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以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团结一心终于挺过疫情的我们，终于逐步复工复产，恢复了些许元气。
但是欧美那边的防疫日渐焦灼。尤其是美国，确诊数全球第一，日增全球第一，目前已有超过两百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这个曾经独步蓝星，代表着几乎世界最高医疗水平的山姆大叔，到底是咋了？
截至6月9日9时， 美国新冠病毒肺炎累计确诊2026493（两百余万）例，累计治愈773480例，累计死亡113055（十一万）例。
抗击疫情至今两月有余，医疗系统已经对疫情有了相当经验的美国，增速却依旧稳定在全球第一的位置上。
甚至因为停工停产的原因，大量的美国人上街*行游**抗议，认为新冠病毒只是一场民主*党**的阴谋，福奇与比尔盖茨都是公民的敌人。
最近由于黑人佛洛依德被跪杀的事件，更是*乱暴**不止，大量的民众发起了浩浩汤汤的*行游**，甚至在愈演愈烈的抗议声中走向失控，打砸烧抢屡见不鲜。
大量受伤的民众也让本就负荷极大的医院更是雪上加霜，医护资源愈发匮乏。
尤其是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更是普通民众难以抵抗的重症。
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已经是奢望，即使进入医院，争取到床位，分到了珍贵的呼吸机和检测试剂，也有可能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望而却步，只能选择自己在家隔离。
四月的时候，便有一名美国注册麻醉护士，在脸书上写下了他在治疗新冠患者时的回忆：
当病人在面对严重呼吸困难，生命即将离去，必须使用呼吸机治疗的时候，他却还在担心治疗费用。
Who will pay for the treatment?
美国一位新冠患者在临终前留下这句充满无可奈何的遗言。亲历这一切的史密斯则直言不讳：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从媒体，到政客，再到民众，几乎所有人都都开始斥责白宫，认为是白宫的不作为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CNN评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政策，这将使美国理论上应承担的全球责任化为乌有。”
美国公共卫生非营利组织凯瑟尔家族基金会（KFF）执行副总裁拉里·莱维特4月7日在推特上预测：“让数千万没有医疗保险，或没有足够保险的人来应对新冠病毒，将是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面临的独特挑战。我们需要资金来治疗病人，并解决由医疗机构承担的无偿医疗。”
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于当人们在处理关乎生死这样更大问题的时候，还得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呢？
要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对美国的医疗行业有一个简单的认知。
在美国，由税收和公共资金支持的公立医院只占美国医院总数的16%左右。
公立医院普遍规模较大，是美国公民医疗需求的基本保障。在这里，病人的费用通常由联邦医疗援助（Medicaid）、联邦医保（Medicare）或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支付。
但由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原因，美国民众接受医院服务的主体还是私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84%左右。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私立医院又以税法和获利流向划分，分营利性和非营利两种。
其中非营利医院占据全美医院的大多数。它们往往接受来自社会团体、个人、慈善机构捐赠，并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医院的董事会则由代表社区不同阶层的独立人士担任。
非营利医院营运过程中的盈余，会继续用作医疗研究、设施投入或者回馈社区，因此医疗水平也相当之高，但费用也比较高昂。对于在此就医的病人来说，医疗保险就显得更为重要。
喝杯牛奶就可能收到18836美元的账单
而私立营利性医院，则是由投资者所有，股东有权支配医院的营运获利，这类医院往往因为资金充沛、待遇优渥而吸引了各大领域专家，几乎代表了美国医疗行业的头部水平，但因其营利导向，服务对象以富人为主，基本不面向普通民众。
在美国，拥有医生的身份几乎就代表着你属于高收入人群，市场化的竞争模式下既能保障医生们的收入，又能激励各大医院不断精进自己的服务水平，整个美国的医疗行业也因此欣欣向荣，医疗水平在整个蓝星都是有口皆碑。
但在医疗行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除了服务费用愈发昂贵，美国的药价水平也远高于全球。
拿药品及医疗器械举例，最近因为出口口罩而刷屏的FDA认证，凭着严格的评估标准享誉全球，但它复杂的检验又迫使药厂不断提高研发成本。在成本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申请药物专利，提高售价，就成了药厂回利的主要手段。
因此在昂贵的医疗面前，医疗保险几乎成了美国人民的唯一选项。
但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同时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国家。
医保政策也因此贯穿在美国历任政府的议题之中。
2010年，在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推动下，争议近百年的医保改革终于获得美国国会通过。
奥巴马也因此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改革的目的在于让医保体系能够覆盖更多没有医保、经济拮据的社会群体，让普通百姓能够负担得起医疗保险。
然而改革的实操并不能尽遂人愿。在这场医保改革的设想里，更多的美国人购买医保，进而保险公司收入增加，就可以降低个人所需缴纳的保费，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医疗实惠。
但这个富有野心的计划，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它的本质并不是劫富济贫，均衡社会资源来保障全民福利，而是劫中产济贫，甚至劫贫济特贫。
扩大受保人群和降低医保费用，本身就存在着互斥性。
医疗保险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受保人在医院进行治疗时，自身并不会收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费用，而是由医院与保险公司直接进行交易，受保人本身并不参与其中。因此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医疗费用预期是它确定保险费用的主要依据。
随着美国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保险公司的赔付负担也随之增加，人均保费自然要随之上涨以抵消额外的费用负担。
但法案中却明令禁止保费的上升，想通过受保人群的扩大来增加保险公司的收入，可是更多的受保人群，同样也意味着更大的赔付负担。
尤其是在治疗过程中，因为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患者往往会默许医生的过度治疗行为，浪费大量医疗资源不说，还会让保险公司的理赔成本剧增，导致小保险企业大量倒闭，保险市场进一步被兼并垄断，其实是在巩固几个医保巨头的控价能力，使得医保市场逐渐失控、价格飞涨，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
而这些不断增加的医疗补助，实际是又一次将费用摊回到纳税人的头上，形成了一个吃屎拉屎的完整闭环。
整个医改计划，是美国政府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却用僵硬的行政手段干涉市场，自由只属于大资本，而不属于小企业主们。
法案不仅遏制了保险公司的自主与灵活性，还无视医疗费用昂贵这一根本原因，一味把责任推给医保行业，进而让医保市场趋于失控。对美国的医疗体制造成了深远的伤害。
所以在实行仅七年后，美国新任大统领一上任，法案便匆匆宣告失败。
但美国的医疗体制会更好吗？
在愈发紧缺的医疗资源、难以控制的医疗费用面前，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依旧是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每一个美国政府都在为他们“自由的市场”服务，而那个市场里，有无数的资本操纵着这个市场本身的走向。
或许在他们奉行的自由当中，资本与资本相伺，曾缔造过无数的繁荣。
只是在那片“自由的市场”里，是否所有人都在享受着自由；
资本是否能保证根据人民的财富去索取，又是否能根据人们的需要所给予；
在当下疫情的境遇下，资本，又是否关心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当清晨的阳光照向国会山，人民却还在漆黑的长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