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江

人民*队军**中最初的“参谋”

人民*队军**的总部参谋建制，可以追溯至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这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共中**前敌委员会”，军事指挥机构是由周恩来、张国焘、贺龙、叶挺、*伯承刘**、*德朱**、蔡廷锴、*荣臻聂**等人组成的“军事参谋团”。*伯承刘**任参谋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承刘**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总部参谋长，是有道理的。但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我军总部参谋部的建制还是相当模糊的。参谋长*伯承刘**身边有几个年轻军官，负责传达命令、起草文件，乃至安排司令部的驻扎和开拔。他们执行的实际上就是参谋工作。

南昌起义的部队不久就被打散了，总部不复存在，*伯承刘**也离开了部队，辗转去苏联学习军事。*德朱**和陈毅指挥一支经历过南昌起义的部队，约千余人，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东泽**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成立了红军第四军。第四军成立之初没有设参谋长。

但是，作为现代*队军**建设的必然需要，“参谋”这个军中职业，一经萌生，就再也抑制不住，是一定要成长起来的。1928年10月，根据*共中**六大的军事决议案，重新成立了*共中**中央军事部，杨殷任部长。随后，周恩来回到上海，接任部长。在中央军事部下，设立了“参谋科”，曾中生任“参谋长”。参谋科的任务是：“调查和统计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搜集和制定军事地图、计划本*党**的一切军事工作，编制和训练本*党**一切武装力量，编译各种关于军事的小册子。”这个定义，与现代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参谋工作定义已经非常相近了。

中央军委参谋科成立后，主要做了一些文书资料方面的工作，编辑印制了《游击战争》、《武装*动暴**》、《市街战术》、《广州*动暴**的军事经验》等7种小册子，收集了一些地图。1929年10月，邝继勋接任参谋科长。

参谋部在中央红军中诞生

激烈战争的需要，使“参谋部”在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1930年春，*共中**中央决定建立红军的统一指挥机关，于5月间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在中央军委设立参谋部，在集团军以下设参谋处。可以认为，日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就是在“中央军委参谋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30年8月，红军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德朱**任总司令，毛*东泽**任总政委，朱云卿任方面军参谋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这是我军总参谋部的雏形。这年冬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参谋部处长郭化若根据红军*长首**的命令，于11月1日草拟了“诱敌深入红军根据地，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此后又多次在作战中拟写命令，保证了指挥顺畅。

朱云卿是第一位红军总部参谋长，他在职时间仅1年，于1931年5月作战后因病住院治疗，不久即逝世，年仅24岁。此后，郭化若一度代理参谋长。

1931年，在红军总部参谋部统辖下组建了无线电队。这是参谋部建设中一桩重要的事。红军无线电队一经建立，不仅方便了总部对部队的调度和联络，而且在侦查敌情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总部*长首**指挥*队军**的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原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俘虏过来并加入了红*队军**伍的王铮等人，非常熟悉国民*党***队军**电台的呼号，而敌军由于轻视红军的知识构成，对无线电管理非常松懈，电台之间常用明码通话，为我军的无线电侦察提供了“便利”。

1931年5月，红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缴获了几部小电台和一部100瓦的大电台，遂于5月底建立了无线电大队，冯文彬任政委。6月，正式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从那时起，重视无线电技术侦察，成为红军乃至日后的解放军参谋部重要的建设内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剑英叶**任部长，下辖第一科（作战科），左权、张云逸先后任科长。几个月后的1932年初，总参作战科改称“作战局”，张云逸为局长。

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恢复，*剑英叶**仍任参谋长。在周恩来、*德朱**拟制了新的红军司令部编制方案后，改由*伯承刘**担任参谋长，*剑英叶**为副参谋长，但*剑英叶**仍兼任作战前方的参谋长。总之，在红军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伯承刘**和*剑英叶**交替担任中央红军的参谋长。

在保持这个格局期间，红军总部参谋部的两个骨干部门——作战部和通讯部都发展以来，成为红军指挥部的常设机构。1933年9月，周恩来一度代理作战局局长，可见总参作战部已在战争中成为核心指挥机构。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参谋部一局已经有70多人，加上通讯部门，总人数超过200人。这时，*剑英叶**转任中央总队司令员，参谋长又由*伯承刘**担任。

在红军时期，总部参谋长已经是一个常设职务。*伯承刘**、*剑英叶**任参谋长时间较长。但当时的红军总部参谋长，一般不称为“总参谋长”。这是因为，在*共中**领导下的红军主要是在赣南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苏区，以及后来的陕甘苏区、川陕苏区实行武装割据，红军分为几个方面军各自战斗，既使是中央红军参谋长，他在实际上指挥的也只是一方面军。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是从方面军参谋部发展起来的。

红军总参某部驻地

长*途征**中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

1934年10月，*共中**中央政治局决计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离开赣南苏区。红军参谋部一局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了新组编的军力人数（含拟补充数）：一军团19880人，三军团17805人，五军团12168人，八军团10922人，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中央纵队9853人，总计86859人，战马388匹。后来许多历史记述中载有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即是引用的这个统计数字。

长征路上，军委总参谋部携带了从中央苏区转移出来的大量档案、地图。在行军途中，参谋人员紧张地传达命令、汇总各部队情况，拟制和印发行动日程表和路线图，还要搜集敌人追击和堵截红军的动态。这时的参谋部，已经成为总部*长首**掌握部队、摆脱追敌、指挥作战的得力部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电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德朱**为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前徐**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剑英叶**为参谋长。这时，原军委一局作战参谋吕继熙（吕黎平）、地图股长赖光勋和一些机要人员随同*剑英叶**调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8月，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穿过草地北行。左路军由*德朱**、张国焘率领，*伯承刘**为参谋长。右路军由*共中**中央领导机构和前敌总指挥部统领，*剑英叶**为参谋长。

9月，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愿继续北上，要右路军再过草地南下。在关键时刻，毛*东泽**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总队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德朱**、*伯承刘**率左路军和原右路军一部掉头南下。

与张国焘的分路而行使红军参谋部也一分为二。此时，已升任中央红军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的张云逸，和一局负责人伍修权、聂鹤亭、边章五等率领参谋部（主要是一局）的一部分随毛*东泽**北上。原中央红军参谋部的大部分则随同*伯承刘**，跟随张国焘、*德朱**南下，以红军总司令部一局的名义工作，局长先是曹李槐（曹里怀），后来是欧阳毅、周子昆。

一年以后，随同张国焘南下的红军又回到了北上路线上。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8日，会师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委，*伯承刘**为参谋长。实际上，这时彭德怀、*伯承刘**负责指挥的是在河东的原三个方面军的部队。11月10日，*共中**中央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由*向前徐**、陈昌浩指挥，沿河西走廊西征。西路军在后来的征战中损失严重，于1937年3月失败。

1936年12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德朱**、张国焘率领下到达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与中革军委成员会合。7日，新的中革军委成立，毛*东泽**任主席。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陕北红军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彭德怀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承担。12月9日，红军总部司令部重组，下辖4个局，周子昆为一局局长、曾希圣为二局局长、王诤为三局局长、王维舟为四局局长。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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