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长元
求闻达也许是人之本性，古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奈里乌斯·塔西佗曾说：“对名誉的欲望，是一切伟大心灵的本能。”中国古代也有“君子居义以伺天命，小人行险以求闻达”的说法。当然，我们反对以恶俗、恶习、恶行来求闻达，应爱护善心，张扬善行善举。然则，什么是闻达？2500年前，孔子是这样界定的：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在这里，孔子认为“闻”“达”有别：“闻”是名声在外，“达”是修德于内；“闻”是“色取仁而行违”，且“居之不疑”去博取，“达”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而获得并为世人称誉。同样的思想，在《论语·雍也》也有表达：“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终生“据于德，依于仁”，故把“闻达”一词拆分并赋予其道德意义，芳心可嘉。在汉语中，闻与达一般是连用的，如诸葛亮《前出师表》中云：“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上文，孔子批评子张求闻达的方式不对，实际上他本人一辈子都在追求闻达。何以见得？兹枚举《论语》中两段话证明：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前者，孔子自比美玉而待沽；后者，深感盛世不再而叹息。都是渴望闻达于王侯。孔子闻乎？孔子达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人们看法不一，我想借用历史时态（参见赵恒烈 《历史思维的三时态》一文）的概念简要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为，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就是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与完善。当然，也杂有歪曲和捏造。因此，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由观念、价值标准、习惯、思维视野和思维方法等因素的差异决定的。历史依赖于现在解释和重构过去，运用记忆和想象来选择和连接过去，并且通过叙事将过去拉进现在。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态，并非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过去时，而是一幅融合了现在时与进行时，且没有完成时的动态历史图景。这里有三种时态的思维方式：“共时态思维”、“昔时态思维”和“即时态思维”。共时态思维就是（当时）同时代人的看法；昔时态思维就是后来人（不包括现代人）的看法；即时态思维就是现代人的看法。下面，我们对孔子历史形象作一些初略分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同时代人对孔子怎么看，也就是说，孔子的“真身”咋样？现代人不得而知。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文化留存”——《论语》，来还原孔子当年的形象。有学者认为，“孔子在成为以后一切之前首先是以一位教师的社会身份走进历史的。他在是一切之先，先是教师，然后才是其他。”《论语》作为他与学生的对话录，印证了这一观点。不过，作为教师，他确实是一位好教师；同时，他不是一般的教师，是一位怀揣着“主义”的、有理想的、且与诸多国家的王侯有广泛深入接触并对其有思想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孔子没有、也不能够改变当时社会历史走向，而当时的社会也没有改变孔子，于是，孔子便留下来了，留给了中国人，留给了中国文化。
与其说历史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还不如说社会选择形成了历史。孔子死后300余年，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哲学家）尊孔子为“素王”，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致使孔子其人、其思想影响了其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的司马迁（约前145—前87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孔子立传，称其为“圣王”，“学者宗之”，使儒学更熠熠生辉。也许，历史是一个可以乔装打扮的姑娘，昔时态思维下的孔子时而被“圣化”“正统化”“神化”，时而被“矮化”“*化丑**”“妖魔化”，孔子若九泉有知，也许会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当孔子走到现代社会，眼见华夏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且充满活力，一定会为这“荛天舜月”而高兴，“孔子”复活了！何哉？尊孔的人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子相系相因。”“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康有为）然而，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从来是不会寂寞的： “中国人没有必要为古人‘殉葬’！”“孔老二是*制专**的帮凶。”——反孔者如是说。也许，历史就是这样的神秘：真实的孔子只有一个，而后人眼中的孔子则有多个。而不管是哪一个孔子，都是人们所理解和阐释的孔子。毕竟，孔子是属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