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何为风度
文丨张炜
何为风度
有人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最后一片风景，这样讲虽然有点夸张了，但却不可以否认诗人的“风度”，不可以否认他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和象征。
魏晋在陶渊明之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仍有大量得到记录和未能得到记录的事迹与抉择。“魏晋风度”的“风度”两个字可做何解？首先，“风度”当是一种尊严，没有尊严何来“风度”？所以尊严问题从来都是人生的至大问题。人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获得尊严，但前提是它的最终不可丧失。在一个缺乏公正的生存环境里，所谓人生就是尊严不停地被践踏，却要不停地在各种机缘中唤起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其中包含了所有幸与不幸、所有的悲剧喜剧、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与命运有关的一切。
“魏晋风度”实际上就是讲在嗜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如何保持尊严的一个命题。陶渊明所体现的“风度”，最突出的就是他直到饿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底线，没有失掉尊严。社会政治的黑暗促使一些魏晋人物发生了内在觉醒，他们从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转向了对生命本身的珍惜、对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如有人试图以清谈玄学饮酒炼丹这样具体的率真、放诞、飘逸的生活态度，来超越现实和悲哀。这无论如何，比起与强势集团的合作要高出许多。这直接是对食物链顶端动物的一种藐视和鄙视，是头颅高昂的人生姿态。在随时围笼的死亡恶境下，一个人能纵酒能高谈阔论，真是潇洒得可以。这种令人讶异的现象是魏晋所独有的。
在权威与恐惧面前崩溃而扔掉尊严的人比比皆是。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的尊严每时每刻都在践踏中苏醒或沉睡。被践踏时我们感到无可奈何，悲愤难抑。深夜痛哭，无眠以待东方之既白，都因为有个尊严的存在。没有尊严则没有痛苦；没有尊严即彻底臣服于“丛林法则”。不幸的是人之为人的那一刻，从混沌到实在的那一刻，也就是人被赋予生命的那一刻，即作为一个容器被注入了良知和良能，这就是所谓的人性。人性追求美好与完整的特质是不会完全失去的。有时候看起来失去了，但实际上仍旧顽强地存在于生命之中，不过它隐藏得更深一点而已。
陶渊明用归去和劳作的方式来保持尊严，这当是一个向度，一个方法，很基本也很有效。他的更大的不同或者说价值，是与这种身体力行相一致的精神探求，是完美精致和深邃悠远的思想表达，是他用全部生命实践所找到的那片“桃花源”。这是他的作为，他貌似“出世”的入世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最后的方法。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方法，如为了保护尊严即刻完结自己的生命，如隐忍坚持。丢掉尊严的机会和方式也很多，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丢掉尊严，也在每时每刻捡起尊严。永远把尊严握在手中，不让其滑脱，以至于精疲力竭难以坚持的时候，人们便会想起陶渊明。陶渊明就是一个直到死亡降临也要紧紧握住尊严的人。因此他才强烈地感染我们打动我们，有如此的感召力。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人在最困难无望的绝境尚可以保持尊严。
人可以如此。人不过如此。人能够如此。
为梦想命名的人
我们常常会想，与西方那个“乌托邦”相对应的，也只有东方这片“桃花源”了。这个令人着迷的地方无论是实际存在，还是由诗人杜撰，都已经在精神和艺术史上化为了永恒。有人一直认为它在当年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由诗人发现了而已，理由是这篇文字太有“实感”了。通常看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好像如此，因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实境，怎么会写得这么生动逼真、这么多翔实的细节。而且文字中的色泽光亮气息，还有风物等等，都历历在目楚楚如新。
为了证明这篇文字是一篇实录，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人尝试着寻找过。有人考证，有人发掘，有人自豪地说终于找到了，还有人直接说某地就是“桃花源”。在旅游经济时代，只要能牵强附会一下的地方就尽可能地打扮起来，植一片桃树，开一条水道，拴上几叶扁舟。外地游人一批批坐上小船，在窄窄的水道里往前摸索，曲曲折折地挨近，然后就是桃花灿烂，就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林走穿了就是一座小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小心地让小船钻进去，于是马上“豁然开朗”。
接着看到的无一不与诗人记载相同，什么屋舍、良田、美池和桑竹条条光洁的小路，一声声鸡鸣。有穿古衣的人，有“怡然自乐”的人。当然游客很快就明白这些劳作的人、这些屋舍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只为了观光的需要。但他们还是不由得要信三分，因为这种地形地貌不是随便就能造出来的，从大的方面讲这分明不是人工而是天然。所以不少人就在心里认定：自己终于来过那片世外桃源了。
不过尽管如此，仔细看就会发现诸多破绽。从进入水道开始，再到钻进小山里面，无论费了多少努力，这个环境也还是缺少隐蔽性和神秘感。总之这里还不像“世外”，一切看上去都太容易，太显露了。大自然并没有在这里与我们捉迷藏。
有人会辩解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人类对大自然早就过度开发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了,信息时代,所有秘境都将对人敞开。话是这样讲,但这里要注意的是,从大的自然环境上看,比如山地屏障等基本要素并没有被破坏开凿的痕迹。诗人是这样记载的:为了再次寻到这片秘境,发现它的人沿途都是小心做了记号的,但即便如此，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返回原地。 可见这是真正的秘境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处现有的自然环境能够与诗人的描述相符。
人们出于猎奇心理,更有商业目的,最希望“桃花源”实有其地。但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这样做不是推高了诗人这篇奇文的价值,相反却是在降低。因为说到底这是诗人的杰出创作,是最值得人们沉湎的一次幻想,而不会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真实造访。这种完美的情与境不会是人间实有,而只能是一个梦想,是虚构出来的奇异之地。这是真正的想象,是用心灵活泉浇灌出来的一片桃花和一个世界。
诗人处处勾勒仔细,煞有介事,逼真到不能再逼真,那正是创造者的完美技术,也是引人向往的需要。想想看,如果读者恍惚痴迷到四处寻觅的地步,那才是最成功的一次虚构,艺术与思想的力道也就加倍生成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创造出这样完美逼真的一个世界,绝不能凭空想象,这就是他们坚持“桃花源”实有其地的重要理由。但我们不可忘记的是,诗人有过半生田园经历,而且是一个沉迷于山水自然的人,他享受过山水田园也遭受过诸多磨难,有无数揪心的痛楚与遗憾。特别是那片最大田产的烧毁,给他留下了巨大的痛苦。长期以来,诗人心里的田园梦比一般人要更盛大更深刻,而且会一再地做下去,重重叠叠不能终止。 他要在梦中将烧毁的田园恢复起来,并且还要创造出一个最完美的。
诗人写作这篇文字的时间已近晚年。这时他走向了新的平静期,正是从头总结和展开想象的日子。一生的重要关节都要在这个时期汇集,一生的经验和理想也都要在这个时期整理。这篇文字也许是最集中最充沛的一次倾诉,尽管这里使用了平缓的口吻,运用了讲故事的方式。
对应这个传奇故事的是什么?是诗人一生的不幸,是可怕的魏晋“丛林”。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现实,与那片梦想中的和平安谧两相对照,愈加显出了现实的黑暗,显出了“丛林”这个非人世界的狰狞。那片“桃花源”内无体制无压迫甚至无时间纪年,唯指出了它的起因:“避秦时乱”。 这是浓重的一笔,却不一定引人注意。
“秦时乱”即*制专**的恐怖,如焚书坑儒。
由“秦时乱”对应明媚安静的“桃花源”,这其中蕴含和表达了诗人多少控诉与愤怒之情。其实诗人没有说出的一句话,就是这场“秦乱”还远没有过去,它就在当下继续着,它就是魏晋的现实。诗人选择的农耕生活本来就是为了避乱,可惜一切都未如人意,现实就是这样可叹可悲。也就在这样的心身处境之下,陶渊明给梦想命名:“桃花源”。
挺住
陶渊明未必不想“养生”,也实在想“逍遥”,想让一次性的生命得到最好的照料和保存。他在这方面的愿望与魏晋时期的知识人都是一样的。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カ,比如远离喧嚣与纷争,沉迷于自然风光之中,比如一次次酿造美酒。可是生活像一块沉沉的铅坨那样系在身上,让他越来越举步维艰,最后几次跌倒在地,再也不能爬起来。
可是他无论如何还是不想返回那片“丛林”。每到午夜里睡不着,诗人一定能够听到远处传过来的嘶鸣和呼号。那里正在进行着永无休止的狩猎,不过不是人和动物之间,而是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互为猎物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只要这种惨相一天不能结束,他也就一天不能返回。他在自己的田园中慢慢地让生命燃烧、磨损,还有抗争,咀嚼其中的喜乐和痛苦。他这一生耳闻目睹的杀戮与翦灭简直太多了,总是小心翼翼地嘱咐别人,嘱咐孩子:“穷达不可妄求……汝其慎哉!”(《与子俨等书》)
诗人的谨慎不是多余的,也就在回到田园之后,诗人曾经跟从的建威将军刘敬宣,即被其部下王猛子杀害。生活可以说如履薄冰。尽管如此，陶渊明仍不敢说自己当下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所以他又不断写出那些质疑的文字。
生活方式,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人生理想,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人的榜样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会一次次想到魏晋时期那些撞碎自己的知识人,感到震惊和痛惋。我们不能用陶渊明式的生活道路来否定孔融和嵇康等人。他们的壮烈以及悲惨结局、短促人生,或许都是命运使然，不可以摆脱。生活中总有一些过节、一些局部是不能超脱和避免的。一个人一生小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那些不可规避的毁灭瞬间,也可能并非如此。
陶渊明之魅カ,越是到了乱世、到了痛苦不可解脱之时,越是增强。随着时间的推延,人们对陶渊明将越加怀念、品味和欣赏,因为诗人的结局比起那些更惨烈的人生,当是一个舒缓的、可忍受的、可操作与可效仿的榜样。人们有时候想起陶渊明,只记住了菊花和篱笆,记住了远望南山的悠闲,记住了饮酒带来的快乐,记住了醉眠恍惚的欣慰,而不愿去想他的贫穷潦倒、四处乞讨的困境。
人们尤其很难相信:就在诗人饥饿难忍,吃了上顿没下顿时,竟然拒绝了刺史檀道济送来的救命粱肉。
这样的弃绝让人有些不好理解,也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围。不过这也让我们多少明白了陶渊明的最后心情,知道了一个似乎温文的老人还有难以想象的顽鲠。原来他的内心真是刚烈决绝的,他对残酷的人类命运、对“丛林法则”有多么悲愤和绝望。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复杂的内容,其中有抗议和不屑、与体制再次厘清的宣示。这可不是“破罐子破摔”之类俗语所能概括的,而是极度悲绝之下的一次撞击。他竟然也回到了 “撞击”的状态,在来日无多的时刻撞碎自己,一了百了。
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念之下做出的决定,但必定与诗人长期的焦愤忧思有关。 这次拒绝也许真的意味着死亡,而非一般不近人情的推拒。他要把自己送上末路,不再犹豫,是一次残酷的选择。
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最后的岁月,特别是那个结局。人的不如意十之八九,痛苦才是常态。里尔克曾有一句名言:“其实毫无胜利可言,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当所有人身陷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都将面临不可解脱的痛苦,在这种境况之下,谁又会胜利?于是才有“挺住便意味着一切”。不过怎样才算“挺住”?谁又能“挺住”?这是颇难回答的。每个人“挺住”的方式不同,垮塌和失败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突兀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走向极度荒唐的人,颓丧或自残的人,他们都没有“挺住”。
“挺住便意味着一切”,何等深刻、朴实与确切。
陶渊明就是一个在万般痛苦和艰难的窘境和险境里“挺住”的人。至于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号。我们从诗人身上寻找这个问号的过程,就是发现其魅力的过程,也是频频触动我们痛点的过程。陶渊明几乎比其他所有魏晋时期的知识人更能够打动我们、激发我们,让我们据此反思和总结许多。在这个无比烦琐纠缠又是险象环生的数字时代,人类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自然环境之灾难,人文环境之沦丧,许多时候人类经受的折磨多于欣喜,几乎无计可施。以前哀叹世纪末,现在又悲观世纪初。人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诗人陶渊明,因为我们不仅向往他的那片“桃花源”,我们更期待自己像他一样直面人生,并且也能够“挺住”。
陶渊明最后可以饿死,可以穷困而死,但其思想信念和精神却没有溃散。他始终是一个“挺住”的灵魂。在激荡的时代横流里,他是一座没有冲毁的个人岛屿,而不是一摊溃散的泥土。他没有在时代的水流里面变为一汪浑水的源头,而成为一块使周边水浪清澈流过的岩石。
我们后人要做一个坚实的岛屿,还是做一堆冲泡即散的泥土?这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人人都在“丛林”里,人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接受它的挑战。这就包含了整个人生的艰巨性,包含了或伟大或渺小或可怜或值得纪念或不堪回首,等等一切的深刻区别。
种子依旧活着
魏晋出现了那样一些知识人,如极度的享乐主义、出世修道、谈玄食散、千方百计实行养生的人物。他们当中的思想主流就是逃避,就是将保存生命提高到最紧迫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逢到了朝不保夕的大乱之期,人们也就纷纷思考首要的和根本的大事:怎样保全。与这个方向相一致的就是养生学的发达,就是与此有关的哲学思想的开展。当现实的一切令人悲观无望,人们也就不再尝试改造这个现实,不再为它投入任何的努力,而是转向自身生存的需要,特别是对肉体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个时期各种神秘的莫明其妙的养生秘笈、深奥的理论学说都会出世,而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
道家与佛家开始合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得更加适宜于时代的需求,更加世俗和通俗。这样的社会状态往往是两极化的,一方面是剧烈的利益搏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拼抢和争夺,是生命的大面积伤害,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又是千方百计地逃离和躲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享用物质,生活走向耸人听闻的奢华和糜烂。这些倾向在魏晋时期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露,无论是流血的残酷还是物质的奢侈,都会随手拈来地找到大批例证。
这就是“丛林法则”盛行的基本特征,而且鲜有例外。这样的时期在思想主流方面,几乎是儒家精神的全面退出。如果说中国文化里选取两大互补或互换的思想体系,那么就一定是“儒”和“道”。乱世一定是“道”的天下,是通通想得开,是无为,是怎样都行,是求生的智慧,是各种各样的隐,是圆融和透彻,是对生死的超越。
没有这样的学说支撑,人将活得更苦,精神上的出路就被彻底堵塞了。
汉末以来的生活实在太可怕了,这从蔡文姬《悲愤诗》中的描绘可见一斑:“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这种残暴和淫威之下,稍微有点理性和智慧的人怎能不速速逃避?幸亏那时候还有一些偏远闭塞的角落,可以去躲避和修行。
儒学在汉末已经崩溃。当时的儒学研究走向了晦涩不解,背离了儒学原旨。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也让人无法入世,只有恐惧。现世主义者大批涌现,整个知识阶层都看透了人生。实际上每一次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使人纷纷走向享乐主义,理想会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里。
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作为一个理想的儒生,其入世精神就会被压进内心小小的一个角落。他不得不把最珍爱的东西封存其中。但是这粒种子并没有死亡,它埋在了心灵的土壤之中,埋在深处。人到中年,他经常追怀青年时期所持有的这些理想,对后人也时常提起。到了晚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些。这粒种子依旧活着。
陶渊明直到最后也是一个入世心很重的人。人们只看到他的逃离和回归,并当作他理想的全部,其实远远不是。这种归去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理想的变形与转型。他的从事劳动,不纵欲不颓唐,就是种子不死的最好说明。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诗人回归之后获得的健康的生命力量,是由此而成就的另一种积极的人生。就他个人来说,他自己认为人生的绝大部分是失败了,只有某一部分是成功了,这就是未能同流合污,敢于说“不”。但无论如何不能为世所用,施展抱负,大丈夫气概得不到展现,这让诗人觉得最终还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对诗人如何判断?我们最欣赏的当然还是他敢于对“丛林法则说“不"。无论遇到多大的诱惑,面临多少不可解脱的痛苦,即便饿死,也仍旧要说出这个“不”字。
这就是“挺住”,这就“意味着一切”。他靠什么挺住?既非对神的信仰，那就一定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是生存的本能。最重要的,还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有业已形成的自然观和文明恪守力。他是一个直到最后都未能放弃原则、未能丢失尊严的人。他可以失去生命,但他没有被打败。如此,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看成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
来源：《散文海外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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