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隐回到家中，宴宴大感意外。然静下心来细思，她的夫君做出这样的事，并非意外。此次，她依然没有责备他，依然用她的如水柔情抚慰他。
但外祖父可不会安慰他，他闻说商隐愤然辞职，又将孙简得罪，气得暴跳如雷，他指着商隐的脸大骂道，你的臭脾气只会得罪更多的人，你别假清高，像你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吃大亏的。当初我就叫你改改你的脾气，你完全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如今怎么样？你还要坚持下去吗？外祖父气得浑身发抖。对于这样一个不懂“为官之道”的女婿，他真不知道如何教导他才能让他“开窍”。他弄不明白，文章写得那么好的人，怎么在为官之道上就一点不开窍呢？
商隐在岳父的数落下，心情更加郁闷。那段时间，他足不出户，闭门谢客。他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内心准则来行事，刚一出道，就屡屡碰壁？难道真如岳父说的那样自己“完全不懂为官之道”吗？那么，“为官之道”究竟是什么？难道真如他们心照不宣的那样，欺下媚上，夤缘钻营吗？如果做官就必须要欺下媚上，夤缘钻营，甚至厚颜无耻，鱼肉百姓，那么，这一辈子不当官也罢。
商隐在郁闷中愤慨，在愤慨中悲哀。他想到了晋朝大诗人陶渊明，他终于弄明白陶渊明为什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了。他检索从古至今的官员，他发现，真性情的，不欺心的唯有陶渊明。此间，他从故纸堆里翻出了陶渊明的诗，细细地研读。此前，他还真没怎么读过陶渊明，甚至对他的归隐不以为然。本质上，商隐是积极用世的，他认为胸怀绝世的才华而不做官，简直就是对自己，对百姓，对国家的不负责任。那时，他如何能理解陶渊明！
现在，他理解了他。不但理解了他，还仿效他那样的生活。白天，他喝酒、弹琴。晚上，对着北窗唱歌，俨然一副心在田园的怡然自得的样子。
然这样装疯卖傻的日子没过多久，他收到了一封加急信函。原来，旧任陕虢观察使孙简已离职，现任观察使由姚合来接替。姚合并非别人，而是玄宗时名相姚崇的曾孙，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早就闻说商隐的诗名，只是无缘一见，近日，新任陕虢观察使，得知商隐愤然辞职归京一事，颇感惊讶，也颇受感动，他当即修书一封，恳请商隐复职。
商隐接信后，颇为感动。虽然他无心复职，然被人赏识，被人礼遇，还是让他感到一丝欣慰。仿佛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虽然那光亮并不能照彻他前行的道路，但还是给了他希望和勇气。
他又怀揣着希望上路，他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让他无比羞耻的县尉大堂。站在大堂中央，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此番复职，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按照长官意愿鞭挞囚犯，以尽县尉之责，还是同情囚犯，减免刑罚？他在两者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最后，他悲哀地发现，其实他无从选择。在大唐王朝数以千计的官员中，即使像姚合这样风雅、廉明的官员，依然认为那些囚犯是暴徒，是贼寇，是不可饶恕的大唐的反民，对他们必须用大唐的律法来制裁，让他们认罪伏法，成为良民。
仅存的一点希望和梦想再度破灭，商隐干脆日夜与琴酒为伴。在他任弘农尉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日日大醉如泥。喝空了酒瓶，弹断了素琴，那放浪形骸的样子直可以与刘伶比肩。人们都说李县尉是个怪人，是个狂人，但没有人理解他的痛苦。
开成五年九月初三这一天，商隐感到自己的痛苦已达到了顶点。他觉得他必须找一个人向他倾诉自己的忧伤他才可以度过这个秋天，不然，在这个肃杀的秋天结束之前，自己就已先期死去。
正好，此间有一个令狐绹的同乡陶某，因久慕商隐文名，寄来数篇文章恳请商隐指点评判。商隐阅其文，感觉其人还有几分才气，于是借着回信的机会，向其剖白了心迹，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在信中说，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他认为是非曲直不取决于权势者的赏罚，而取决于有道者的褒贬。在那时，商隐的内心深处依然相信正义和有道。商隐一生都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不管处在何种险恶的环境下，他始终怀抱梦想。
紧接着，他又回顾了他参加进士试以来向显贵行卷的屈辱和尴尬的场景。他说，有些权贵接过他的诗文后，要么“置之而不暇读者”，要么“默而视之，不暇读者”，甚而有些“始朗读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他的言辞也许有些辛辣，但却是万分真实的。像令狐楚、崔戎那样的慧眼识珠者毕竟是太少了。
信的最后，他向陶某表明，他从没有负过令狐，以后他也绝不会负令狐。
商隐写完这封书信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长期郁滞于心的烦闷和忧伤得到了释放。他搁笔，抬头仰望窗外的一弯如钩新月，他想也许那明月是懂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