傅，称为“尚书房行走”，可视之为共同教席。尚书房师傅都是才学与品德兼备的官员，《啸亭杂录》曾记载：“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皇子皇孙们在尚书房读书必须谨守“尊师重道”的伦常，例如雍正皇帝曾命鄂尔泰、张廷玉任尚书房总师傅，鄂、张二人入尚书房时，诸皇子皆从北面揖，鄂、张二人立而受之，遵从古代帝王乞言之制。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曾经担任过尚书房师傅的翰林官员，都可能有机会教导过当时还身为皇子的皇帝，因此也算得上是皇帝的老师。不过对皇帝影响比较深远者，应该还是专责授读的师傅。除了有这些翰林院的师傅教授文史、经典及语文外，尚书房师傅中也有精于骑射的官员负责教导皇子皇孙们骑马和射箭。 皇子皇孙们每日在尚书房读书的时间颇长，与授业师傅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由此培养出深厚的师生情谊是常有之事，例如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仍非常感念他的恩师顾八代，他回忆着当年从学的情形：“朕自幼与共朝夕，讲论忠孝之大义，研究经书之至理，肫诚周至，获益良多。”“迄今回忆当年诵读情景，宛然如昨，老成旧学，时眷于怀。”顾八代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当时仍是皇子的雍正皇帝亲临其丧，并且立即派遣人员协助家属处理丧礼事宜，回宫之后甚至有意恳请康熙皇帝对顾八代加恩赐恤，但却因康熙皇帝身体不适而作罢。直到即位之后仍未忘怀师恩，遂谕令表彰顾八代。前面曾提到雍正皇帝曾命鄂尔泰、张廷玉为尚书房总师傅，教导皇子们读书。在干隆皇帝继统之后，同样也延请鄂、张二人担任尚书房总师傅，这显示出干隆皇帝对老师的敬爱与信任，愿意再将皇子皇孙们的教育重责赋予二人。此外，干隆皇帝与他的另外一位老师朱轼也有相当深厚的感情。雍正皇帝除了命鄂、张二人担任尚书房总师傅外，另行特命朱轼教育弘历，设席于懋勤殿，并且令弘历对朱轼行拜师礼。朱轼为官历经康、雍、干三朝，朴诚事主、纯修清德，在当时颇负重望，曾被誉为“帝师元老”，对干隆皇帝的影响颇深。干隆元年（1736），朱轼病重，干隆皇帝亲自前往探视病情。不久，朱轼病逝后，干隆皇帝更因此而停止上朝，坚持亲临恩师的丧礼致祭，甚至后来在御制怀旧诗中，仍时常提及朱轼，足见干隆皇帝非常感念朱轼的教育之恩。清朝皇帝对于老师的教育之恩都是铭感于心，嘉庆皇帝在老师朱珪病逝后，也是亲自前往吊唁；咸丰皇帝在其师杜受田病故时，更是抚棺痛哭。 在诸多清朝皇帝的老师之中，曾经出现过父子档，如雍正皇帝曾经提及大学士张英是他的老师，而张英的次子张廷玉后来也被雍正皇帝任命为尚书房总师傅，成为干隆皇帝的老师。此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翁心存与翁同龢父子，父子两代共担任了三朝的帝师。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道光年间多次受命于上书房行走，是咸丰皇帝、恭亲王奕䜣的老师，咸丰年间更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同治元年因皇帝年幼，两宫皇太后甚为重视师傅之选，命翁心存入直弘德殿，授读同治皇帝。翁心存去世后，太后命其子翁同龢亦于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第一甲第一名进士，更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光绪元年（1875），太后决定让冲龄即位的光绪皇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因翁同龢曾于弘德殿行走，教导过同治皇帝，遂特命翁同龢、夏同善等人在毓庆宫授读，而光绪皇帝和诸位老师的感情，就属与翁同龢最为深厚。由于光绪皇帝年幼入宫，父母均不在身旁照料，太后亦不甚关爱他，惟有与之朝夕相处的翁同龢最能清楚了解小皇帝心里的想法。小皇帝更甚至对翁同龢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若遇翁同龢有事无法入值，光绪皇帝便无心读书。待翁同龢回宫入值书房，小皇帝立即勤奋读书，毫无怠惰之情。直到光绪皇帝成年亲政以后，依旧会回到上书房受业于翁同龢，翁同龢亦持续给予教导，其中就包含了许多西学的知识，或许正是翁同龢给了光绪皇帝一个维新改革的思想。 顺带一提，虽然清朝皇帝都非常尊师重道，对自己的恩师必定极为敬重。但对于皇子皇孙们的师傅却相当严格，即使是宽仁的康熙皇帝也曾严厉的处分了皇子们的师傅徐元梦。徐元梦是一位有名的满族学者，擅长翻译，康熙皇帝赞许他为最好的翻译人员。他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入值尚书房，前后共十六年之久。有次因三个年纪较小的皇子课业生疏、退步，康熙皇帝认为是徐元梦并未勤加教导所造成，所以令干清门侍卫重打徐元梦三十杖，而且还命胤祉等八位皇子看视此次杖责的执行。徐元梦是尚书房师傅，因此在胤祉等皇子中，即可能有人曾受过徐元梦的教导，或者当下仍是徐元梦的学生。或许对康熙皇帝而言，徐元梦的身分只是一位受命教导皇子的官员，但是令学生看视自己的老师遭受杖责，康熙皇帝这样的处置似乎已有违尊师重道之理。干隆皇帝也曾经处分过皇子的老师，情节较为重大的一次是孝贤皇后病逝，干隆皇帝极为哀恸，但大阿哥永璜与三阿哥永璋因非孝贤皇后所出而竟无悲痛的表现，干隆皇帝对此行径震怒斥责二人，连带也处分二人的师傅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及侍郎鄂容安等。 倒是给人非常严厉印象的雍正皇帝，对于干隆皇帝的老师们是十分关心与照顾，例如朱轼曾于雍正六年（1728）间旧疾复发，为此雍正皇帝还两度派遣太医院医生前往诊视，并且时常在朱轼的请安折当中表达关心之意，几次都批谕道：“可静心调养，听其徐徐痊愈，不必急于求效。”“近闻诸医奏闻，言卿外症大有收功之景，朕深为慰悦。”“前日怡亲王到来，闻卿痊愈，朕深为欣悦。时正严冬，着实留心保养，凡事量力而行，不可勉强。”干隆皇帝的另一位老师嵇曾筠，也是十分受到雍正皇帝的信任与照料。雍正皇帝不但时常赐赠物品给嵇曾筠及其亲属，就连自己家里得子得孙的喜悦也要与其分享：“览卿奏谢矣。十一日朕得一子，十二日夜复得一孙，适卿奏折十三日早到，随便谕卿，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