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的时光流逝，带走了我的青春大梦，换来了我的年逾花甲，沉淀下来了大半生的碌碌无为，历久弥新的萦绕在脑海里的，还是那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道路上特殊的经历——苦读三年的河南电大台前教学班。
激情创办称“黄埔”
198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虽然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已有四年，但那时的高考录取率极低，大批的“老三届”和*革文**期间的“下乡知青”以及已参加工作的各种身份的青年，很难去圆自己的大学梦。在*党**和政府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指引下，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刊授大学”、“职工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号称“五大”，可谓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规模最大、学员最多、师资力量最雄厚、学籍管理体制最规范的，非广播电视大学莫属。而对于刚刚建县（加上其前身台前办事处）还不到十年的边陲袖珍小县台前来说，那真是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学历人才更是奇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安阳地区分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台前教学班荣幸地诞生了！
为了创办电大台前教学班，从县委领导，到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县教育局派出了孟庆华副局长担任校长，派了两名股长担任班主任，又从教研室抽调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凤琳、周若金两位老师为我们辅导批改作业，组织各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自愿参加报名考试。经过两轮严格的文化考试和政审体检，从数百名考生中被省电大录取了26名正式生，补录了2名旁听生，共计28人组成了首届电大台前教学班。
经过一番前期准备，在八月末的一天，我们盼来了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人员虽然不多，但规格非常高。地区分校的领导专程从安阳赶来，时任县政府副县长的马怀宝同志代表县委、县政府出席了典礼，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的领导当然更不能少。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笑逐颜开，那种高兴劲儿绝不亚于甚至高于现在的高中生考入“211”或“985”！分校领导传达了中央电大、省电大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电大实行半脱产三年制的教学体制，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所在单位必须按照要求给学员调整工作，保证学员的学习时间；二是实行学分制，三年学习结束后，各科的成绩积累学分，多的10分，少的2分1分，积累不够学分是不发毕业证的。另外，毕业论文单独记分，不过关是要“一票否决”的；三是学员交纳的学杂费由单位财务报销。
在典礼大会上，时任县政府副县长马怀宝发表了热情洋溢、激励奋进的讲话。除了热烈祝贺以外，他重点讲到：我们台前刚刚建县，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批的人才，特别是高学历的人才，今天电大教学班的开课，不仅是教育系统的大事，也是我们台前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来一定会载入台前的史册，电大教学班是我们台前的最高学府，是我们的“黄埔军校”！三年后的台前辉煌，就靠你们去创造，你们的前途无量！…………。马县长的讲话，引得安阳地区电大分校的领导带头鼓起掌来！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课业设置“高大上”
电大的教学体制是：全国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各省分别是“××省（自治区、市）广播电视大学，地区（市、州、盟）一级叫分校，县级只能设教学班或教学点。中央负责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授的聘请；省负责学籍的管理；地区分校负责实施和考核。在当时，它是全国最统一、最庞大、最规范、最高规格的学历教育成人大学，是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学，据说当年还有许多外国人也在收听收看它的教学节目呢！
单从课程设置上看，它有两大特点：
一是教材。虽然学制是三年半脱产的大学专科，但所使用的教材绝大部份是重点大学的本科教材，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一小部分是中央电大特聘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针对“广播授课”的特殊要求专门编写的。
二是它的授课教师。都是由编写这些教材的专家教授亲自授课。三年中，先后开设的课程和主讲老师有：《现代汉语》，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主讲；吕淑湘先生则开设专题讲座。另外还聘请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级编辑田小琳、刘振铎、田文中等专家。特别是田小琳老师的讲课很有特色，她那清脆悦耳、抑扬顿挫的女中音，在让人学习知识的同时，还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古代汉语》课是北京大学大师级的王力教授主编的教材，讲授人则是他的得意门生郭锡良教授和曹先擢、何久盈、蒋绍愚。《中国通史》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传玺、李培浩先生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讲授主要是北大中文系的褚斌杰、袁行沛、顾国瑞等教授承担。《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北大中文系的黄修己教授讲的。《外国文学》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陈惇、关婉福、匡兴、傅希春、谭得伶几位教授分担。《哲学》则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晏清教授根据艾思奇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编排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进行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宁玉山、顾学荣等教授讲授。《形式逻辑》则有北大哲学系的苏天辅主讲。还开了一门学分比重很大的课程叫《写作》，由北师大的刘锡庆先生主讲。除了必修课以外，还开设了几门选修课，比如《古代文体概述》由北大褚斌杰教授主讲；《美学专题选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齐一、马奇两位专家主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门以“讲座”命名的特殊课程——《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而开设讲座的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师一级的专家，比如王力、谭其骧、任继愈、周祖谟、杨伯峻、启功、许嘉璐、吴祖光、李一氓等。能聆听到这些名家的讲课，别说我们当时是“专科级别”的成人学生，就是正规重点大学的本科学生，也恐怕是种奢望吧！现在想起来，我们还真是“三生有幸”！就凭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授队伍，定个大学本科毕业也不为过吧！
行文至此，我的心中不禁油然升起一种感动和感恩的激情，愿借此机会，向这些师教三年而从未谋面的教授、专家、大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感激！感谢您的传道授业让我终生受益！
酸辣苦甜都是“歌”
正式开课了，困难也就随之而来了。首先我们没有学习的地方。当时吴春华同学在县轻工局办公室，他就和领导说好，借用他们的会议室，自己动手接电线，按装插座和电灯，解决了学习场地的问题。后来又挪了两个地方，到了83年，在孟庆华校长的努力争取下，时任*共中**台前县委书记林英海亲自决定，动用“县长预备金”给我们拨了三千元专款，在城镇小学的大门东侧建了三间瓦房，两间做教室，一间办公室，还购置了配套的桌凳，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学校”（这三间瓦房现在还有）。盛清波同学写了一篇报道《县委书记管“电大”》，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其实，虽然叫“广播电视大学”，但那时别说电视在台前没有普及，就连个“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收听不到，我们只能用唯一的一台“飞利浦”牌收录机*放播**磁带，有时候觉得没听清楚，就让负责管理的刘庆东同学再放一遍。每当一个学期结束，这些磁带就成了抢手货，条件较好的同学争着抢着买去，留着自己再学习。由于我们这些人的年龄相差较大，有的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有的是“*革文**”期间的“知青”，一小部分是七、八十年代的中专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习起来也有很多问题，为了购买学习资料，班委会的王一文、孙立山、孙立柱等几位同学去聊城，中午不舍得吃像样的饭，仅仅在一个小地方吃了一碗拉面，可见当时的艰苦和执着。而在课后的作业、思考题讨论上，经常争吵的面红耳赤，各坚持自己的观点，等到统一了认识，或有了正确答案，则又哄然大笑，倒也其乐融融。
由于那时我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有着具体的工作，甚至有人还担负着比较重要岗位上的工作任务，虽然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其实还真没能很好的执行规定，除了集中听讲课录音外，都是自己想办法挤时间学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晚上了。那三年里，大家个个都是挑灯夜战，听广播、看教材、写作业，虽然不能说悬梁刺股，但也真是求知若渴。一旦遇到难题，自己理解不了或不明白，就要用小纸条记下来，集体学习时请大家讨论。那个年代社会上有一种“时髦”的现象：一般人骑自行车时都会在车把上挂一个人造革的提兜，装些笔记本、小用品等，我们这些人绝对都装着电大的教材，特别是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无论是下乡工作还是去市里，开会，总比别人的兜装得要大要“鼓”，以便及时抽时间学习。虽然很艰辛，但还是很快乐，总有一种获得感的喜悦！
至于我自己的学习，恐怕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因为当时我还住在老家，离县城较远，交通工具仅是一辆自行车，且还是土路，再加上我还担任着两个班的语文课，实在没有时间每次都能到学校听课，每当到台前听课的时候，有时因天气原因，有时因课程的原因，还不能按时回家，只能吃住在同学王春华那里，好在那时他还单身，我俩一瓶酒过后就不睡了，趁着兴致就开始了通宵的讨论和辩论（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妻子的帮助下，我狠了狠心，花48.5元（那时我的工资只有31.5元）买了一台“红灯”牌三波段便携式收音机，它配着一个牛皮外套和背带，我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结果我发现当时各省的广播电台都开设了电大的课程，只是有的用中波，有的是短波，时间不同但内容一样（毕竟全国统一），于是我就选了安徽、山东、黑龙江等几家时间不同且音质较好的错开来收听，这样倒一举两得，即节省了时间，又多听了几遍（我真珍爱那台陪我三年的收音机，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当年我们最紧张的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开始是去安阳参加，每天上午台前至安阳只有一班车要五个多小时。有一次去安阳，考场设在东南营小学，刚刚考完第一天，黄章柱同学的母亲突然逝世，电报打到地区教育局，转到班长王一文手里已是夜里10点多了，他找到黄章柱叫他第二天快走，家里有急事，又给分校领导说明情况请了假，在母亲出殡时黄章柱总算赶到了家里。濮阳市成立一年后，分校也迁到了濮阳，为了借用考场，同时也为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和规范考试纪律，考场都是设在油田，由油田分校全面负责考务工作。当年油田是半军事化管理，严格程度可想而知了。每次考试都有一些人不及格，好在我们台前教学班的学生学习刻苦，平时努力，相比其他县的成绩，总是好许多。唯一的一次是《形式逻辑》课，接近一半的人没能过关，参加了补考。
完美毕业铸“辉煌”
1985年暑假，我们迎来了毕业季。三年艰苦而漫长的半“脱产”实际是没脱一点儿“产”的学习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的任务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了。在中央电大的统一部署下，我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自由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论题，28个人选了28个问题，然后各自命题，“宏篇大论”般的展开论述。我因平时的兴趣选了一个“对联”方面的内容，题目是《诗中之“诗”——浅谈对联的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了能保证达到学分要求，我们按规定又从阳谷师范聘请了贾天常、杨守俊两位专家做我们的辅导老师，对我们的撰写和答辩具体指导。经过一番努力的准备，濮阳分校的领导和专家对我们组织了现场答辩，虽然人人心情紧张，但还是胸有成竹地通过了答辩老师所提的问题，甚至有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全部顺利通过了。
随后的毕业典礼，在县委大院里举行，时任*共中**台前县委书记刘玉岭、县委副书记李洪皋，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春仙等领导参加了活动并和我们一起照了毕业合影。这张照片已经收到了《台前历史图片集》里。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年我去濮阳分校领回来我们的《毕业证书》（这时我已在教育局工作并负责电大的管理）后，发放中才发现我和盛清波两人的毕业证只有公章没有钢印！——学历证书没有钢印那可是无效的！第二天就去了濮阳分校，要了情况说明和介绍信赶到郑州，找到省教育厅电大学生处，工作人员看后根本不敢办理，下午又等处长回来，把三年的学籍信息考试成绩查清楚，才启封了钢印（这时已封存）给压上了。
电大台前首届教学班，我们虽然只有28人,但毕业后（有的没到毕业）绝大多数都成了台前的精英，除了在教育系统的以外，他们很快就成长为了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其中厅局级的1人，县处级的近10人，乡科级的更多。经过三年电大系统的学习，这些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思想境界、理论水平、业务能力以及领导艺术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台前以及濮阳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推动，两个文明的提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辜负当年县委县政府的殷切期望，没有愧对马怀宝老领导戏谑称呼的“台前黄埔军校”！铸造了台前一个时期的时代辉煌！
这28人分别是：王际元，许广川，孙立柱，吴春华，王春华，田迎春，盛清波，王一文，孙立山，孙立奇，朱胜利，韩兆荣，范加会，季善伟，李广海（已故）王宪法（已故），辛国庆（已故），刘庆东（已故），汪士禄，侯建云，孙良安，高月婷（女），李杰（女），张庆勇，黄章柱，邱福同，韩金辉，最后还有我本人——乔德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县教育局原电大工作站站长王一文同志的帮助和支持，特在此深表谢意！
2018.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