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1995年，我在福建教育学院举办的完中校长培训班培训三个月。一位教授上课讲授如何当好校长的专题时，以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校长阙硕龄作为典范并作介绍，要求在场的校长、书记们向阙校长学习，当好校长、书记。听后我非常震憾，全省有那么多大中城市中的名校，又有那么多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校长，从武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学校的规模，武平一中跟他们比，算得了什么？但再进一步分析，该教授不会随便举例，不然不能服众。他拿阙校长作为范例，是因为1985年11月10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映山红之歌--记武平一中校长阙硕龄》报道了阙校长的事迹。福建日报评论员还同时发表了《要有善于培养人才的人才》的评论，要求在培养人才岗位上的同志，要像阙硕龄校长一样“具有勇挑培养人才重担的自觉性，脚踏实地搞改革的精神，有与知识分子做知心朋友的感情,有坚强的事业心”。另外，1989年，阙校长被授予省“特级教师”称号，并作为福建省模范教师代表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坐在贵宾席上，多次近镜头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全国有此殊荣的中学校长应该不多。因此，把我们的阙校长树为全省校长的典范当之无愧。我在与阙校长共事过程中，受到他极大的影响，深深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作为*产党共**员、人民教育家的初心和使命。
1961年，我从实验小学升入武平一中就读，1967年高中毕业。高二时，阙校长教我们班的政治课。那时我们已经知道阙校长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参加过闽西游击队，学校中的各门学科他都会教，而且教得很好。在武平县，他是水平最高、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德高望重，连县委书记、县长都非常尊重他。还没教我们，我们就已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给我们上课后，我们才真正领教了老师的厉害。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一流的口才，教学方法又特好，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古今中外哲学原理的应用，学生听完他的政治课后都能理解，且兴趣盎然。可好景不长，高二下学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第二排左四为阙硕龄副校长、左五为魏毓屏校长。第四排右三为作者。
1981年，我分配到母校工作，阙校长把我安排在校长办公室，跟他同一办公室。学校*党**总支成立时我被选为*党**总支委员，五位*党**总支委员中，四位是校级领导，只有我是布衣委员。
20世纪80年代的武平一中，没有一栋办公大楼，一间小小的校长办公室隔壁，还被当成了我的房间。学校*党**总支书记王文华参加过闽粤赣边纵游击队，家住后山，很少来办公室，有事阙校长会到王书记家里商谈，因此在办公室里只放了四张办公桌，阙校长、潘其添副校长、陈正兴副校长和我各有一张。潘副校长和陈副校长有兼课，常驻办公室的只有阙校长和我。阙校长是典型的学者，他除了参加县人大会议外，其余时间很少外出。那时的武平一中享受县团级待遇，有发中央文件和内参（教育局没有，要用须向武平一中借阅）。阙校长除处理日常工作，有时间就在办公室阅中央文件、看书报、写东西，当然他会经常听课或代课。他上下班非常准时，我也得紧跟，不迟到，不早退。有时我心中念叨：阙校长，你家孩子多，罗象英老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太辛苦了，你能不能早点下班回家，帮一帮师母？而阙校长却一直没有“早退”的动向，让我“大失所望”。
我很怕阙校长。人有各种各样的怕，如“*革文**”中的*反造**派，动不动就抓人文斗武斗，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致人于死地，谁不怕？怕阙校长，同学们都有这个共同感觉。最后大家总结这不叫怕，而是在博古通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富有人格魅力的校长面前，自然而然产生的敬畏。
我在阙校长身边工作诚惶诚恐，生怕做错什么。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才发现，阙校长不单单是严师，也是慈父。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校长办公室工作繁杂，既要整理材料，又要写些东西，很多事情就我一人做。其他事情好办，写东西是要动脑的。好在武平一中知识分子成堆，很多材料由各处室写好，有些对外的文章、材料则都由高手阙校长、潘其添副校长或李坦生主任亲自动笔。我有时写些计划或总结，呈给阙校长审阅后，会被改得面目全非，但阙校长却常跟我说：“王仁纲，写得不错。”我心中清楚，就像以前当学生，考试考了 60 分，老师找谈话时会说：“不错，进步很大。”阙校长是我的老师，就是这般关心我、爱护我、培养我。他还是书法家，现在武平一中校门就镌刻着他题写的校名。而我，不但不会写毛笔字，连钢笔字也是“鸡爪体”。有一次抄教工名单，抄到修琦生老师的名字，我习惯把“奇”中的“大”写大、“可”写小，“大”盖过了“可”。阙校长看后说，“琦”字写法不对，以后要改正，还叫我有空要多练字。
阙校长是严谨而认真的师长。有一年，武平一中工会开展一项对外开放的活动，印了上百份邀请书，邀请有关单位和学校参加。组织活动要学校出面，工会主席钟健老师把邀请书拿到校长办公室来盖印。那天刚好阙校长也在，就拿了一张给阙校长看。当时学校一切材料、试卷,都是用腊纸人工刻字后人工油印，很麻烦、很费事。邀请书三个字是函头，字较大，邀字是第一个字，刻腊纸的赖其聪老师可能考虑三字的美观，把“辶”刻成“廴”。钟键老师发现了这个错，但为了一个字要叫赖老师重刻，又要花时间精力，就于心不忍，想想反正看得懂，也就算了。阙校长一眼就看出错误，在听了钟老师的解释后，批评说：“什么看得懂？就是看得懂，才应该注意，应该认真。我们武平一中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人才济济的地方，邀请书发至各单位、各学校，第一个字就是错别字，各单位会怎么想？传出去，家长会怎样想？一份邀请书就会严重损害一中的形象。”钟老师听完阙校长的话马上转身，重新刻印去了。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要求自己今后做事尽量认真，少出差错。后来武平一中的同事对我评价：王仁纲得了阙校长的真传，是个做事认真的人。
阙校长自身有才，还非常爱才重才。一次开*党**总支会讨论发展*党**员的事情，一位富有才华的老师的入*党**申请由*党**支部通过后报*党**总支审批。当时有些调皮的年轻老师按老师中不同方面的表现，私下评出了“八大金刚”“四大诰（gao）”。“八大金刚”按个人酒量排列；“诰”是客家话，多重含义，既可认为有水平，也可解释为很高傲，有褒有贬。这位老师是“四大诰”之一，讨论中，我就提到该老师“诰”的问题，说他没有群众基础，起初*党**支部讨论时有些*党**员就有这方面的反映。我自认为表达了基层*党**员的意见。没想到阙校长听完我的发言后，很激动地说：“什么'诰’，'诰’有什么不好，有才华的人往往有他的特性，这也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禀性。我们要全面看待一个老师，有才华又'诰’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总不能重新把他打成'*动反**学术权威’吧。”这番话，特别是两个“有什么不好”，震得我不敢再吭声。接着再讨论一位也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入*党**申请时，阙校长同意*党**支部的意见，对该老师再考察一段时间，并要求*党**支部派专人找他谈话，既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又要鼓励他更好地成长。而就在这段时间，县政府某部门需要有才华的非*党**人士，就把这位老师调离了教育部门。那么有才华的老师，在其他单位也如鱼得水，一直受到重用，直至县处级干部。直到现在，他仍敬重着阙校长的知遇之恩。
我们刚到一中时，受老教师（即我们原来的老师）敬业精神的影响，都扎扎实实做好教学工作。我们认真备课，向老教师学习，有空时经常拿张凳子，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取经。每次考试，我们压力都很大，既考学生，也考自己，生怕自己班的成绩落后于别班，做老师就有这无形的压力。我们晚自习时自觉下班，自习课争着上，还自备钢板，自刻腊纸，自己油印习题。那时学校没有下班补贴这项支出，都是自觉奉献。武平一中的老师多才多艺，课余时间也会自发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出现了林忠荣、刘增祥、修琦生他们的篮球队，以及王云龙、陈大中、吴国珍他们的歌乐队，在宿舍前下象棋、围棋、打羽毛球的老师也大有人在，但那时社会上已经很流行的“国粹”麻将却没看到有人玩。有段时间，李益树、钟远南、修相堂和我是邻居，住在阙校长、李坦生主任他们住的大六套前。我们想学打麻将，当然只能用课外活动或周末时间。我们四人中，老修和我年纪较大。老修会打麻将，就当老师。那时玩麻将要算番，我用复写纸复了几份算番方法，每人一份。我把房间前后窗帘拉上，四人就在房间里认认真真学打麻将。一天，我们正玩得不亦乐乎，却发现阙校长不知何时进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面前，惊得我们马上站起来，等着挨训。他却叫我们坐下，说他经常在我们房前过，房间传出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改在我们的房间后面过了。还说，业余时间纯粹娱乐没关系，他也可以来玩一下。我如释重负，急急让位给老师。没想到他玩麻将也是老手，抓牌后不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他智商那么高的人，在读书时就可能什么都会吧，怪不得琴棋诗书样样精通。
1982年，我到厦门开会结束后，去华安看弟弟王仁昌。他从永安水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华安城郊大型水电站，这家省属单位的条件很好。那时大家习惯调回家乡工作，弟弟也想调回武平。回校后，有老师跟我说，现在调动很难，夫妇长期两地分居的太多了，阙校长有一学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如果他肯出面，此事才可能有希望。那段期间，阙校长忙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老教师、青年教师入*党**和中年教师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问题。老师们有困难找他，他有求必应，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第二天，我就去找阙校长。次日，他拿来一封写给省委组织部任职的学生的信给我。当时连电话也还未普及，全校才一部，有人挂电话来找老师，学校广播就会通知该老师，因此联系的方法还是书信。我把信寄出去几个月后，弟弟就调回来了，他的同事有的工作几十年都调不回原籍，无不羡慕地说：王仁昌通了天。
1983年7月，学校*党**员集中在教工食堂打扫卫生。我在冲洗地板时，发现脚浮肿，手指一压，压痕很久不起来。我第二天到县医院，请最权威的内科医生罗医师检查，得出结论是肾炎，得马上住院。几个月后病情加重，全身浮肿，转龙岩地区第一医院治疗。住院四个月后，因为地区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又把我退回到县医院。难治的“病牛”谁也不要，这下连罗医师都不接了。关键时刻，阙硕龄校长来看我，得知情况后马上找医院，罗医师这才答应继续接诊。罗医师后来曾自豪地说，武平一中王仁纲老师的肾炎是他治好的。不错，是罗医师治好的，但阙校长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身体康复后，满怀感恩，离开校长办公室，专心致志教书。
教育界流行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老师，也就有什么样的学校。”面对阙校长，我才清楚武平一中的老师那么扎实工作的原因：阙校长把*党**的教育事业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把教育事业看得重于一切，时时刻刻都在给老师做表率，在政治上给老师以真诚的帮助，在生活上给教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做老师们坚强的后盾。他的继任者潘其添校长也非常关心教师，曾说：“作为校长，一定要做好老师的后勤服务工作，尽量帮助老师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使老师无后顾之忧。我就是受了阙校长的影响。”
1988年，阙校长离休前夕到龙岩定居，我们这些“*革文**”时的高中“老三届”，集中欢送我们尊敬的老校长。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和不少师友都流下了热泪。
作者简介：
王仁纲，武平一中退休高级教师，曾任武平一中*党**总支副书记、武平县侨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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