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读了苏轼的诗词后，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
无数人的解读、歌颂、敬仰，也并没有让我彻彻底底地佩服他，爱上他。
因为缺少史实支撑，我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判断。
于是找来《苏轼传》，希望根据自己的了解，做出自己的判断。
解答心中的疑问：“苏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苏轼的诗词名句，很多人信手拈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与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豁达不羁，又恬然静寂的智慧哲思者形象跃然纸上。
这些给人力量和向往的诗词，让人彷佛感觉苏轼从一开始就是这么乐观豁达智慧，以至于无论把他流放到哪里他都可以安然适应当地环境，并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流放到犄角旮旯的贫瘠之地黄冈，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流放到瘟疫肆虐的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流放到远隔大海的琼州，他说：“快意雄风海上来。”
再加上他的诗词中许多美好的字眼：“兰芽”、“一溪明月”、“清风、明月”、“山水”、“花褪残红”、“晚霞”、“芙蕖”、“白鹭”“杜宇”、“击鼓*箫吹**”、“美酒”、“醉客”等等，让人感觉他的生活真的让人很羡慕。
可是，看完了《苏轼传》，特别是看了他对皇帝的“奏”、“表”、“状”等公文之后，我发现他诗词中所有的小确幸，小美好都不过是现代人人为刻意的关注。因为我们稀缺，所以刻意地关注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生命的美好景物，美好思想。苏轼真正的生活并没有想象那么美好，他也没有诗词中那么无忧、快乐、畅达。
他的诗词记录，相当于现在朋友圈中晒的那些片刻宁静的美好，只是生活之河中的朵朵小浪花。虽然它们无法改变生活之河的流向，但却能给自己积攒一些前进的安慰和动力，是精神之花的图像。
而他的“奏，表、状”等公文才真切地反应出他在尘世生活和命运的真相。
从一开始初登*场官**，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他对*场官**结*党**以及相互倾轧，不能容忍批评建议的风气，大胆提出批评和矫正：“今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谗谀者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到批评皇帝减价收购浙灯以助兴元宵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再到*场官**被排挤，自动请调杭州后，对皇帝例行谢表之文模式化的自谦和客气：“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建太平之业，以为人无贤愚，皆有可用。故虽如臣等辈，犹未尽捐。臣敢不仰酬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擦之民。”
直到乌台诗案，经过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后，他变得诚惶诚恐，悲切乃至卑微：“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甚，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甚严，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稿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獾之。此言朝闻，夕死无憾。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以前的壮志凌云，指点江山的豪气全部折去了，转变为他口中的“狂捐妄发，上负恩私。”
之后的所有奏，状，表，都变得小心翼翼，卑微退让。这一部分公文可以分为四类：请求、谢表、乞状、请辞。
从黄州开始的辗转飘荡生活中，他禄廪久空，衣食不继，无屋可居，舟车匮乏，举家病重，妻亡子丧，一系列关乎生存的事件发生，他不得不直面生活中的具体事件。
他开始向皇帝请求安住常州，常州有薄田几亩：“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馆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开始请求舟车以赴边远，比如远赴英州请求舟行：“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廖。加以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索已空。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哀危亦云极矣。窃伏思念得罪以来，三改谪命，圣恩保全，终付一郡。岂期圣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虽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则非仁圣不杀全育之意也。辄已分散骨肉，令长子带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军出陆赴任......恭惟圣主之德，下及昆虫，以臣曾经亲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辄为舟行.......”
请求得以恩准后，便对皇帝有相应的谢表，比如乞住常州谢表：“至仁易感，许即便安。祗荷宠灵，惟知感涕。中谢。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诛夷。向非先帝之至明，岂有余生于今日。衔恩未报，有志不从。已分没身，寄残骸于魅魅；敢期择地，收暮景于桑榆。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聪明天纵。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圣之成谋。念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俾安田亩，稍出缥囚。饱食无思，但日陶于新化；杜门自省，当益念于往愆。臣无任。”
苏轼流放到了地方之后，士人的仁慈和责任本能觉醒。他总免不了“多管闲事”，尽管身无官职，但总是对地方政事有话说，他写了很多乞状，希望皇帝能免除这里的盐税，能修通那里的河道，能够拨款赈济灾伤流民等等。比如《乞罢登莱榷盐状》：臣所领登州，计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盐货，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买价钱，比之灶户卖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卖，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卖，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副破家，其害三也。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决可废罢。
皇帝看了其拳拳为民之心，萌生召回之意，并委以大任，想发挥其“宰相之才”；可是自从乌台诗案后，他真的怕了*场官**的争斗，即便有皇帝皇太后的双重护佑，他也一再辞让皇帝对他的提拔重任，一次次，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直到推无可推，无奈硬着头皮上。
比如《辞免起居舍人第一状》：臣受材浅薄，临事迁疏。起于罪废之中，未有丝毫之效。骤升清职，必致烦言。愿回虚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不敢祗受。
看到辞免未予获准，苏轼又呈上第二状：
右臣近奏乞辞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许辞免者。天威在颜，不违咫尺。父命于子，惟所东西。况兹久废之余，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偏猬，赋命奇穷。既早窃于贤科，复滥登于册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处众人之所争。若此而全，从来未有。今者出于九死之地，始有再生......
皇帝一路擢升提拔，苏轼一路请辞，《辞免中书舍人状》、《辞免侍读状》等等；
而一路上站在苏轼对面的王安石，司马光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历史上对这两位的评价又是怎样的呢？这对我们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苏轼都具有参考意义。
苏轼在被贬流放的途中，与已罢相的王安石相见，一拥恩仇免，互生欣赏，而且苏轼也承认了王安石变法中一些合理的成效。
苏轼与司马光同属旧派老臣，一向私教甚好，只是某些见解不一，但是却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
因此，苏轼，一直是“不合时宜”的少数派，他在*场官**一直形单影只，无法融入某一派，无法去直面不同政见的博弈，因为他太理想化，太清醒，在做事前，眼里不愿揉进一粒沙子。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牢狱之灾后，他面对不同政见，一不敢争斗；二不屑争斗。于是将一腔强力的文人才华，用于描绘理想中的精神之花，而将背后的不堪，忧郁深深埋葬，或者说转化。
这可能才是真实的苏轼！他身上带着所有纯文人的致命弱点：拥有菩萨心肠，智者思想，却缺乏金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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