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看过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里面讲述的是北平城中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据说，1936年，老舍先生的一位山东大学朋友谈起他雇佣车夫的经历与见闻：一位车夫买了“洋车”不久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当时老舍先生觉得该题材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后来，先生的另一位朋友又向他说起了一个车夫的故事，说是一个车夫被*队军**抓去了，哪知转祸为福，乘着*队军**转移之际牵回三匹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就这样，老舍先生决定把骆驼与车夫结合到一起，用骆驼引出主人公祥子的出场。由此才写出了这部我们熟悉的小说。
作家都梁也通过他的文学作品《狼烟北平》给我们展示了一位“文三”的人力车夫的形象，通过文三的眼睛，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北平城内日、伪、国、共四股势力角逐为背景，通过正面描写城外战场与城内地下争斗的残酷，生动再现了那个年代的京城浮生百绘。相较于祥子，可能在文三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了阿Q的形象。
这些毕竟是文学作品，那么北平城时期的人力车夫的真实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作为祖孙三代都是人力车夫的任有德先生的讲述将带您回到那个真实的年月，回顾一下这些人力车夫的辛酸的血泪。以下就是任有德先生的回忆：
人力车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在我国北方它叫洋车、胶皮，在南方叫黄包车、东洋车，总之它是一种由东洋(日本)传进中国的一个人乘坐、一个人拉着跑的车辆。在旧社会，它是穷苦人借以谋生的工具，它养活了一些人，也吞噬了一些人。在旧社会城市里它是一种主要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还是烈日当空的夏天；不管是北风呼啸之中，还是大雨倾盆的时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拉车的人总是凭着卖力气，出汗，跑、跑、跑，拉着坐人的车跑。拉车的人苦，苦就苦在花钱的主儿坐着，自己却要不顾死活，一直跑到讲定了的地点，才能伸出手来接那几个车钱，借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拉车的人虽然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但他们终归是在旧社会被官僚、地主、豪商、阔人剥削到穷困无以为生的地步，才拉的洋车。像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那样，拉车的人中有年富力强浑厚朴实的好汉子；也有像小马他爷爷那样六七十岁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有像小福子他爸爸那样穷困潦倒、借酒浇愁的人。跑得快、车子好的，多要几个车钱；跑得慢、车子孬的，少要几个钱。太平年间拉车，弄好了可以养家糊口；遇上战乱年月，拉车的也被抓去拉伤兵运*火军**。拉车的人没年没 月，只知道奔、奔、奔，奔来几个钱好交车份子，剩下的拿回家来买棒子面做窝头吃。
在全国，北京是最早有人力车，最晚才取消人力车的地方。这里的人力车等级不同，车份子也不同。拉车要上捐、领牌照、给车厂子的主儿交赁车费。拉车人最低下，谁的气都得受。警察是拉车人的死对头，动辄挥舞警棍，抡车垫子，重者拳打脚踢，骂祖宗，拉去坐班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时期，拉车的人苦上加苦，物价一日三涨，早晨赚来的车钱，晚上就买不了一餐的玉米面。拉车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吃“混合面”没力气跑。（编者按：混合面就是一种极劣质的面粉，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糠粃、皮壳、豆饼是主要成分，有点杂粮也多是发了霉的粮食，蒸出来的窝头黑黑的，难以下咽。混合面本来是喂大牲口用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了北京市民的主要口粮。吃了这混合面拉屎很困难，往往大便带血。）
有的人拉着车，跑着跑着一个跟斗摔倒在地，立时气绝毙命；有的被日本鬼子抓去，送到矿山、煤窑当劳工，一辈子甭想再回来。拉车的人最穷，拉车的人最苦，拉车的人最受人卑视。
我家三代人都是拉洋车的。从北京有洋车时起，我祖父就拉车，我祖父还没歇脚，我父亲又在祖父拉帮之下拉了车，我刚16岁也拉了车。回忆我们一家三代在旧社会拉车的苦难遭遇，对照解放后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
人力车的由来
中国有人力车是在清朝光绪年间，最早是慈禧太后出宫坐过的一辆铁皮车(这部车现陈列在颐和园内),这是中国最早的一辆人力车。叫它铁皮车，是因为那辆车的车轮子还没安装胶皮里外带，两个轱辘是用铁皮制成的。这部*用御**车是黄色油漆、垫子是黄龙缎子做的，车厢是方形的，比较宽敞。自慈禧*用御**铁皮车出现以后，街市上陆续出现铁皮车，形状大致相同，一般都是黑色或棕色的。
大约民国元年（1912年），人力车的形状有了改变，车厢是用木头做成半圆形的。这种车的成批出现，是1915年袁世凯在中南海成立的一组车队。我祖父任永和充任车队长，车队有我们任家同族弟兄三四人和其他人共20人。那时是每两个人一部车，出车的时候，一个人在前边架把，一个人在后边推车，取其安全稳妥。乘坐这种车的都是达官显宦。这个时候的人力车已由铁轮改为胶皮轱辘，车夫穿官衣(大沿军帽，军服上没有阶、级识别),出入中南海必须携带腰牌(相当于工作证、出入证)。进总统府拉车，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首先要走人情送礼，才能得到府里管事人的验看，验看成了要取铺保，然后还要经过十天半月的练车，练车后，经过大管事的认可，才能顶班出车。
那年头在袁世凯府里跑车的人，每个月的工钱只不过是一个兵饷的份儿(大约银圆三块几角)。除此之外，最大的收入是每接送一趟总长(相当于部长)或是大官们，准可以得到块儿八角的赏钱；还有每逢过年过节或是府里办喜庆大事，也可以分得一份赏钱。后来，街市上也陆续有拉包月车和拉散座车的。在旧社会，人力车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交通工具，拉车是一种职业。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以后，北京才出现了三轮车，逐渐由三轮车取代人力车，人力车夫大都改为三轮车夫。北京出现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旧官僚江朝宗乘坐的，他坐的那部车是日本人赠送的。到1949年全国解放，人力车才完全取消。
人力车型
人力车是由日本传进中国的，所以又称东洋车。日本人力车都是黑漆的，轮子高，车把短，有黑色车篷。传进中国的人力车，一般都漆棕色油漆，轮子小，车把长。最早车弓子和车轮子是由国外进口，后来中国也能自己制造了。不过国产的车弓*弹子**力小，坐着不那么舒适。人力车必须安装车灯，普通车辆装两只灯，阔气的车也有装四只灯的，有的车还装有后尾灯。车灯最初是蜡烛灯，后来改为电石灯，也有点煤油灯的。
车上还必须安装铜喇叭或脚铃，喇叭安装在车把上，由车夫手捏发声，脚铃则由坐车的主儿用脚踏发出叮当响声。自用车多安装一只脚铃，也有少数拉八大胡同(北京前门外煤市街附近一带妓馆区)*女妓**的车，安装双脚铃。脚铃是从外国进口的，音响特别洪亮。夏天车上有用帆布做的防雨篷，冬天挂棉暖篷。暖篷用黑布或蓝布加棉絮制成。讲究的车，在车厢、车把上镶嵌黄白铜花活。包月车，冬天自备有毯子，专为坐车的主儿包腿防寒，夏天有黑纱篷和苫布，为坐车的人遮阳防晒。
北京人力车车行，每家制造的车各有不同。虎坊桥“西福星”洋车行制造的车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圆型车厢，一种是方型车厢。车厢、车把有紫漆、黑漆两种颜色，车厢木板和车扶手横梁上有各种雕刻花纹。从这家车行买车的，多是自用车主。崇文门外上三条东口“东福星”车行，只生产方型车厢人力车，有黄、黑两种颜色，不雕花。从这家车行买车的多是车厂子和车夫自用车。此外，“起顺车行”、“双和顺车行”、“德顺车行”、“悦来车行”,都生产一般车辆。
车厂子
除车主有车和车夫自己有车的以外，拉人力车的都是租赁车厂子的车。北京内城外城都有车厂子。车厂子大的，如朝阳门大街“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外上头条“五福堂车厂”等，它们都有一二百辆车。小车厂子有一二十辆车。每辆车每天分白天黑夜两班拉，两班按城门开门关门的时刻划分。白天班大约是午前六点到傍晚六七点钟，其余时间为黑夜班。每班车的车份子，按车的成色好坏，定为二至三角。租车的车辆一般是不固定的，也有专人租专车的。大一点的车厂子，雇有管车的人，专管租车收费，车辆检查。
大车厂子还为拉车的人备有住房，房租由住房的车夫按月分担，伙食由车夫们自办。车厂主多是地方上有点势力的人，这些人是官私两面都能说得开、站得住的头面人。我年轻时赁车的两个车厂子的厂主，一个是警察分署科长的亲戚，一个是和宪兵队有勾搭的人。这两个厂主，凭他们与官面上的关系，没人敢惹他们。他们不把拉车的人放在眼里，租他们的车，得受他们的气。
他们说个三七四六，你得听着；骂你“小兔崽子”,你得忍着；素来素往，你得给他把车擦得干干净净；早晚腾出时间，还得给他们扫扫院子，做点零碎活儿。拉车的人凭钱赁车，厂主却把车夫们当做剥削对象，是给他们赚钱的奴隶。
车厂主十之八九放印子钱，月息大加一，向他借十元钱，满一个月得归还十一二元。借他们的钱等于欠阎王债，到日子不还甭想好过，轻者骂祖宗，拳打脚踢，重者送到衙门吃官司。此外，还有老太太车厂子。这种车厂子，是厂主死后遗留下来三辆五辆或十辆八辆旧车，归遗孀接管出赁。这种车厂子出赁的车辆，需由租车的车夫擦车洗车，加以维修。一般有十辆车以上的车厂子，都雇有管车修车的人，出车后如有摔碰损伤，由租车的车夫负责赔偿。
包月车 零份子车
包月车，是官宦有钱的主儿自己买车，雇用车夫，专供自家乘坐的车。这种车比较讲究，车厢后边钉有“自用”铜牌，车夫都是比较年轻力壮、善于快跑长跑、穿戴也比较体面些的人。给军官或警官拉车的车夫，穿官衣(军衣或警察服装，但无帽徽领章)。资本家、“大宅门”,还给车夫做衣服。阔气的宅门，冬天有供给皮袄的，一方面是为拉车的人穿在身上防寒，另一方面也是为坐车的主儿蒙腿盖脚用。拉包月车，每月工资大约五六元至七八元不等。
车夫的另一笔收入是外钱，如主人打牌分份子，主人外会收饭钱，送礼接赏钱，买东西取佣钱。自用车出了毛病，由车主出钱修理，车夫不出修车费。拉包月车的车夫多住在车主家，有的包月车夫专拉一个主人，也有拉车主全家人的(女主人上街，孩子上学)。有的包月车夫还得代车主家干些零活，如打扫院子，浇花，这些要在起初讲活的时候讲定。
1936年，我正在后海南岸一位教授家拉包月车。这位先生年近五十，很和善。我每天除了接送他到大学去讲课，还要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接送太太上街买菜。就在那年春季四月某天的夜里，国民*党**特务从后墙跳进院里，没容分说就把先生给逮走了，还留下两个特务住在他家蹲坑。我被关在主人家整整七天，特务们不许我外出，也不准我和主人见面，只要有人来找先生，就被特务扣留。
七天之后，特务们搜了我的身，把我兜里的钱抢去，才准我离开主人家。临走时，他们还威胁我说：“你出去的事情并不算完，你要老实些，不许你胡说八道，如果查出你通风报信走漏消息，就把你抓起来，没你的好日子过。”
我离开这家以后，为了生活只得再到车厂子去赁车拉散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