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有一地之山川风貌，一地有一地之习惯风俗。长此以往，代序相沿，一地人便有了一地人之性格。说到秦人性格，多见“生蹭冷倔”四字。望文生义，就是不委曲婉转，不会变通，不热情，不容易让人接近，等等。我没考证过四字之由来，直觉告诉我这是陕西人的自我批判。按说描述还是比较客观，不带褒贬。但让陕西人说起来，就略带了一些贬义，是不能与时俱进，顺应时变的另一种表达。四个字可用一个字概括：硬。硬得像铁，不够柔韧，没有温度，也没有向度。你难于判断秉持这种性格特点的秦人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样的处境，是会向善还是向恶？敬什么？畏什么？稽诸史书，还是发现先贤概括得好。司马迁确实伟大，他总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譬如，《史记》记载道：“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看似一种现象，实质揭示的是秦人性格的一个方面。何以如此？初不理解，继有所悟。秦人经由周族数百年的发展，到了西周时期，统治者“敬天保民”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敬天保民”的具体化便是“明德慎罚”，就是以德教化民众、对民众行仁政，慎重施用刑罚。西周时期“礼”“刑”并用，引领人们争相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保持健康的价值取向。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法治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人民为保家卫国而战斗，英勇无比，因为杀敌可以加官进爵，无上荣光。相反，为了私利而好勇斗狠，却要受到严酷的刑罚，所以人们都不敢私下为私利而争斗。想想秦王扫*合六**，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汉唐王朝的绝世辉煌，其中秦人的卓越表现，无不印证了司马迁的判断。
在长期的积淀下，秦人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变的价值取向：为公光荣，为私可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把这种价值取向浸透到他们的血液里，便成就了他们的性格。这样表述秦人性格，有了温度，也有了向度。如果说中国也有贵族精神的话，我以为就最早存在于秦人之中。那么，秦人如何形成了这样的性格特点？司马迁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在《史记》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里又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这段话大致传递了这样的历史信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土地肥沃，非常富庶。早在有虞氏之世和夏朝，就有上好的田地，周族的先祖公刘在今甘肃庆城、宁县一带发展农业生产，后来发展到渭河流域。古公亶父在岐山一带继续发展。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到了今天的西安地区，先后建立了丰镐二京。由于这样的历史“层累”，秦人从基因里就继承了先祖热爱农业生产，种植五谷的遗风。于是，司马迁得出了结论：“地重，重为邪。”所谓“地重”，意思是说重“耕稼”。“重为邪”，意思是不敢做奸邪的事情。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解释：“重者，难也。畏不敢为奸邪。”连起来说，就是秦人重耕稼的传统，使得他们的人格特征深深地打上了厚重的、朴实的烙印，因害怕做奸邪之事遭到国家刑罚和自己良心惩罚，所以不敢做奸邪之事。崇德向善，有所敬畏，便有所为有所不为，便使得秦人看似“硬”的性格，有了温度，有了向度。
人的性格的地域性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革，人类迁徙融合的加快，人的性格的地域性特点逐渐模糊、淡化。特别是都市化的生活，使得南来北往的人们愈来愈趋同化。尽管如此，地域文化的基因仍会在不经意间左右着人的行为。“地重，重为邪”，固然好，然总有局限性。局限在于不能把优秀的品质传扬开去，影响更多的人。正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秦人既是君子，就该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当代秦人若能与时偕行，多些灵活、变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