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学葵正在看判决书 资料图片
昨日上午，昆明市中院发布2014年度全市法院精品案例评选情况。经过全市两级法院推荐和多轮评选，从100个参选案例中选出12个精品案例，其中刑事4个，民商事6个，行政2个。
12个案件中，本报挑选了其中刑事案件中有审判争议、新型案件、还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6个案件予以刊登。
案例一“绿大地”案
择重罪处罚或数罪并罚成断案关键
时间追溯到2007年，何学葵的绿大地公司上市，财富膨胀至11亿元，她成了“云南女首富”。2年后，绿大地被指2008年年报存在重大差错，2009年业绩披露“误差率在100%以上”。证监会立案调查、个人所持股份冻结、股价腰斩，直到何学葵因涉嫌欺诈上市被捕。
经法院审查查明，为达到上市发行股票的目的，由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策划，在赵海丽、赵海艳的积极参与下，绿大地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达3.4629亿元。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5人的行为均符合欺诈发行股票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
作为上市公司，绿大地依法负有如实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及时披露重要信息的义务，但该公司多次违规向社会公众披露虚假信息，严重损害股东及其他人的利益；为达到公司虚增资产和收入的目的，伪造银行进账单，行为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绿大地公司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在指控的3项罪名中，法院认为何学葵等5人分别任单位的董事长、财务总监等职务，应按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各自承担刑事责任。判处绿大地公司罚金共计1040万元，何学葵等5人分别被判处10年或2年零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裁判要旨
评选理由
即使伪造金融凭证与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但若手段犯罪比目的犯罪的量刑更重，依目的行为处断刑罚明显偏轻，而仅依手段行为处断又不能反映案件本质性质，有损刑法的可预测性时，应数罪并罚。
本案适用法律有一定难度，案件是数罪并罚，还是按牵连犯择一重罪进行处罚，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关键。审理法官结合证据分析了案件的数罪关系，准确把握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适用数罪并罚，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刘云海等63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不再以非法经营罪追责
从广西到昆明进行考察后，2011年10月底，刘某某等人决定将非法传销犯罪活动从南宁搬到昆明市呈贡区。11月开始，他们在大学城片区的雨花毓秀等小区租用大量房屋，供给传销人员居住并从事传销活动。
为便于发展和管理，该传销组织将整个体系分为A、B、C三个区多条线进行发展，由刘某某、骆某某、杨某某分别担任3个区的负责人。以做生意的名义，骗取亲朋好友、同学同乡来昆，强化*脑洗**谎称连锁销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属国家暗中保护的项目，以拉人头方式形成“五级三阶制”的上下关系网络。至案发前，该组织发展的五级以上传销人员超过500余人，累计收取传销资金超过2000余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刘某某等63名被告人，以推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呈贡区法院一审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为维护经济社会秩序，惩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判处刘某某等63名被告人3年零6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万元至3万元不等，没收涉案财产。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一审原判。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此前往往按非法经营或者合同诈骗案件审理。结合“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的立法理念，传销组织活动人员达30人以上，若某人下线未达到30人，而层级达到主任以上级别，在组织中起到一定的管理、组织和领导作用，应受法律的惩罚。
该案对事实认定和案件定性准确，对“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的认定问题上，克服了涉案人员众多、专业性较强、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取证较为困难等难题。该案在昆明地区属首案，作出符合法理、情理和法律的判决，对今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作用。
案例三
尤清海非法持有*品毒**案
“卡苦”是何种*品毒** 如何定性
2011年6月，尤清海向彭有红（另案处理）购买亚洲象象牙4根，20天后被告人段仪彩将这4根象牙从云南德宏运往昆明，在昆明西收费站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查获的4根象牙价值100万元。同日在段仪彩的协助下，尤清海前来接货时被警方抓获。
警方在尤清海的住处查获野牛胆1个、*牙虎**4颗、黑熊*胆熊**6个、印度穿山甲1个、中国穿山甲1个，经鉴定共计价值498580元。查获褐色*品毒**净重13.33克，黑色块状*品毒**净重141.37克，经鉴定检出可待因、*啡吗**、蒂巴因成分。
盘龙区法院一审认为，尤清海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持有*品毒**罪。以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103000元。一审宣判后，尤清海以“查获的两块*品毒**可疑物是大烟和卡苦，均属于*片鸦**，按法律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
昆明市中院二审认为，本案中查获的疑似*片鸦**和卡苦可疑物，经鉴定均检测出只含有“可待因、*啡吗**、蒂巴因”3种成份，其中的含量和比例无法确定，*品毒**可疑物无法进行定性。*品毒**可疑物中需同时具备“可待因、*啡吗**、蒂巴因、*粟罂**碱、那可汀”等五种以上成分，才能确定为*片鸦**。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以查获的*品毒**可疑物中含有三种成分之一的“*啡吗**”来定罪量刑，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撤销“以非法持有*品毒**罪判处尤清海7年零6个月”的判决。
“卡苦”是中缅边境地区的俗称，又叫“卡古”或“朵把”，是将大烟汁（*片鸦**）和芭蕉叶、车前草、蛤蟆叶或芹菜根等多种植物的加工混合物，成品形状类似烟丝。主要含有精神活性物质*片鸦**，属*片鸦**类滥用物质，身体依赖性较*洛因海**轻，但戒断症状持续时间长，绝大多数滥用者用水烟筒吸食。根据刑法上*品毒**的特征，将“卡苦”认定为*品毒**，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罪量刑。
关于*品毒**“卡苦”类犯罪，刑事法律并没相应的处罚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一是根据“鉴定结论”明确是*品毒***片鸦**，按刑法对*品毒***片鸦**的规定予以处理。若“鉴定结论”不具体、不明确，仅鉴定出其中含有的相应成分，且含量和比例也不能确定，法院就不能以其中含有某种成分来定罪处罚。本案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较为妥当和公平，在审理*品毒**类案件中具有一定借鉴和创新示范作用。
案例四
环卫工张昌友工作中烧伤索赔案
非直接侵权纠纷按份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5月1日，五华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以下简称五华环卫处）与昆明高新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公司）订立协议书，约定将大观等5个街道办的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作业外包给对方，还将云A62130号环卫车租给对方。
合同订立后，阳光公司将垃圾处置工作交给昆明瑞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瑞木公司），把垃圾清运车也交给对方。2010年4月26日，瑞木公司垃圾清运车驾驶员张昌友驾车，和2名工人来到普吉街道办辖区，昆明凯旗化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要求他们为公司清运化工垃圾。
约好价格后，当另2名同伴把几桶黑色、白色液体和一袋颗粒状化工垃圾装上车后，张昌友用刀子划开白色塑料袋时发生爆燃，张昌友等人不同程度烧伤。车辆起火后，张昌友仍驾车到凯旗公司厂区，被严重烧伤。住院治疗378天，医疗费用共计411799.48元，经鉴定为三级伤残。
经昆明市、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均认为张昌友遭受人身损害不属工伤。张昌友不服结论，经两级法院审理均驳回其诉求。他把四家单位告上五华区法院，赔偿损失共计143万元。
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损害后果系多因一果，综合考虑引发损害的原因大小程度后，确定由凯旗公司对损失后果承担80%的赔偿责任，瑞木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昌友承担的20%责任由阳光公司予以补偿。一审宣判后，阳光公司和瑞木公司提起上诉。
昆明市中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对赔偿责任划分和比例确定不当，凯旗公司的重大过错是造成本案损害事件的直接原因，判处承担60%赔偿责任，瑞木公司承担40%责任，张昌友、阳光公司、五华环卫处均无责。
直接的侵权行为较易确定责任主体和赔偿方式，而非直接的侵权行为往往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和主体，这给法官的审理带来难度。二审中认为，张昌友与瑞木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昆明市中院的行政判决中已否决其系工伤，他以一般侵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法院以此案由审查各有关主体，为辨明分清各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奠定前提基础。
凯旗公司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未审慎履行严格管理职责，将化工垃圾交由生活垃圾清运人员处理，直接造成本案损害事件发生，存有重大过错；瑞木公司未对员工上岗前进行相应安全生产、危险识别、规范操作的岗前培训，有一定过错。垃圾爆燃超出了张昌友的预见范围，阳光公司仅是合同相对人，张昌友也非其员工，五华环卫处将清运工作外包符合管理规定，这三方都无责任。
本案虽系一般侵权纠纷，但对于审判实践中厘清法律关系并确定归责原则，明晰过错判断标准，分清数人侵权在累积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划分责任，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
案例五
首例对房屋登记只做形式审查被撤销案
行政程序错误 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
2006年5月8日，林云翔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位于昆明市南天门商住楼5幢1单元某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不久他将该《房屋所有权证》交给王永兰。2010年1月7日，王永兰和朋友孙某签《协议书》及《买房契约》，约定该房以37万元卖给对方，并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交付给对方。
从此，该房屋由孙某的儿子居住。2011年11月25日，隋某以作为林云翔的法定继承人为由，并称林云翔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向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昆明市住建局）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提交《公证书》等申请材料。
昆明市住建局受理后，于2011年12月5日向隋某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次年9月3日，因法院在执行杨某诉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驳回孙某对执行本案诉争房屋的异议，孙某便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将昆明市住建局告上法庭。
昆明市中院审理后认为，隋某在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主张房屋所有权证已经遗失，他须登报公告房屋所有权证已遗失以完善相应手续。从昆明市住建局提交的证据“公告”来看，刊登遗失声明的主体为官渡区住建局，且“公告”登报时间为2009年7月2日，早于隋某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间。
昆明市住建局提交的证据“私有房屋登记申请书”中，“原权利人签名”一栏为“隋某、林云翔”的签名，而林云翔在2008年10月已死亡，该申请书上“林云翔”的签名非本人。昆明市住建局在受理过程中，虽收录相应的继承公证书，但并未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房屋登记申请的不同情况来询问、调查与房屋有关的重要权利事项，导致本案相应权利纠纷产生。
昆明市中院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政程序错误，撤销昆明市住建局作出的《房屋所有权证》。
地方性法规设定的“公证前置程序”，不能完全免除房屋登记机关的实质审查职责。合议庭在充分考量本案所涉实质权利与形式权益的基础上，认为在房屋实质权属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房屋登记机关仅以公证书上载明的事实为依据，就为申请人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并未尽到其完全的法定审查义务。房屋登记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内部操作规范理，应在本案裁判中做出否定性的评价。
《云南省公证工作若干规定》中，规定在云南省范围内继承私有房屋必须办理公证，但房屋登记机关并不能因此而不履行《物权法》所规定的审查职责。本案系昆明市首例因房屋登记机关对“公正前置程序”的房屋登记申请中，只做形式审查而被撤销的行政案件，对昆明市房屋登记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案例六
太标太阳能诉商标侵权案
商业标识与著名商标相同易产生混淆
玉溪市太标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一家太阳能热水器制造企业，销售覆盖云南全省。1998年5月14日，公司注册取得“太标”图文商标后，便在媒体上宣传“太标”系列太阳能热水器，已成为商品的特有名称。
昆明泰标公司原名为昆明市官渡区新长江太阳能厂，也从事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和销售业务，2005年才变更了企业名称。变更后，太标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发现，对方的“泰标”两字与自己公司的“太标”文字和企业字号读音相同，足以让消费者对对方公司的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
认为此举造成侵权，太标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将对方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变更企业名称或附加可以区分的标识，并销毁印有“泰标”两字的各种宣传资料，赔偿损失50万元。
经昆明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宣传资料中使用“泰标TAIBIAO”和“泰标”标识，行为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应停止侵权行为，不能再运用标识制造误认，并赔偿5万元损失。
商业标识与著名商标相同，足以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即构成侵权行为。合议庭阐明文字标识时，在存在视觉和听觉识别功能的基础上，判定被告部分行为造成了指向性误认，侵害了原告的品牌权益。
考虑到品牌冲突极有可能是原告、被告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初始时被告主观上并没有搭载原告声誉的意图，合议庭遂给予被告适度的保护，没有否定其完整使用企业名称的权利，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都市时报 记者周婷婷 实习生李东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