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我还在人大读书时，记得有一次在当时破旧的“八百人大”礼堂看了一场天津大学巡演的话剧，质量堪居上乘。而令我印象犹深的是：该话剧竟是天津大学建校111周年的校庆巡演。
111周年？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掐指一算，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人大彼时尚不满70年，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距离百日维新初创之时也才108年，尚短天津大学3年。看来天大果然历史悠久，啧啧惊叹之余，我也并未深究。
直到多年后，当我开始关注并查阅中国大学史相关资料时才发现：天津大学的前身——诞生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
就如同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诞生于殖民入侵的外资企业，而非姗姗来迟的民族工业中一样，中国自主官办高等教育的发端也远远晚于中国人接受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两个实质性起点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圣约翰、齐鲁、岭南等“洋和尚”创办的教会大学即已遍地开花；而“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更是早于1847年即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后入耶鲁。容闳学成归国后，促成清政府在1870年代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留美，在这些幼童中，有将近一半日后进入了哈佛、耶鲁等著名学府，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接受到西方新式高等教育的一批人，这其中包括后来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多年后成为宋氏三姐妹的姨父、并带领三姐妹赴美求学的温秉忠等人。
在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创办后的第16年，在容闳从耶鲁毕业后的第41年，在詹天佑归国后开始从事铁路工程设计工作后的第7年，正值晚清飘摇、甲午国难之时，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北洋大学（初名：北洋西学学堂）诞生了。
1900年初，北洋大学签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以最优成绩毕业的首届毕业生——即后来驰誉政学两界的“民国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宠惠 。
模糊不清的“钦字第一号考凭”
现存的“钦字第一号考凭”早已模糊不清，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其尺寸、用纸、印章、字体、边框图案和所记载内容等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细致考证，方才恢复原貌。
多方努力复原后的“钦字第一号考凭”
在这张泛黄的文凭上，最左和最右侧，分别是半边的“钦字第一号”字样，有些类似于今日“骑缝章”的感觉。纸张主体内容被上方的蝙蝠、两侧的蟠龙与下方的海水波浪所包围，连同正文首列“钦差大臣”、落款处满汉文印章，以及“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字样一道，清晰地传递出了“大清帝国”的气息。
文凭正文则包含了北洋大学创建初期的办学情况，以及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文末还有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的姓名，以示光宗耀祖之意。
从中我们可以饶有趣味地看到北洋大学当年的课程：
在律例学门（法律专业）就读的王宠惠当年的“公共课”有：英文、几何学、八线学（立体几何）、化学、格致学（物理）、身理学（生理学）、天文学、富国策（经济学）。
专业课有：通商约章、律法总论、罗马律例（罗马法）、英国合同律、英国罪犯律（英国刑法）、万国公法（国际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词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听讼法则等。
这位获得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北洋学子，日后还打破了近代中国很多项“第一“的记录：
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总长，中华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主持制订者，中国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第一人，耶鲁毕业典礼上第一位致辞的华人，海牙国际常设法院第一位中国籍法官……
王宠惠从北洋毕业后在耶鲁求学时，硕士毕业考试考了全系第一，并代表全校四千多学生于毕业典礼致辞，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各报纸竞相报导。
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对此也有记录：1903年我游历耶鲁大学时“吾国学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陈君*涛锦**，曰王君宠惠，曰张君煜全，皆北洋大学堂官费生也。……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褒然为举首。受首卒业证书时，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为黄种人，第二名为黑种人，第三名乃为白种人。各报纸竞记之，谓从来未有之异数云。”
王宠惠晚年寓居台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50年代访台时，一下飞机就提出要探望王博士，以示敬意。原来，王宠惠早年翻译的《德国民法典》不仅是英语世界第一部该法典的英译本，且成为当时欧美各大学法学院的指定必读课本，甚至于到了70年代仍在美国保持着经典教材地位。而尼克松上大学时所用的德国民法典教材即为王译版本。
一个中国人，把一部艰深晦涩的德国法典译成英文，且该译本质量与水准之高在当时即被誉为“拔西语世界之头筹”。该法典出版后，更是穿越漫长时空，哺育了包括美国未来总统在内的几代人。王宠惠因翻译该法典而蜚声国际法学界时，年仅26岁。
晚清政府所颁“钦字第一号文凭“的含金量之高，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