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山西票号一般认为是创建于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号真正的大规模扩张还需要等到太平天国时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约有15家山西票号，其余地区尚无办票号者。而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号开张。从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号一直垄断着全国的金融业。
晚清山西票号业务的大规模兴起，和清政府汇兑官款的新政策离不开关系。
长期以来，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税，均采用现银装鞘，委派押解的方式运往京师。各地方若私自改换运银方式便会受到严厉处罚。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相继占领南京、苏杭等江南地区，同时捻军在安徽、山东一带作乱，南方诸省押解银两至京师的通路断绝。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许地方政府以票号汇兑的方式上缴钱粮。从广东省开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关，均逐步改用票号汇兑的方式解送官饷。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利用票号汇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收入困难，财政亏空，要想按期上缴钱粮，就不得不向票号借垫。以闽粤地方政府及海关为例，票号垫款占汇饷总数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占100%。
山西票号就这样在和官府的紧密合作下迎来了爆发式的成长，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大清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兑官款业务给山西票号带来了可观的盈利，因为大部分官款的汇费都比商业汇费高许多倍。一般的商业汇兑汇费大约在0.7%左右，而官银汇兑汇费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达8.5%。与官府做生意显然比在市场上竞争赚钱的多。
不过，更高的汇费也并不是完全进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给官员的回扣。票号需要向官府缴纳使费、纸笔费等各种杂费，票号实际到手的费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这笔汇费已经远高于正常的商业汇费。
另一方面，票号对各级官吏上下打点，贪污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级官吏往往是票号存款的大户，将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号之中。
而官吏的打点行贿，也可以通过票号更为方便容易的运作。光绪朝轰动一时的云南善后局军需报销行贿案，就是云南粮道崔尊彝，挪用捐输平银，由票号从云南汇往北京，向户、工、兵部各书吏行贿。
虽然贪污受贿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票号的发展确实极大的降低了行贿受贿的成本，晚清讽刺小说如《*场官**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将票号列为讽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