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首次来华
1924年4月12日上午，由香港驶来的“热田丸号”客轮，在上海的汇山码头缓缓靠岸。码头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包括：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文化界名人，足足有600多人，还有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报纸记者。
如此大的阵仗，说明船上乘客不同凡响。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小规模的访华代表团，其中有梵文学者沈谟汉、画家南达拉·波斯、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等。
但真正的主角，是代表团的领头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也是泰戈尔第一次应邀到访中国。
在刚到中国时，泰戈尔是兴奋的——他一直很渴望来中国。只是，过程和结果和他当初期待得会大相径庭。
泰戈尔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泰戈尔看待中国
出生于印度婆罗门高种姓家庭的泰戈尔，家庭生活优越，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在23岁去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之后，就对贫苦的人民产生了同情之情，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泰戈尔期盼来中国很久了，对中国一直充满感情。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片鸦**：运往中国的死亡》，队英国向中国倾销*片鸦**行为进行了赤裸揭露和公开谴责：“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品毒**一点一滴地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1913年，凭借自己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52岁的泰戈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更多人知晓了他对东方文化的捍卫以及颂扬。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他在日本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行径。
年轻时的泰戈尔
中国文坛对待泰戈尔
同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同样遭受殖民侵略，同样追求独立自强，又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很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对于泰戈尔，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曾经非常推崇。
先看陈独秀。陈独秀是国内第一个翻译泰戈尔诗集到的人。1915年，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写下这样的文字：“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当时托尔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坛巨匠，把泰戈尔与其并列，可见对他的推崇。
再看郭沫若。1915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到了泰戈尔诗歌的英译版本，顿时如痴如醉。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寄到国内出版社求出版，并以此为豪，称“最先接近泰戈尔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还有茅盾。茅盾是国内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的杂志编辑。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笔时，专门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行踪》。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的小说《骷髅》。
邀请泰戈尔访华经过
在这批人的翻译、介绍和推崇之下，泰戈尔在中国名气越来越大，“请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看一看”这个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议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就向泰戈尔发出过邀请，但因为对方事务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梁启超的“讲学社”再一次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承诺承担所有费用，这一次泰戈尔答应了，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推迟到了1924年的4月。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这应该是泰戈尔发自肺腑的话，而非讨好东道主的客套之言。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文坛，和十年前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泰戈尔访华之旅第一站南京
4月20日凌晨2点，在游览了杭州之后，泰戈尔一行在众人陪同下坐船，来到了第一站演讲地——南京。南京原先不在计划之内，在当时南方唯一一所堪与北大比肩的学校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再三邀请下，泰戈尔最终答应驻足前往。
下午3点，64岁的泰戈尔在东南大学的体育馆，面对近7000名从各处赶来的听众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
泰戈尔用的是英语，翻译是徐志摩。泰戈尔的演讲特别强调两点：第一，道德和精神是有力的*器武**；第二，亚洲民族的文明很可贵，要发扬光大。
但演讲中，体育馆内开始有学生在人群中散发起了传单，传单的内容并非欢迎泰戈尔，而是对泰戈尔观点的批驳，直接提出：让这位老人快点回国去吧！
正式拉开了泰戈尔尴尬的访华之旅。
体育馆旧址
泰戈尔从“众星捧月”到“捧倒并存”
其实早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尴尬的氛围就已经在酝酿了。
首先对泰戈尔访华提出质疑的，就是当初对泰戈尔“如痴如醉”的郭沫若。
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听闻泰戈尔即将受邀访华，就在创办的《创造周报》上撰文，题目为《泰戈尔访华之我见》，里面写道：“（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索。”
然后是曾一直醉心于翻译和介绍泰戈尔作品的茅盾。针对泰戈尔的访华，茅盾在《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相继发表了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一篇是《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另一篇是《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他明确写道：“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太戈尔。”
而众多反对声音中，最响亮且最激烈的，恰恰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翻译到中国的陈独秀。在泰戈尔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他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中发表了20多篇文章，如《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泰戈尔与梁启超》、《诗人却不谈爱情》、《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等，不仅批驳太戈尔的观点，还极尽嘲讽，比如他在《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一文中揶揄：“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甚至在泰戈尔到北京访问后，陈独秀还直接以一句有*辱侮**人格之嫌的话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不仅仅是这三人，恽代英、吴稚晖、瞿秋白、沈*民泽**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泰戈尔访华期间，连篇累牍地在各类期刊报纸上发表反对乃至攻击泰戈尔的文章，一时之间，“倒泰”与“捧泰”一路并行，让人摸不着头脑。
泰戈尔访华期间，林徽因和徐志摩一直常伴左右
“捧泰”与“倒泰”之争的真实原因
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席卷中国知识界，中国急需改变落后面貌，单纯讲“精神和道德”——其实也并非泰戈尔的本意——已不再被广泛接受。
尤其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之争”，更显得泰戈尔访华来得有些“不是时候”。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这个问题，分成了三大派别。
第一派是“玄学派”，以梁启超和张君劢为代表，坚持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科学只能用来指导物质生活，而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
第二派是“科学派”，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认为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科学也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哲学不过是空想的“玄学”；
还有个第三派，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唯物史观派”，他们认为人生观（也就是精神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决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
这三派争论的其实就是一个当时困扰中国人的大问题：能救中国的，到底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
“玄学派”认为，物质文明属于西方，精神文明属于东方，精神文明要比物质文明更重要，但“科学派”认为应该继续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才能救中国。
“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虽然观点有分歧，但总体都是支持“科学”的，所以经常一起联手对战“玄学派”。
把这层关系理顺了，就能清楚知道：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遭遇尴尬了。
泰戈尔是“讲学社”出面邀请的，而“讲学社”正是“玄学派”领袖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等人成立的——“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自然认为，泰戈尔是“玄学派”请来站台的一杆大旗。
而泰戈尔在当时也确实喜欢讲东方文明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并呼吁以此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入侵和破坏，这也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就是应邀来“助拳”的。更何况，泰戈尔抵达北京后又去了法源寺，还专门拜访了逊帝溥仪，这更让陈独秀等人担心泰戈尔成了“旧文化”的代言人，会助推中国的“*退倒**”，所以这也是陈独秀急火攻心写出《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动因：
“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但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思想争辩，泰戈尔在来华前其实并不知晓，他认为自己只是来做一场文化交流之旅，来寻求中国和印度的沟通和交流，所拜访的也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却不料身陷这场争论的旋涡之中。
从4月12日泰戈尔抵达中国开始，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沿途伴随他的当然不乏鲜花和掌声，但也充斥着各种要他回国的传单以及批驳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过程中，当时中国文坛的另一位“大佬”，最终也参与了进来。
鲁迅评价“一塌糊涂”
1924年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的。泰戈尔此刻正在北京，这场“寿宴”自然由中国人操办。这场宴会极其隆重，京城各路知名文化人士几乎到齐，而其中也有一位“冷眼旁观”的客人：鲁迅。
胡适作为主持人，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与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并且正式宣布了梁启超为泰戈尔起的中国名字：“竺震旦”——“天竺”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之后，还上演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以示庆贺。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一直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没有过多言语，但却也没有坚持到终场就走了。
两年之后，鲁迅在他的《马上日记》中提了一笔：“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糊涂（“榻”为原字，馒头注），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一句“一榻糊涂”引发不少人的联想，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其实是在嫉妒泰戈尔在中国风光无限。
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有些观点与泰戈尔确实不同，但总体上对泰戈尔还是保持尊敬的，他所不满的，是他看不惯的那些文人——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也就是“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对泰戈尔的“造神”运动。
这在鲁迅1934年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的一段即可看出：
“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有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由此可见，鲁迅当初的那句“一榻糊涂”说的不是泰戈尔，而是他身边的那群人——这与鲁迅向来“不掺和”的性格倒也是相符的。
无论是反对还是冷眼，泰戈尔其实多多少少自己也都感受到了。
所以，原本他在北京要演讲六场，结果他要求缩减到了三场。原本他在中国计划待更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在5月底就选择离开。
1929年，泰戈尔又来了两次中国。
3月下旬，泰戈尔去美国讲学，6月中旬，去日本讲学。两次旅程，泰戈尔分别选择在上海逗留了3天和2天。
泰戈尔住在徐志摩给他安排的上海四明村公寓里，没有对外公布任何消息，也没有外出，没有讲学，只是谈诗。
经历了1924年的中国之行后，这应该是泰戈尔自己要求的。
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误解
泰戈尔首次访华实际上被当做了工具人，只是泰戈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玄学派希望拉他站脚助威，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把他当做攻击玄学派的靶子。
其实，几派都误会泰戈尔了，泰戈尔固然强调东方文明对精神和道德重视，批判西方文明一味追求物质和*力武**。但是，和辜鸿铭有所不同，辜鸿铭认为东方文明完全压倒西方文明，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互补的。其实，早年辜鸿铭曾向泰戈尔请教过救中国的方法，泰戈尔就说了“抓紧学习科学”，由此可见，泰戈尔对西方文明不是排斥的，只是，希望在学习西方文明的民主与科学时不要妄自菲薄东方文明。
无论如何，泰戈尔从内心是对中国友好的，有感情的，我们不应忘记他对中国的声援与帮助。1956年，周总理曾这样评价过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