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初开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长达近一年的整体下行周期。

虽然此前因为疫情，人员和物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影响，以中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的民营经济遭到较大冲击，相关投资和消费萎缩，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财产所有制度，公有制经济仍旧发挥着托底经济的重要作用，依靠大规模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使经济强势增长。

除此之外，外贸出口也在发挥着稳增长的作用。

要知道，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离不开内外联动的发展模式：内部依靠货币发行，将流动性注入大基建和房地产，外部则需要把大量中低端制造的廉价商品出口到海外的需求市场，以此赚取外汇。

该模式在稳定主权货币信用的同时，还能以此为基准，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使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稳步增长，从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企业的营收和利润翻倍，投入再生产，达到市场供需的动态平衡，经济生态形成正向发展的良性循环。

2022年之前，由于全球疫情大流行，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防控效果显著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世界工厂的优势，让全世界都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外贸出口份额的暴涨，一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当中最稳定的，甚至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投资和消费因为国内疫情防控趋严而导致的萎缩。

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国经济的景气度与外贸业务高度绑定。

然而，2022年之后，随着奥密克戎传播突破原有防疫措施的屏障，先是上海被封控两个多月，紧接着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加大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的同时，还导致各项产出严重受阻，加上海外大部分国家开始解除疫情防控，对于以防疫物品尤甚的中国商品的需求呈高位回落的下降态势，彼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熄火，开启了长达近一年的下行周期。

尽管当时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挽救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政策和具体措施，但主要还是在原先挽救经济的经验上做修补，或是刺激房地产、大基建这类边际效用越发递减的领域，比如加大地方专项债的发放力度，投资基建以企稳经济基本面，还有针对房企融资推出“金融十六条”，这些都属于在原有的路径上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或勇于尝试新的办法。

当然了，彼时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还得是疫情。

自去年十二月，疫情防控彻底放开以来，历时一个多月，感染人数达峰后，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开始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带动三大产业、四个资本市场呈脉冲式复苏，结束了长达近一年的经济下行周期。

然而，受到后疫情时代的观念转变等因素，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好转，反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感到悲观，开展大规模的预防式储蓄，或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持以消极的看法，从而提前偿还房贷、车贷等大额债务，降低负债比例，修复资产负债表，改善自身和家庭的收支情况，为应对接下来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各种风险提早做好准备。

居民部门的信贷融资急剧收缩，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来，原先用于配置资产或添加金融杠杆的资金，有一部分作为消费，提振了此前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 比如传统服务业中的餐饮和文旅等，不仅复苏势头强劲，还弥补了疫情期间的损失，可谓是当前经济复苏最强势的排头兵。

二来，原先依靠居民扩张信贷或添加杠杆而发展起来的行业，如今面临史无前例的收缩形势， 比如房地产企业或地方行政主体，还有负责基建和城投的开发公司，全部面临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无法带动民间融资回升，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营收和化债能力大幅下降，严重收不抵支，甚至收不抵债，即营收和利润无法完全覆盖债务产生的利息。

由此可知，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也开始出现衰退迹象，社会融资增速大降，规模以上企业利润跟着大降。

而政府部门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居民和企业上缴的各项税收；

第二类是具有政府主导性质的各项基金收入；

第三类是基于地租经济和土地财政的国有土地出让产生的收入。

目前来看，前两类收入因为税收主体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下降，反映在金融系统中的银行机构，其资产负债表也是处于“贷不抵存”的不利状况。

至于第三类收入则受到朱格拉（房地产）周期处在收缩区间，以及经济复苏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等多重因素所掣肘，与其他经济数据一样，无论同比还是环比，均大幅回落。

以上是“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持续回落的原因，而外贸出口于此前一直表现优异，一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稳定也最强势的火车头， 如今也因外部需求下降而陷入收缩的态势。

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外贸和制造企业此前受到高基数效应的影响，对整个行业的收益预期太高，导致囤积大量商品，从而推高库存，形成产能严重过剩到无法完全被消化的局面。

第二种是外贸出口行业的失速和萎缩，会带动上下游所有的供应商和从业人员的收益缩水，导致居民、企业、政府这三大部门的收支持续恶化，进而对经济增长放缓造成影响。

第三种是供需失衡。

虽然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关于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服务性**业的投资均大幅增长，带动经济复苏的效果仅次于传统服务业，比如新能源汽车、5G物联网、人工智能及其设备和零部件制造等等，但是这类行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带来的经济规模效应较小，短时间内无法取代房子和中低端制造商品的对外出口贸易对宏观经济所起到的托底和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综上分析，由于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熄火，导致疫情放开后的经济基本面先是经历了一波此前因为防控限制生产要素流动，而后需求短暂反弹并释放，出现经济复苏和市场供需回暖的情况。

但在小阳春后，受到高基数效应消退带来的发展惯性冲击，以及长期宏观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比如社会三大部门的债务和杠杆高企，压抑社会总需求扩张，去库存能力不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对于世界工厂的我们来说，这种形势无疑是致命的。

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严重不足，其发展趋势再度下行，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

现如今，关于是否需要救市这一点，笔者@邹狂鬼认为：全社会各界人士已经达成了观点上的一致。

无论是决策层、市场投资者，还是群众，都在呼吁现阶段必须全力救市。

至于怎么救、力度怎么调节，决策层、市场投资者、老百姓却没有达成一致，存在各自利益诉求和现实执行层面相互博弈的情况。

决策层对于救市的态度，更多是以防止经济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加大货币供给，推动乘数效应，精准且定向地予以流动性，坚持房住不炒，不搞大水漫灌。

目前看来，决策层对于楼市的救助措施已经是史上力度最大的，政策环境也是史上最为宽松的，再来一遍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不能触动房住不炒的底线。

可以说，对于楼市这个“亲儿子”，国家层面能给的都给了，接下来就得看它的造化：

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直到复苏势头抬起来，那还能再当一段时间的支柱型产业；

如果坚持不下去，房企纷纷暴雷，地方城投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只要没有波及到金融系统和银行机构，也算是一种胜利。

这样一来，楼市的过剩产能和劣质的市场主体就会遭到清算。

等它们全部出清后，整个市场又能恢复至相对健康的运行状态。

不过，近期包括高盛、花旗在内的海外金融机构，以及国内的一众专家学者都在声称： 国家层面势必会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

对此，笔者@邹狂鬼​认为，极大可能不会如他们所愿。

事实上，国家层面早在去年年中就已针对稳楼市、保交楼等项目推出过一揽子政策，去年年末针对房企开发楼盘的现金流遭遇枯竭等问题专门出台了“金融十六条”和融资三支箭等政策，今年年初还实行了带押过户、降低首套房利率等措施。

现实并没有像一众专家学者说的那样，决策层对待楼市下行和经济不景气的现象无动于衷。除了不能突破房住不炒的底线以外，几乎所有的救市办法，决策层都践行了一遍。

至于这些救市措施是否有效果，大伙儿先不要急，给点耐心，慢慢等待，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当下这个节骨眼，外部货币都在加息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降息，政策空间本来就有限，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要搞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对于经济状况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况且当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决策层在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多万亿元的情况下，推出了“四万亿”计划。

放到现在，刺激经济的成本也在水涨船高。按照当年的比例，在GDP超过100万亿元的当下，岂不是要推出30万亿的财政计划才能勉强提振经济？

现如今，国家各级财政都在吃紧，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走到了尽头，大水漫灌的边际效用也已经递减至零附近。

关于救楼市，不太可能会推出大规模的财政计划，除非突破房住不炒这条底线，所有城市统一取消限购、限价等措施，让房价上涨去库存。

可是， 高房价问题让民众如此苦不堪言，倘若再来一出，难道真的不是在把整个国家和社会往火坑里推吗？

而那些以“拼经济、救经济”为口号，要求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力度拯救楼市的专家学者，难道不是旨在于突破“房住不炒”这一底线，完全不顾底层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事实和真相如何，只为了楼市能够再续一次命，让更多的“韭菜”替他们解套和上岸的既得利益者吗？

所以说，政策制定者清楚得很： 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必须坚守房住不炒的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将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摆在收益性的前面。

既然在此基础上，该出台的政策都已经出台了，接下来只能听天由命：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有所好转，那便再好不过；如果直到最后也没有效果，那么只好让经济提早转型，抛弃旧有的刺激措施，从一味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注重高质量发展。

说完决策层眼中的救市，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投资者的救市建议。

市场投资者主要分为三大类：炒房客、地方行政主体、企业主。

而笔者@邹狂鬼​在上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保卫战，迎来史诗级救市：取消限购、债务纾困、产能出清》提到的“史诗级”救市措施，本质上是这三类市场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全面取消楼市限购和限售，是炒房客想要出售名下多套房产的动机；

发行特别国债为地方债务纾困，是地方行政主体和城投公司的核心利益诉求；

新能源汽车下乡，是产能过剩的企业主为求自保使出的手段。

然而，市场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再怎么殷切，也无法完全代表广大群众共同的救市愿景。

决策层的救市措施，同样无法大幅度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状况。

关于怎么样救市，老百姓有自己的见解。

我从上一篇文章的1200多条评论里，亲眼见到老百姓最真实的发声，也从中感受到老百姓最热烈的呼吁，并总结出以下四个“救市”大方向：

降房价、兴股市、保就业、促民生。

由此可知，老百姓有自己的动机，那就是改善生存处境；老百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那就是提高生活质量。

紧接着，我们来着重探讨老百姓呼吁的这四个“救市”方向，一探究竟它们为何会受到老百姓如此重视，以及它们的可行性、对改善经济形势的贡献如何。

降房价：现行土地制度推高了全社会的运行成本，由于既得利益很难被撼动，只能以时间换空间

关于老百姓的救市建议里，呼声最高的当属降房价

图片来源：头条作者@邹狂鬼

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房屋价格已经远超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能够承受的范围。

以收入与房价之间的比例，简称房价收入比这一指标进行衡量，2022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9万元（中经数据），而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为5万元每平方米，假设在这些城市购买一套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普通人需要花上135.5年才能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即使是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平均1-2万元每平方米起步，假设在这些城市购买一套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商品房，还是原来的收入不变，普通人也需要花上27-54年左右的时间。

数据来源：中经数据

这对于没有买房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我们还没出生的后代子孙，也难怪生育率一年比一年低，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把孩子生下来，让他们面对这样的房价，这不存心找虐吗？

对于已经买了房的人群，其中大多数的经济状况都不能全款拿下一套房，只好向银行借来30年的房贷，相当于把自己未来30年的现金流一次性透支完毕，其所带来的由个人负债从而压缩其他开支的决策和行为，导致宏观层面已经出现内需不足、消费萎靡等恶果。

高企的房价不仅把发展楼市的所有风险都集中在购房者身上，让普通老百姓去承担，还变相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包括制度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

这往往也是我国的企业部门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之一： 营收财报看上去都很不错，实际上一算毛利润是缩水的，净利润也大打折扣，是与这些所谓的隐形成本相互抵消所致。

除此之外，人口结婚率和出生率的急剧下滑，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涨船高呈正相关，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在全体民众看来，关于高房价导致低生育率，已经达成一致共识：房价越高，人们就越不生孩子，久而久之，如今演变成全球倒数第五的出生率数据。

想要拯救濒临悬崖边缘的生育率，务必得从住房问题上入手，着力解决高房价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当年楼市泡沫处在高位之时，高层通过“四限”政策，即限售、限购、限价、限贷，以及对房企加杠杆融资的行为施加“三道红线”，虽然避免房价大幅度下跌，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

现如今楼市亟待复苏，高层再次赋予房地产以发展经济的重要地位，称其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各种政策利好，信贷资源重新向房地产倾斜。

可是，以目前来看，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高房价”大山并没有移走，住房难题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高房价依旧是损害民众福祉的一大难题，而且是首当其冲的。

那么能否通过降房价的方式彻底解决住房难题？

至少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我对于房价到底能否降下来持以极度悲观的看法。

降房价难以实现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此涉及到国有资产保值的底层逻辑，把地租经济、土地财政、分税制度、城镇化建设这四个环节通过逻辑思维串联在一起，就能得出这一底层逻辑的样貌和轮廓。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和展开细节，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第二、信贷扩张和债务驱动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否则很容易就会崩盘，而且强行逆转的后果很严重。

第三、过往二十年来发展房地产，不免诞生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仅仅开展普通的行政干预是难以撼动的。

第四、通过限制性措施，使房价处于长期横盘的阶段，因此市场进入下行通道，加上通货膨胀，收入增加的同时，虽房价不变，但价值大幅缩水。

目前看来，想要解决住房问题，办法还是有的：

短期内降低购房首付比例，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缓解购房者压力，提振内需和消费，拉动民间投资增速。

长期则构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效监管机制，优化和调整地方层面的土地财政、税收制度，实行租售并举，保障个人产权。

兴股市：当前交易机制没有实现法治化，出现流动性收缩和信任危机，完善金融制度势在必行

除了住房问题，老百姓对股市也颇为不满。

这些网友认为股市并不具备赚钱效应，是造成居民高储蓄而不敢消费的根本原因。

图片来源：头条作者@邹狂鬼

对于老百姓来说，如今的股市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一来，无法充当居民和企业资产增值的交易市场，比如大盘指数常年处于3000点左右。

二来，此前货币流动性都被房地产这一蓄水池抽干，没有流入股市，壮大其交易量，而是作为周期性调节的手段，始终将其作为政策性工具，而非极力想要发展至成熟的资本市场。

三来，金融相关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流动性不足，股票资源分配不均，监管红利向机构倾斜，而非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导致股市经常性出现信任危机。

四来，人为的行政干预过于频繁，交易机制未能实现法治化，股市监管时常失灵，其中投资主体对股市交易的理性认识不足，诉诸于情绪，而非专业判断。

想要振兴股市，只需做到以下四点就行：

第一、从房地产释放大量货币流动性，然后注入股票交易市场，充分利用存量交易规模，扩大增量交易规模，改善交易便捷性，推高交易量，让每个参与主体都能达到资产增值或保值的目标。

第二、针对股市实行全方位改革，包括降低准入门槛（注册规范化）、退市常态化、信息披露透明、监管有力且公开操作等等。

第三、针对股市的资源分配和要素配置务必以市场经济法治化为主，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继而壮大资本市场的交易。

第四、提升金融资本交易的规模和效率，最好与产业资本持平，实现国内产能的供需平衡。

保就业：经贸全球化退潮的历史背景下，重点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然后基于制度内生性，提出若干具体相关措施

说完住房和股市，我们来聚焦就业问题。

图片来源：头条作者@邹狂鬼

咱们都知道，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凭借巨大的人口资源和发展红利，经济发展像是乘坐东风似的扶摇直上，一跃成为产能最大的“世界工厂”，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使我国深深嵌入全球贸易分工体系，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可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外部政治风云搅动，经贸全球一体化格局开始出现裂痕，国际多边秩序也在加速崩解，新自由主义思潮退去，今年以来，我国受到的损失面逐渐扩大，于是不得不将重心放在经济双循环中的内侧，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愿景。

我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全球贸易分工体系的缩小版，或是叫它“国内版本”。

要知道， 最初全球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欧美金融资本的主导，将以拉美地区的粮食作物、澳洲地区的煤矿和铁矿，以及中东地区的石化能源为代表的原材料输出地区，与以中日韩及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北美地区为主的制造工厂进行产能对接，最后向欧美地区这类需求市场输入大量商品，由此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产业供应链。

至于我国的统一大市场，也是通过行政和立法等公权力引导产业资本，将原材料、制造基地、需求市场这三者所产生的供需关系进行高度对接，比如西部地区、内蒙和东北地区输出原材料，在江浙沪的长三角地区进行组装制造，最后输出到珠三角地区或其他一线城市的需求市场。

然而， 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具有可行性，我的答案却是可行难度很大，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行政指令调度和统筹资源配置等安排始终无法同时且同步实现市场目标，即满足多目标任务的条件。

政治目标单一化，无法满足市场所需，要让市场自发形成供需关系，而非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干预。

第二、我国体制对过度集中的市场缺乏有效管理的经验，对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积极激励的措施，行政官僚易亲自下场充当市场主体，利用未经法治约束的权力实行产业垄断以攫取利益。

第三、经统筹安排后，由于市场本身及其交易主体的自限性，对比国际贸易分工市场体系而言，其缺乏实质且有效的竞争力，阻碍技术进步。

从实际出发，想要保就业，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保住中低端制造业和外贸出口份额的同时，发展并扩大生产*服务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份额，激发它们的潜力，实现就业岗位稳定增长的过渡。

另外，支持传统服务业创造大量岗位，以此稳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市场经济主导社会资源分配，制定全新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激发产业创新、企业端转化成果的积极性。

第三、针对一系列不利于就业的制度性措施进行改革，比如落实《劳动法》中对劳动者的所有权益保护，取消调休并改为常例假期等这类充分就业的方式，使居民部门增加收入，改善对未来的预期，以此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逐步达成供需平衡。

以上这三个保就业的办法，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可以不再受到外循环所干扰，生产过剩危机自动解除，产业附加值上升，导致资本盈余并溢出，人均收入上涨、生产水平得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跟着提高。

促民生：构建新旧福利模式并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三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住房、股市和就业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接下来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建设。

其中，医疗、教育和养老向来是压在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居民收益所得的净支出几乎全部花在这三座大山上。

所以，解决掉这三座大山，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做的事情，也是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

图片来源：头条作者@邹狂鬼

我认为，往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实行新旧福利模式并存、相互联动的方针，而旧有的福利模式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产业化。

对于实行免费医疗，有些人担心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我认为没必要过度忧虑。

处在早期的免费医疗确实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效益也会跟着增加。

民众不再为医疗难题而额外储蓄时，便会将赚来的钱更多投入到投资和消费领域，使整个社会源源不断地增加财富，届时政府的公共税收规模也会跟着增长。

从长期看，实行免费医疗才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在此基础上，如果还是担心实行免费医疗会造成财政负担，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日益严峻的未来，那么可以先实行部分人士的免费医疗，而非全民免费医疗。

比方说， 先让低收入家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重点关照群体享受免费医疗，或者为了刺激生育、提高出生率，多孩家庭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的待遇，然后再循序渐进，逐步过渡至全民免费医疗也未尝不可。

总体而言，实行免费医疗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对于实行免费教育，我个人认为，十二年义务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随着我国发展迈向新高度，所需的人才也会越来越多，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资金的持续投入，尤其是直接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

但我同样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教育改革的公平性问题，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受益，从而把另一部分人拒之门外，享受不到任何福祉。

所以，我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覆盖面更广的义务教育制度，再结合扩大财政预算的方式，以此减轻家庭部门对小孩教育支出的巨大负担，提高生育率的同时，还能强化民众的投资和消费能力。

除了医疗和教育以外，还有养老。

现如今规模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以及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未来又会有一大批老年人需要赡养，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是我国社会民生保障首当其冲的难题。

目前最受老百姓关注的养老难题有两个：

第一、独生子女父母亲的养老问题。

这个难题很明显是用来化解现代化改革进程当中残留下来的社会矛盾，应与当年的“计生”政策相配套。

那个时期出生的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长大后却无法赡养父母，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子女，养老的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如果是传统的多孩家庭，两个老人由多个子女共同赡养，压力肯定小很多，而独生子女家庭却无法将压力分摊给其他人，只能由子女默默承受。

我认为， 国家是时候履行当年执行政策许下的承诺，对待这些改革进程留下来的问题，要应补尽补，努力把它们妥善解决。

第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金额常年停滞，几乎没有增长过。

一边是城镇地区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养老金连续19年上涨，有些编制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光是养老金就比大多数二、三十岁年青人的劳务薪资还要高，另一边却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工人，养老金长期处在几百元左右，雷打不动。

所以， 我认为是时候涨一涨农民和工人的养老金了。

关于养老金制度问题，除了城乡退休人员之间的薪资不均衡，更多体现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非公平这方面。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养老金统筹制度，现在年轻人所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用来支付给老年人的。

但问题是，人口已经负增长了，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烂摊子迟早要我们这群年轻人来收拾。

我们的养老金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可是未来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后继无人了，我们的养老压力也在与日俱增。

如此一来，养老金制度出现代际不公平的现象。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民生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所以说， 老百姓最关心的领域是民生保障，医疗、教育和养老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怎么解决它们是增进社会福祉事业的重中之重。

另外，还有就业、税收，以及其他关乎公平和自由等价值观的民生问题，需要国家出面解决才行。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正所谓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传统基建投资扩张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消费力不足，加上货币购买力下降，再按照旧有路径发展下去，很快就会遭遇瓶颈。

而从此刻开始， 加强投入民生保障的措施，包括推行免费医疗、教育在内的若干项决策，则可以缓解民众的支出压力，释放消费潜力，提高供给水平，化解产能过剩和资产配置荒等一系列经济难题。

如果再将货币流动性从过往的传统基建转而注入到民生福祉的保障领域，民间则会产生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教育和科研项目，形成自发的市场秩序，使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说完旧有的福利模式，我们来探讨新型的福利模式，那就是建立并完善一套居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

根据中金报告显示，我国财富总量约为790万亿，其中国有资产约为360万亿，占比接近一半。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国有资产储备可以盘活成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注入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或是用来建立并健全可持续的民生福祉增进机制。

如何使大量的国有资产储备盘活成流动性资金？

先把存量资产整合起来，比如国企控股参股及经营所得利润上缴、金融机构控股参股及经营所得利润上缴、各级公共财政项目经营所得利润上缴、各地方土地财政相关收入上缴等等，再通过主权信用派生、国有资产证券化这两种方式，创造出具有价值增量的流动性资金。

民众负责创收和缴税，政府负责改善民生工程或基建项目，将盈利所得的政府性收入转变为国有资产储备，再赋予其以主权级信用，盘活成流动性资金，注入到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并健全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还利于民。

国家富强的同时，民众也跟着富裕起来，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继而扩大税基，形成正向且良性的循环。

除了盘活存量的国有资产储备、划拨被创造出来的流动性资金、充实社保体系所需开支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税收制度改革，以结构性税收的方式，重点向社会财富金字塔顶层的人群收税，比如房产空置税、富人遗产税、弃籍税、收租税等等。

但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出发，这种结构性税收摆明了就是“劫富济贫”，不仅损害公平的道德正义，还会破坏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渐渐的，没人愿意为了变成富人而努力奋斗。

如何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建立起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既然盘活“国储”就能解决资金问题，就不必继续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大动干戈。

最好的做法就是另起炉灶，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居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

而新型福利模式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有模式就该被终结，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或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一套前所未有的体系。

由此可知，倘若我国的民生福利保障体系真的建成，那必定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大进步。

此不属于国家财政范畴，不会凭空制造货币流动性，与西方国家主打短期财税政策变动以讨好选民的社会制度缺乏连贯性截然不同，既不会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也不会使其他公共部门的利益受损，更不会催生出“劫富济贫”的社会道德风险，各个阶层的利益均没有受到损害，充分体现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面对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严重不足，其发展趋势再度下行，存在二次探底风险的局面，老百姓呼吁救市，提出四大方向：

降房价、兴股市、保就业、促民生。

除此之外，笔者@邹狂鬼​认为，还需要额外提出两个方向： 续改革、扩开放。

续改革： 解决土地的权责机制，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地租经济、土地财政、分税制度；

通过国储而非政治目的扩张货币、释放流动性；

通过市场化手段，让急需派生信用的社会主体采取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

中央通过发行国债扩张资产负债表，缓解地方债务，实现债务杠杆从民间转移至上层，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同时，还能建立全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股权财政复兴实体经济。

扩开放： 从传统债务驱动型投资扩张的行为转变成由国家资产储备兜底、外汇储备扩张信贷的社会民生工程和福利保障项目的开发；

实现产业资本金融化并于海外布局，还有投资高新技术及其人才培养，促进产业升级，提升资源有效利用率，构建高水平博弈均衡的顶层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而实现科技自主创新、经济结构转型、产业革命升级。

无论是哪个国家，哪种现代社会，其发展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我相信，只要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着想，认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有利于老百姓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的实质性政策，这样的国家必定会繁荣富强。

作者：@邹狂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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