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结束之后，英国丧失了当时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是军人退伍，这使得英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丧失殖民地市场所导致的国际贸易额下跌，短期内，英国国内迎来了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犯罪高发率最严重的时期。1783年至1786年间，关在地处伦敦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的待审犯比之前三年多了将近40%。1776年至1786年间，监狱人口上升了373%，监狱条件也因此严重恶化。瘟疫、越狱、*动暴**现象跌生，许多囚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然而，在当时的英国监狱改革者看来，经济原因只是“犯罪和破坏行为迅猛增加”的表面原因。他们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性顽疾：城市秩序的打破、阶级和谐的崩坏，和穷人道德的沦丧。在改革者们为时代所开的诊断中，最关键的就是“奢侈”一词。一部分先享受到工业革命成果的富人开始前所未有地挥霍和享乐。穷人因受此不良影响，而变得绝望且贪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感官享受，他们不惜去抢劫甚至杀人。与此同时，传统的仪式性惩罚也正渐渐丧失它的威慑力。尽管在1783年至1787年间伦敦被公开处刑的人数比之前五年高82%，但是它并未能有效阻止犯罪率的上升。在一份写给内政大臣的简报中，伦敦法团认为，公开处决人数的增加会使得民众对残忍的行为习以为常。这样一来，不仅生命的价值遭到贬低，法律的权威也遭到了损坏。而对比之下，“监禁”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犯罪管控方式——政府既能控制刑罚的力度，又能免于公众的讥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迫切需要对监狱进行改革，并且亟需在改革的过程中思考：如何通过监禁的方式重塑人们的负罪感？ 如何重树政府的权威，加强法律的震慑力？在《痛苦的正当尺度》一书中（p.91-128），叶礼庭详尽分析了18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英国监狱改革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监狱改革法案《感化院法》。法案的提出者约翰·霍华德大力提倡在监狱中推广“劳役”，以使得监狱所施加的痛苦更为“公正”。在此基础上，另一位改革者杰里米·边沁提出，应像运营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管理监狱：监狱被塑造成圆形分层的蜂窝式结构，犯人们在其中的开放式牢房中每天工作16个小时，而私人承包商则可以通过被牢房环绕的监控塔观察到罪犯的一举一动，最后，劳工所得的利润归私人承包商所有。
然而，如何定义公正？ 谁来定义公正？ 当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投入到社会化管理时，它的限度又在何处？学者叶礼庭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之余，还表达了身为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对改革的判断和反思——这也是今天这篇推送的主要内容。他认为，监禁改革在本质上囊括在一套更为庞杂的战略性改革之中。受工业革命驱使的战略改革者想通过扩大选举权、扩充公民和宗教权力来巩固人民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通过更为严苛的法律和相应的监禁形式来压制反抗者。在一个不平等且趋于分裂的社会中，多数派如果既想保证公民社会中的自由，又不危害治安，只有通过静默、整齐划一、*力暴**等形式来“改造”罪犯，从而废除旧制度所默认的囚犯的自由。
与人民主权的扩充相伴而来的
是监狱管教的复杂化
文/叶礼庭
译/赵宇哲
节选自/《痛苦的正当尺度》| 叶礼庭作品系列
将改革的历史解读为一个良善用心为意外后果所挫败的循环，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失败的历史。但改革是一种成功。到 1860 年，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囚犯都在按照霍华德的口令列队行进，忍受着他设想出来的孤寂。
然而，如果说成功还需要解释的话，那是因为这种成功充满了悖论。这场由霍华德发起的运动在疑惑的中产阶级公众中树立了一种“囚犯应该接受改造”的理想，却不需要说服他们相信感化院真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这场运动感觉没有必要尝试去说服。一般而言，几乎没有改革者会在验证感化院的功用时，费心考虑再犯率的问题。事实证明，中产阶级对监禁的改造潜能有深刻的信念，这足以使其在接连失败后依然存在。与此类似，一例又一例的监狱自杀事件不断损害着新式监狱“人道”的美名； 然而公众似乎接受了改革者的说法，相信警惕的督查和常态化的监狱问责体系终将制止这些弊病。虽说监狱指挥体系的不断官僚化未能阻止犯人受到伤害，改革派和公众至今依然坚信，需要创立新监管机关来监督旧监管机关。尽管有证据表明犯罪率并不会随刑罚严酷程度发生显著变化，但人们依然持续不断地相信感化院的震慑价值。举例来说，1855 年之后英格兰犯罪率总体下降，而这几乎与感化院制的巩固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与工人阶级实际工资总体上升有很大关系。对于像查尔斯 • 狄更斯和亨利 • 梅休等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者而言，感化院未能达到预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就连他们也觉得自己不可能摆脱霍华德的逻辑。他们对感化院的抨击缺少激进异见的自洽。 一方面，他们都批判感化院太过严酷，另一方面又批判它不够严酷。他们无法提出替代性的社会管控策略，这说明有关感化院的公众争议实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共识。
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共识，因为监狱作为震慑或改造手段的有效性并未得到证明，而这恰恰是共识的基础。批评者已经让监狱的缺点变得显而易见了。然而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这种共识之所以能维系下去，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感化院总得拿出点理由来表明巨大的开支没有白花，哪怕那理由不是功能上的有效性。
只要我们假定感化院的吸引力在于其管控犯罪的功能，我们就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一直支持它。实际上，人们的支持取决于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感化院富于吸引力，是因为改革者不单将其成功塑造成了应对犯罪的方式，还将其塑造成了应对整个时代的社会危机的方式，使其成为一套旨在在新基础上重新建立秩序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改革大战略中的一部分。结果，虽然感化院因其功能上的缺陷而遭到指责，它依然获得了大量支持，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个宏观社会愿景的一部分，而这种愿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时已经取得了权贵阶层条件反射般的支持。
在阐释这套建立秩序的新战略时，通过展现犯罪与时代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层次联系，监狱改革者使他们所属的阶级认识到了犯罪的严重性。这种新型的环境论利用联想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明，不良的社会交往和经济上的灾祸会诱使人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利用这种观点，改革者将不断上升的财产性犯罪与维系“家长制”社会关系的庄园经济、家庭经济以及工匠经济的消亡和衰退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特别指出了无主的城市人口聚集及其所导致的贫富疏离。在这种分析中，犯罪被当成了一种嫉妒、反感或绝望的社会心理。 与传统上认为犯罪是人类邪恶和罪恶永恒的表达形式不同，改革者成功推广了一套危言耸听的新话语，将犯罪解读为社会危机的表征。
改革者在意识形态上极为成功，以至于现在有一种不加反思就支持环境论犯罪学的偏见。这种环境论在历史上曾为严惩犯罪以及严惩包括骚乱在内的其他公众无序行为（这些行为现在似乎与犯罪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阶级集体离心离德的新象征）提供了合法的外衣，这看上去颇具悖论意味。
由于这种环境论分析意味着富人对于犯罪的社会起源负有一定责任，它的前提设想激发了一波充满了负罪感的慈善事业，特别是在思想自由、崇尚科学的非国教商人中。很多历史学家相信，这种传统背后的动力是一种对穷人新生的亲密感，以及对现存阶级关系中常见的酷刑心怀厌恶。但如果去读一读霍华德、汉韦和科洪的著作，你会读到“管制”的话语，而非“人道”的话语。
虽说这种新型慈善的社会思想在基调上是回溯式、家长式的，但它实际的对策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抨击，因为在这背后是弱势政府、对公众无序行为的宽容，以及对公众权利和习惯的默许。改革者坚持认为这种秩序是脆弱的，特别是因为它依赖仪式来进行震慑。他们认为这样的震慑只能使得穷人勉强顺从。在一段动荡的社会经济变革期中，强制的顺从已经不够了。他们认为保证社会秩序的方式要强硬，要比用绞刑作为补充，破旧而且日渐空虚的家长制更强。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公众同意的基础之上，靠犯错时产生的负罪感来维持，而不是靠震慑和恐惧。
这种社会秩序观是在非国教激进分子伯格、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中成形的。他们批判对内分赃、对外专断的政治体制，这种批判回应并强化了霍华德暴露出来的监狱弊案。二者都重点提及了腐败、破旧的家长制，并指出了一种以此为意识形态根基的秩序会有多么脆弱。如果从危言耸听的视角来看 18 世纪 60 年代的“威尔克斯与自由”骚乱，伴随着泰伯恩*行游**的喧嚣躁动、1780 年的戈登*动暴**，以及 1783 年至 1785 年的犯罪大爆发，社会崩溃的可能性就凸显了出来。1775 年时流放被中止，这不但为改革者提供了一个设计替代性方案的借口，也给了他们机会来创造出一种新型刑罚观，这种观念代表着一种更为严厉而理性的秩序维持方略。
边沁是这方法最优秀的阐述者，他设想通过扩大选举权、扩充公民和宗教权力以及行政改革来巩固人民的支持，但他与此同时要收紧压制反抗者的法律。家长式的秩序观只能容许有限的政治权利，却能容忍人民传统上享有的更为广泛的自由。相较之下，自由主义扩充了正式的政治权利，却大幅降低了公众对无序行为的容忍度。因此，边沁的两面形象—议会改革的支持者和全景监狱的宣传者—其实并不矛盾，反倒是相辅相成。 公民社会中的权利扩张必须通过废除旧制度下默认囚犯和罪犯享有的自由来加以平衡。 在一个不平等而且愈发分裂的社会中，只能用这种方法同时扩大自由和巩固支持，而又不危害治安。
当阿列克西 • 德 •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 年游历美国时，他对民主自由主义的这种两面性深感惊讶。当他在构思他那本论述美国民主的著作时，他正在视察美国的监狱。有一次，他对同伴古斯塔夫 • 德 • 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说：“虽说美国社会代表着最广泛的自由，该国的监狱里却有着最为*制专**的景象。”高墙外是一种手忙脚乱、竞争激烈的平等主义，高墙内则是前所未有的监狱极权主义。实际上，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建立的“全面机构”与杰克逊式民主兴盛的时间完全吻合。只有在我们假定自由平等主义与宽容携手共进时，才会觉得这里面有悖论。实际上，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民主出现之际的一个特征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少数派越来越不宽容。 多数派的*政暴**将静默、整齐划一，以及奥本感化院的生皮鞭当成了自身的标志和工具。多数派还通过塑造和“改造”罪犯良知的新举措来昭示自己的存在。
霍华德成功地将改造的设想描绘成一种仁义道德的矫正过程，这就掩盖了它为强化监狱权力提供合法借口的功能。与此类似，研究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忽视了与人民主权的扩充相伴而来的是监狱管教的复杂化，以及各种慈善政策的出台，它们旨在在工人的良知中播下负罪和悔恨的管教之种。
在涉及刑罚问题时，为证明罪犯是有缺陷的机器，其良知能通过全面彻底的感官隔离来重塑，促使孔多塞和爱尔维修相信人类能够完善的心理学假设也派上了用场。18 世纪 90 年代中产阶级的社会焦虑使得这种对人之可塑性的强硬信念很快就在医学界得到了实际应用：疯癫者的精神病院、穷困者的实业院、患病者的医院和犯罪者的感化院。在每一种隔离的环境中通过孤立、劝诫和顺从训练，穷人的恶行、疾病、疯癫、犯罪，以及相关的身心缺陷都会被“治愈”。
在感化院中，治疗的方式是悔罪。改革者们意识到，只有在一种能确立政府的道德权威，而且能迫使囚犯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道环境中，才能激起囚犯心中负罪的苦闷之情。单独囚*看禁**起来完美地调和了人道和震慑。它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刑罚乌托邦，这里的一切都极为合理，以至于罪犯会在内心无声、静默的痛苦中惩罚自己。
这种改造理念对于焦虑的中产阶级极富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施罚者和受罚者能重归于一种共享的道德体系之中。作为一种充满希望的阶级关系缩影，尽管它在现实中一再受挫，却能一直存活下来，因为它表达了中产阶级一种由衷的愿望：将社会秩序建立于顺从的和解之上。他们的这种愿望有多真诚，有多一厢情愿，看一看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牧师）多容易轻信罪犯明显虚构的忏悔就能知道。同样反映这一点的是，很多后代历史学家愿意将改革者的计划看成单纯将囚犯纳入公民社会的人道主义运动。
诚然，改革者摒弃了罪犯不可救药的观点，这让他们能被当成人来看待，进而有权免受勒索、酷刑和疾病的折磨。然而，这种犯人有权得到社会保护的主张，按照改革者的说法，只有在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时才能成立。改革者确实将政府的义务扩展到了囚犯身上，但这样做的基础并非承认他们享有完整的*权人**。 他们享有体面待遇的权利依然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道德共识。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传统中，想得到人的待遇就必须接受道德改造的人并非只有囚犯。所有提高穷人住房、教育或卫生标准的努力，都伴随着控制他们想法的企图。 在这种传统中，人道主义与支配的做法紧密相连，无法分开。每当要扩展政府对于公民的义务时，他们的理由永远是要按照正直寡欲的模子来重塑公民的品性，而这正好是富人为自己描绘的形象。
最初，这种改革愿景的严酷性让传统的家长制人士颇为反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忽视或容忍穷人在道德上的桀骜不驯。甚至像霍华德这样的改革者也在自己的管教愿景前退缩了。其他自由派改革者（比如说罗米利）感觉边沁在自由和公民社会秩序之间的权衡中犯下了错误—他太偏重于秩序了。在改革派阵营之外，一批又一批政治犯不但猛烈批判了单独囚禁与感化院常规，还痛斥统治阶级在面对激进派的反对时，愿意以秩序和稳定的名义中止或忽视臣民的宪法权利。虽说激进派的反抗传统未能转变或推迟全面机构的强化，但它确实成功防止了权贵将这些机构描述成超然于阶级冲突的中立仲裁者，使权贵在穷人面前为其辩护的努力未能成功。
感化院尽管面临着这样的反对，还是慢慢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寂静的牢房、光头的囚犯和按部就班的日常活动逐渐都变得不那么怪异。关押机构出现在一个包含其他机构的宏观架构中，这些机构功能上相互关联，设计、管教和口令上大同小异，它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景中巨人般的存在使得人们不可能再去质疑它们的逻辑。感化院、精神病院、济贫院、贫民学校、夜间庇护所和*养院教**外观上相似，管教方式上相同，这绝非偶然。由于这些机构构成了一个管控的架构，它们的伙食和摧残必须呈渐升态势：学校—济贫院—精神病院—监狱，而最后一个机构中的痛苦奠定了第一个机构中痛苦的基础。
这些政府机构与工厂非常类似，这一点也绝非偶然。如前所述，同监狱的创造者一样，新式工厂管教的缔造者玮致活、斯特拉特和博尔顿也从相同的权力话语中获取了灵感：非国教徒的禁欲主义、管教能提升人性的信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政府理论。强化劳动力管教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携手并进，就像普选权与监狱权力架构的扩张同时发展一样。
鉴于监狱改革家和新式工业的雇主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联系，改革家希望监狱像一个“井然有序的工厂”（巴克斯顿语）一样运转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监狱和工业管教就有了同样严苛的发展轨迹。
正是由于与井然有序的工厂、济贫院和精神病院之间有这种共同之处，感化院才能在明显不具改造或震慑功能的情况下保有一定的可信度。 它的秩序是“工业的”秩序，它的“人道”是慈善家的良知。到 1850 年时，质疑它的逻辑就不仅仅是质疑一个单独的机构，而是质疑一种步步紧逼的产业秩序以及一整套关联的架构。
注：题目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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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监狱制度如何诞生？
如何界定社会权威的道德边界？
可与 《规训与惩罚》 对照阅读的刑罚研究力作，
叙写现代监狱的诞生
叶礼庭丨《伯林传》作者
汉娜·阿伦特奖、乔治·奥威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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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正当尺度 ：
工业革命中的监狱， 1750—1850
（三辉叶礼庭作品系列）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赵宇哲 译
三辉图书 | 上海文化出版社
天猫商城 三辉图书专营店 现已上架
监禁何时成为惩罚罪犯的主要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监狱制度曾激起怎样的强烈反抗？哪些有关痛苦的新认识能解释这种刑罚方法上的大转型？
在本书中，叶礼庭重回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探索通过何种方式，人们开始相信将犯人囚禁在单人牢房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根据严格的时刻表管制他们的生活，并用苦役来“升华”他们的心灵是公正、合理且人道之举。他记录了一种新的阶级关系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刑罚哲学——“针对心灵”的监狱管教逐步取代鞭打、烙印、枷锁和绞刑等“针对身体”的公开刑罚。
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生动再现了一个世纪内监狱生活的变迁，深度剖析了约翰•霍华德、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刑罚思想和监狱改革措施，从而解释了规制监狱内部权力运作的现代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此外，针对监狱权力及其背后的强迫性思想结构，针对权力的道德边界，叶礼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我们息息相关。
按语写作 & 编辑：草尉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