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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奋
三面墙各有明显标识：一张复旦新闻系8413班的三十年聚会合影、一份FT（金融时报）为他专门定制的告别页、整整一墙壁橱的书，以及茶几上两杯温润的热普洱。这是2016年12月30日早晨8点15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办公室的样子。
在中国乃至世界媒体人的谱系表里，张力奋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是他伴随FT中文网走过了创刊以及之后的11年。有媒体评价：张力奋的探索与努力不仅铸造了FT中文网的成功，其更深远的时代意义是，他拓展实践着，中国的政府管理部门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接纳方式，同时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主流社会讲述着真实的中国故事。
2015年4月，张力奋辞任FT中文网总编辑，先去香港大学客座, 而后正式回到母校复旦任教，引发新闻学界和业界关注。近两年过去了，张力奋在忙些什么？他又在思考什么？最近，记者抓住他的一小段空闲时间，与他面对面。
“FT 中文网给我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直接触摸中国变化的途径”
记者：卸任FT 中文网总编辑时，您曾有过一段深情告白。您说，作为FT 中文网创刊总编辑，过往的十一年，是您新闻生涯中最值得珍视、最富挑战的时光。能否说一说，为何珍视？挑战何在？
张力奋：这段经历对我而言，的确重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我在国际媒体的工作经历较长。但是，FT中文网是从无到有，作为创刊总编辑，我有幸从筹备时介入，能为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助产，帮着把它带到这个世界上，是很特殊的经历。
第二，它把国际媒体和中国衔接起来，这是有开拓意义的。恰恰在2003－2004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已呼之欲出。那时，中国尚无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现代大国的想象还模糊。西方媒体和中国的沟通仍很困难。作为国际上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之一，FT希望和中国直接沟通，把一份百年老报引入中国，使中国市场逐渐变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并直接见证中国的变革与转型。更重要的是，它以一个崭新的中文平台，把一个有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权威媒体带进中国，和中国的公众、市场、决策者交集，为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增开一扇窗、一种视野。
第三个原因, 则是个人因素。我1987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包玉刚奖学金），1988年离开复旦去英国留学。之后的20多年，我是在万里之外的英伦看中国。虽然因为研究或采访，也有机会短期回中国。毕竟在外面, 每次回来很兴奋，也很复杂。回老家上海, 在机场拿一张地图，看到又有新版 ——路名换了，新马路开出来了，浦东起来了。记得曾有驻沪的外国记者为我做向导，带我去上海的新去处，很幽默。
我一直在想，中国变革的内生动力是什么？作为一个在伦敦的国际媒体记者，总觉得和中国之间隔着什么，不仅是物理上的距离。FT中文网给我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直接触摸中国变化的途径。我有机会直接和读者、作者、官员沟通。我们也在中国培养自己的专栏作家。之前在BBC，也做中国报道，但编辑FT中文网，中国近了很多。
FT中文网是我新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如何把一个国际媒体完整地移栽到中国的生态中，找到她的位置和市场。在中国和西方制度、观念的缝隙之间，找到衔接点，找到中间地带，找到最大利益所在，找到最大的空间。
当时中国开始发力，读者和用户急需权威、独立的资讯，这对FT而言是巨大挑战。如果没有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想象，对中国国情的现实判断，不管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都可能失之于非理性——过于乐观，会使人逃避现实，忘却制度碰撞之痛。如果对中国过于悲观，你又得问，FT中文网进入中国，可行吗？现实吗？
对我们这代媒体人、甚至下一代媒体人，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及全球市场，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以后即使融入了，仍会有误读、不和与冲突，东西之间的国际传播又会触发新的问题。
记者：我查阅资料发现，中国公众人物中，您曾专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华裔钢琴家朱晓玫等很多人，横跨政、经、艺多界，跨度如此大，您驾驭的秘诀是什么？
张力奋：采访是记者的看家本领，也是职责。记者必须接触各色人等，从总统、总理到街头流浪汉。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参与采访时任国务院总理*家宝温**。那时，中国领导人尚无在国外出访时接受正式采访的先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向中方提出专访请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最后FT拿到独家采访。采访时，我们去了四位同事，总编辑领衔。采访*家宝温**，是采访他作为中国总理，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职责、理念和政策思维。采访朱晓玫，你更想知道朱晓玫为什么成为这样的钢琴家，为什么她说：一辈子，弹巴赫一个曲子，就完满了。
每次采访，留有遗憾。有时，遗憾还很大。但是，一个记者，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一个陌生人向你打开他（她）的世界，无论是全部打开，还是一半或三分之一。是对方的信任，让你进入他的世界，介入他的生活。有时候，像医生那样，你看到的还是对方最私密的东西。
因为职业的缘故，你有机会接触公众人物。因为我们的工作，使一些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好像有光亮射进。
作为信息的采集者、提供者，我们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承担的公共角色，是读者、用户和市场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彼此间是有某种不成文的契约的，你必须知道你的义务。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面对公众人物时，必须发问一些事关公共事务、有挑战、甚至会让对方不舒服的问题。这是你的专业职责。
“我的基本训练、能力和眼界，都是复旦给我的”
记者：一年多前，您宣布从FT 中文网离职，专注写作和研究。不少人感到惊讶。他们觉得，以您的精力和能力可以在媒体多干几年。当时是什么让您最终做出离职去大学的决定？
张力奋：在FT中文网12年，我很珍惜这段经历。做出离开的决定，是觉得我的使命大体完成，能做的都做了，比较顺了，可以走了。不过，作为创刊总编辑，会有创业人的情结。所以，离开的过程较长，几年时间。
我到英国留学时，就想过，读完博士，直接到国际媒体一线。年过半百时，再回大学教书。
我不怕教书。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留校，在广播电视教研室，还兼职当辅导员、班主任。回到学界，是很早就做出的决定。因此，每隔四五年，我都回到大学做客座，热热身，从台湾政大，到香港浸会、到复旦、到港大。短则一两个月，长的六七个月。
记者：当时也有人揣测您可能会去港大任教，不过后来您选择回母校——复旦大学，除了她是您的母校，还有其他原因吗？
张力奋：当时有家媒体很厉害，提前报道了我离职的消息，我只能把宣布离任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多月。母校复旦在消息出来的当天，就跟我联系了，诚邀我回校。离职后，我应陈婉莹教授邀请，先去港大客座了几个月，很受益。
对复旦，我有母校情结。这个环境是我熟悉的。在复旦待了8年，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我的基本训练、能力和眼界，都是复旦给我的。复旦有包容、多元、爱护学生的传统，回想起来让我很温暖。我去英国留学时，担保人就是很受师生敬重的谢希德校长。
记者：有人说，您这次回复旦是一种回归。您当初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兼任辅导员，带了复旦大学新闻系8413 班。这个班，走出了当今中国新闻界很多重要人物。有媒体曾经评价，复旦新闻8413 占据了中国的新闻话语权。对此，您怎么看？
张力奋：这种评价，显然是过分了，不符基本事实。是的，我做过复旦新闻8413班的辅导员、班主任，基本上从头到尾。我当然了解他们，与学生们相处很好,亦师亦友，也尊重他们。当时我只比8413的学生年长三四岁，总在想，如何把教育中最好的东西，传递给学生。
8413，就是84年进校,新闻系代号13，的确出了不少中国媒体的领军或中坚人物，如曹国伟、王长田、裘新等一批学生。媒体对8413有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成就的光环：出了那么多传媒领袖、企业大佬。
其实，8413班最可贵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记录，而是同学间的友情、团结与互助。出同学通讯录时，我建议他们把职务都去掉了。同学之间，这个不重要。
这个班为什么特别？因为他们不世故、不势利。做新闻人，需要很多品质，不势利，很重要。只有不势利，才知道如何面对权势和弱势。
记者：您到复旦后，创办了一个系列讲座：“正在发生的媒体”，已邀请罗振宇、龚宇、李亚、吴晓波、胡锡进等知名媒体人，受到校内外师生的热捧。你怎么想到做这个讲座？选择嘉宾的标准是什么？今后您还将邀请哪些媒体大腕？
张力奋：何谓一流大学？我认为，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有一流、前沿的讲座。好的讲座，决定一所大学的眼界和品位。
我在复旦读书时，学校里的讲座多且好，不仅开阔眼界，还能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一堂哲学讲座，底下一半可能是理科生。自然科学讲座，也有很多文科生会去旁听。八十年代，是真正的通识教育时代。
刚去英国时，我在剑桥待了几个月，补习英语。你会看到，那些世界上最重要的公众人物，不管是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大主教，都愿意把时间花在和大学生的交流上。
我主持的讲座——“正在发生的媒体”，听上去有点语病，不和谐。其实，有点自嘲，反映了当下媒体与媒体人的尴尬：当下是媒体的割裂期。虽出现了很多新技术与手段，但我们还没看清楚，没找到清晰的叙述。这个学期做了6场讲座，据说出席率是目前复旦最高的水平。
嘉宾人选上，门槛定得比较高：一个媒体的创始人或掌门人。做任何事，标准的建立很重要，并严格执行，没有例外。来讲课的媒体领袖都很支持，连机票、酒店都坚持自掏腰包，我和学生都很感激。下学期讲座已确定的演讲人有：郑永年、黎瑞刚、邱兵等。
“训练和操守会让这个职业受到尊重”
记者：在撰写采访提纲时，我专门采访了这学期正上您“深度报道基础”课的一位本科生，他非常喜欢您的课，说您上课很有自己的风格。您是怎么设计课程的？
张力奋：目前我主要为本科生开课，是我自己要求的。我的授课，很难说有什么特别风格，只是和常见的课不大一样。我离开国内那么多年，正在适应。我回到大学不久，在求教同事，听学生意见，仍在摸索，完全没把握。
这门“深度报道基础”课，我提了几个要求。第一，作业量较重，人数不能多，只招10个学生，学校很开明，同意了；其次，我的课强调三方面，一是基础，二是思辨，三是实务的训练强度——除了课堂讨论，每个学生共提交4篇书面作业，包括5000-6000字的调查报道，作为期末作品。
有人认为，新闻实务课只能讲“术”，比如导语怎样写。但我觉得，新闻学不要自我禁锢。新闻学理论最大的滋养源自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哲学等。
教授这个职业曾经拥有很多光环，是因为教授对知识的占有甚至垄断。因为互联网，那个时代已过去。现在面对知识，彼此是平等的。就传播科技而言，很多新的技术手段，包括自媒体，学生比我懂得多。
那么，教授的价值何在? 比如，有一讲，整整3小时，只聚焦一个问题：新闻中的援引及其规则。我们一起讨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约定？援引时，应遵守怎样的规则？如何使用规则？什么条件下可间接引用？直接引用有什么限制？如果直接引用，而对方表达不完整，如何处理？还有一讲，专门剖析了消息来源：甄别及其保护。
这门课的第一个练习，是现场速写。学生们随意选取一个现实场景，放开五官，观察15分钟，而后记录并还原现场，找寻自然语言的质感与肌理。我的课堂，比较热闹，“逼”学生提问、争论、挑战老师的论点，不让打瞌睡。讨论和引导，都在开拓学生的眼界，学习思考与批判思维，让学生们真正接触社会及其新闻的成因、脉络。这些是新闻学最基础的东西。
记者：您给学生布置了什么期末作业？
张力奋：这几周，正给学生的期末作业做一对一评点，每人2-3次。每人20分钟至半小时。选题由学生和我讨论后确定，必须是第一手的调查报道，篇幅在5000-6000字。
最后确定的选题很有趣。一位女生“微服私访”，实地采写上海的“群众演员”；一位男生为调查上海餐馆业的童工现象，去某餐馆打工，获得一手资料；其他选题，有对上海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的调查，有对贵州一位“辅警”的专访，有与复旦边上一家“黑料店”老板的对话，以及他眼中的复旦人。
有个选题，与学生讨论磨合最多。她是香港交换生。妈妈上海人，家在以前法租界的静安区，后来去了香港。这个同学跟我闲聊时提及，妈妈老是念叨小时候在静安的生活。我说，你就写母亲的静安情结吧。她为之做了大量的功课。
同学的作业多半达到相当水准。有的学生改了四五稿。对每一稿，我都有反馈。他们进步很快，我很欣慰。对优秀作品，我正推荐正式发表。也有学生说，张老师，你让我们写的选题好像没什么主题。我告诉他们，事件、活生生的社会存在才是新闻不竭之源，为什么一定要有所谓主题？我在尝试中，不知道这样的课程是否能真正提升学生。
记者：听同学说，您在课上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
张力奋：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专业精神。做好大饼油条，也得专业。做得专业，就应受尊重。我在课堂上，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训练”。我相信好的训练。
新闻专业主义，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当一个记者、一个媒体人，他们要有基本训练、自尊和操守，有点理想主义。有点理想主义，不须脸红。
我相信训练和操守会让这个职业受到尊重。职业自尊，源于训练与努力。面对权势，不点头哈腰。遇到弱势弱者，保持同情心。尊重事实，敬畏事实。
“新闻业的未来，不只是新闻界本身的问题”
记者：现在您如何安排自己的科研？
张力奋：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在新闻一线，太忙乱，无法静下来。回到学校后，有时间思考问题了，目前还在安顿中。
这两年，我个人的计划之一，是集中研究英国的新闻与传媒制度史。可以说，英国传媒的制度实践，对全世界的影响很大，比如BBC与公共媒体，独立制作人制度、媒体的自我监管。英国的制度影响，我们常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160年间英国传媒的制度演化轨迹。
我感兴趣的是，过去350年间，英国社会相当平稳的转型过程，即便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扰乱英国人的行事风格和英式的渐进制度建设。在新闻、媒体方面，英国人是很多制度的原创者。我会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认为，英国的体验、经验，英国走过的路，对中国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此外，国际传播、新媒体、新闻机构再造，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记者：很多人都说，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胜出，是社交媒体的胜利，对此您怎么看？
张力奋：有些现象，很吃惊，但可能是暂时的。我认为，主流和权威媒体要反思，反思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之道。它们会转型，将继续在这个世界的运行中发挥影响力。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媒体生态的巨变——用户已经“搬家”、移民他乡，出现断层。机构媒体正用新的技术、平台，重新找到他们的用户。这有个过程，应该是短期现象。
英国“脱欧”后，FT的订阅增量比同期增加了好多倍；特朗普胜出后，纽约时报的订阅量也比去年同期增加很多。为什么？大家发现，在出现危机时，跟社会、经济和国家大局相关的重要信息，主流权威媒体仍是最重要、最可靠的信源。
当下，中产阶级及专业人士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显然减弱了，要自省。但是，最重要的公共信息由谁来提供？我想这个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权威媒体正在危机和低潮中重塑，正在快速互联网化。新媒体要登上权威的殿堂，必然会进一步机构化, 汲取传统媒体的积累与血脉。相向而行，走到中间地带聚合。目前，与新传媒技术最有效融合的还是传统权威媒体，如：FT、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WSJ。
对大问题的判断，依然来自有公信力的、受公众认可的新闻机构，而不是自媒体。我相信机构媒体的力量和耐力。
FT、纽约时报都有重要的媒体人和专栏作家，他们的观点足以影响市场和*意民**。但是他们还是会说：“我的媒体机构比我更重要”。只有机构是可以延续、传承的。
新闻机构目前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危机会过去。市场的新形态、服务、寻价以及与公众的契约会重新确立。
当然，保有这份对转型的信心，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国家和社会能不能吸引一流的人来做新闻，如果新闻和新闻业的价值越来越被低估，媒体人的生存越来越难，自尊越来越低；如果新闻机构对有识人士缺少感召力；如果有训练、有见识、有判断的青年人，特别是新闻学院的科班学生都怕当记者……这才是大问题。
记者：近年来，很多新闻人跳出了新闻岗位，新闻行业原本自带的“光环”也黯淡了不少。您的新闻系的学生对于未来有类似的困惑吗？如果他们来找你倾诉，您会如何回答？
张力奋：是的，现在很多新闻学院毕业的同学不愿意做新闻，可能是因为社会没有给他媒体人的自尊感。 另外，新闻越来越难做了。新媒体创业又在吸走新闻业精英。我相信，一个人从事任何职业，而且能够持续做下来，即使有抱怨，多半是因为想做这个事情，认同它的价值。
媒体人流失，这是全社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社会是否为产生好的媒体提供了基本条件？
新闻业的未来，不只是新闻界本身的问题。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市场、知识界，当然最重要的是用户，能否确立共识和游戏规则。在学界和业界的推动下，就新闻业面临的问题能否展开公共讨论？媒体，是众人之事，是公共品。但在目前，还是稀缺品。
（林颖颖：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闻晨报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本文刊登于《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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