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石体元、刘选琛、赵世厚
潘昌猷(1901—1981)
潘昌猷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潘文华堂弟，著名金融家和实业家。早年在潘文华军中任职，后从事军需供给工作，为支持潘文华部队转向兴办实业，1928年任重庆市金库主任，并与人合资开钱庄。1930年任华昌煤矿公司董事长。1931年任重庆市民银行总经理。1934年任重庆市银行主席，商会主席。1940年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并兼任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抗日战争中还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
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的四川省职业代表。1948年当选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香港。1953年定居巴西。1981年1月2日病故。
正文
重庆商业银行（简称重庆银行）自1931年其前身“重庆市民银行”成立开业算起，至1950年停业结束，先后经历了20年，在重庆金融界中颇有影响，与聚兴诚、美丰、川盐、川康、和成等行，被称为当时重庆地区六大地方银行之一。它的营业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活动的内幕。谨据现存资料和我们记忆所及，将该行始末概述如下：
一、重庆商业银行的前身——重庆市民银行创办经过
由筹备到正式开业
重庆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是川军刘湘防区的中心，1928年重庆正式设市，由潘文华兼任市长，并决定开辟新市区，修建市中区公路，所需经费由市府自筹。于是，市府便陆续开征营业税、房捐、码头捐、花捐、娱乐捐、筵席捐等等。初期，这些款项的经收和修建公路费用的开支都是委托银行代理，市府在运用这些款项时，颇感不便。后来，潘文华便决定成立重庆市市民银行，自行掌握运用这些款项；并决定由市府秘书长石体元和市商会会长温少鹤负责筹备。
1930年1月，重庆市市民银行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温少鹤、石体元分任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赵资生、潘昌猷等为委员。开始募集股本和办理其他事务。
经筹委会决定：市民银行为官商合办性质，股本定为50万元，官股占1/5，商股占4/5，股款募集半数以上时，即一面呈报立案一面准备开行营业。在募集股本过程中，商帮反映冷淡，潘文华乃从市府经费中拨出4万元作为官股，又向军政界人士募集了部分股本，潘私人又拿出一笔钱，连同商股，共凑集12万余元。这时，南京政府准予立案的公文也批下来了，市民银行便租定原状元桥（即今解放东路）大中银行旧址作为行址，积极筹备开业。
1931年1月5日，重庆市市民银行正式开业。市行第一届的董事会主席是温少鹤，董事兼总经理是潘昌猷，董事有曾子唯（盐帮）、赵资生（总商会）、陈怀先（财政局长）、连式之（钱帮）、李劲枝（社会局长）、邓子文（匹纱帮）。
潘昌猷当上了总经理
在市民银行筹备期间，一切筹备事宜都由温少鹤、石体元负责进行，潘文华也曾说过，将来银行开业，准备由石体元代表官股任董事长，温少鹤代表商股任总经理。谁知开业前夕，潘文华改变了主意，他对石体元说，他想培植潘昌猷（他的二弟），希望石能相让。石是潘的幕僚，自然唯命是从；并建议由温少鹤代表商股任董事长，潘昌猷代表官股任总经理。潘文华同意了这个安排。这样，原来连一次筹委会也没有参加过的潘昌猷就正式当上了重庆市市民银行的总经理。
潘昌猷，1901年1月10日出生于仁寿县文公乡，是潘文华的二弟，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
潘昌猷和重庆金融界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在市民银行开业前，他和十几人合伙开设中孚钱庄，股本3万余元，生意做得不大，但这却是他进入金融界的一个起点。办银行要有比较专门的业务知识，而潘昌猷在这方面却是外行，因此，他物色了原富川银行会计主任杨学优、原大中银行会计汪栗甫为襄理，和济钱庄副经理连式之为营业主任。至于一般办事人员，除接收中孚钱庄的一部分人外，另外招收了10余名初中学生为练习生。同时，还开办了一个商人夜课学校，自兼校长。他办这个学校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市民银行培训一批班底，另一个目的便是他自己也以到校监学为名，借机听课，学得一些银行管理知识。经过潘昌猷如此安排布置之后，重庆市民银行就正式开始营业。
重庆市民银行业务概况
重庆市民银行在开业之初，只有资本12万元，无法摆开局面。
1月5日开业，到月底才开始在市面上“亮架子”，放款给21家钱庄、字号，总额才14.5万元，显得十分寒伦。而当时重庆商场中人却是根据每个比期放款数字的多少来判断家底，决定信用的。这样一来，市民银行在商帮眼里便成了一副空架子。不得已，潘文华只好以市长身份出面在涨秋餐厅宴请盐业公会答负责人，要该会借给市民银行为期3个月的期票12万元，市民银行以2分多的高息贴现后，再以 1分多的低息在市面上放出。这样做，虽然要蚀本，却可以撑撑场面，稳定信用。
当时市民银行除代理市金库这一固定业务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起色。但奇怪的是市民银行却年年都在赚钱，1931年纯益4.95万余元，1932年纯益6.78万余元，1933年纯益14.77万余元，不仅可以维持每年的开支费用，股东在年终还可分得1分2厘（平均数）的官股红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市民银行是靠发钞赚钱的。
市民银行的发钞权是刘湘的川康督办公署批准的。开业后不久，它即印发了5角和1角的辅币券，一般人称为“市钞”，虽然大家知道市民银行信用不高，但携带它发行的“角票”毕竟要比携带铜元轻便得多，所以还是乐于接手使用。也很少有人手上掌握大批市钞到银行去兑现。一般人认为，即使市民银行发生倒闭。不能兑现，损失也很微小。于是市钞的发行额便一天天地扩大了，重庆市内一些行庄如平民银行、安定钱庄、和济钱庄、信通钱庄、谦泰钱庄、慎康钱庄等，都代它发行。水客们还把它带到外州县去，上至宜宾、泸县，下至长寿、涪陵，中到内江、璧山，都有市钞的踪迹。最高发行额曾达到130万元左右。经常流通额也稳定在80万元左右。市民银行就利用所发行的市钞作为一笔巨大的营运资金而获得利润。它只有12万元的资本，吸收的存款也不多，却经常在外放款四五十万以至六七十万元，竟成为一个“放款行”。1931-1933年这3年中，市民银行的利息收入占全部毛利收入的85%，发钞给它带来的好处便可想而知了。
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刘湘大为震惊，急需“剿赤”经费。潘昌猷于1933年8月14日将市民银行钞票999940元交由重庆银钱业联合公库转交刘湘，充作军费，后来只退还了34万元，其余659940元，就不了了之。刘湘批准市民银行发行钞票，其内幕于此可见。
如何广胖门径，发展业务，市民银行负责人是想了许多办法的。如：当时重庆风气还较闭塞，上半城闹市区的家庭妇女，不少人颇富资财，但她们不愿意到下半城来购买消费品，更不愿到下半城来存钱取款。市民银行针对这一情况，于开业后的第二年，就在上半城繁华闹市的都邮街设立了妇女储蓄部；并且开风气之先，录用了女行员，接待妇女储户。当时都邮街是百货、布绸商店集中的商业区，家庭妇女以及城郊消费者经常汇集到这里，妇女储蓄部的设立大大便利了妇女存钱取款、购买货物的需要，因此，开业以后，业务顺利开展，吸收的存款，达到10多万元。
二、重庆商业银行诞生的前前后后
变官商合办为私人经营
3年之间，市民银行在重庆金融业站稳了脚根。1934年潘昌猷当上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同年，重庆市商会改选，他又被选为市商会主席。
可是，潘昌猷心里却装着一件重大的心事。他不能不考虑到，重庆市民银行毕竟是官商合办的企业，唯一的办法是把市民银行改组为潘昌猷的私家银行，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恰在这时（1934年夏天），万县市民银行因发生挤兑风潮而倒闭，影响所及，重庆市民银行也出现了挤兑现象。但是持成趸市钞前来兑现的很少，很容易地就被应付过去了。可是，潘昌猷却乘机大做文章，认为市民银行这块招牌必须改换。于是将市民银行进行改组，收买原有官股，另行注册立案。1934年8月29日，重庆市民银行改组为“重庆商业银行”，由官商合办的银行一变而为潘昌猷私人经营的银行。
他是怎样改组市民银行的呢？1931年市民银行开业之初实收股本仅12万余元，其中官股4万多元，潘文华有一部分私股，潘昌猷的股本则只有2500元，后来又陆续填进一些商股，实收股本共达20万元，因此，还有30万元的未收股本悬在帐上。潘昌猷说这30万元应该算作他的，可是他又拿不出一文现款来，实际上成了虚股。算起帐来，他在市民银行有302，500元的股本，占全部股本额60%左右。1933年他把虚悬在帐上的30万元股本全部收买了，钱哪来呢？是向市民银行借的。因为这时市民银行的局面大了，周转比较灵活了，他便以总经理身份关照有关部门，在行内透支几十万元，买下全部股票。这下，会计科目上“未收资本”一栏没有了，而“暂记欠款”却由1931年的4.9万余元，上升为1933年的97万余元。他收买4万元官般，也是如法泡制的。市民银行改组为重庆商业银行时，他又收买了些零星小股。因此，他的股本额达到365，500元，占股本总额的73%。
实行增资 巧取豪夺
1936年，重庆商业银行第一次增资，决定把资本额增为100万元。因为那时几家较大的商业银行如聚兴诚、川康、美丰、川盐等行的资本额都在100万元以上，只有那些第二流或第三流的银行才在100万元以下。这次增资，潘昌猷的主要目的一是挤进“第一流”的行列，二是借增资来扩大他个人的股本。在增资过程中，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募集到31万余元，又记在他的名下。其实，这时他在重庆银行的透支数已经常有五六十万元，哪来钱认股呢？后来，他把和曾俊臣、周介眉等人作*片鸦**烟生意赚来的钱拿出5万元来认股，其余13万余元，仍然是以透支名义，用重庆商业银行的钱买下重庆商业银行的股票，无本通商，攫为己有。这次增资以后，他私人的股额再上升为52.8万余元，占股本总额53%。
潘昌猷记在账上的这些欠款，后来还是偿还了的。其偿还的方式，或者一再转账，左右腾挪；或则将重庆银行的钱拿出去做*片鸦**生意、买公债、赚申汇，赚进之后用来抵填。一直拖到法币已经不断贬值、于他最有利的时候，才把所欠的股本陆续还清。潘昌猷敢于这样做，当然都离不开潘文华的同意和支持。
董监*会两**形同虚设
重庆商业银行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第一届董事会主席是邓子文，董事有潘昌猷、杨培之、屠馨斋、傅友周、廖海涛、李劲知：陈鼎卿、张筱波。监察人有赵资生、范绍增、温少鹤。他们
为什么不行使职权，对潘昌猷所作所为提出弹劾呢？
先说邓子文。他是正头帮出身，走的是潘文华的路子。潘昌猷任商会主席时，邓子文以常委名义实际负责。从1934年开始到1943年为止，邓在重庆商业银行整整当了10年的董事长，对潘昌猷必恭必敬，奉命唯谨；即是如此，潘昌猷也没有给他好颜色看。
由于潘昌猷在重庆商业银行的股本，最少时占53%，最多时占79%（另外，潘文华的股本占5%；职工占5%），因此，董、监人选由他一人圈定。每届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监时，他都是预先在选票上画好圈圈，然后叫行员代他投入票柜；他的票就是起决定作用的票。
三、重庆商业银行初期的业务活动
几种业务的试探
汇兑业务难于开展。到1937年抗战开始时止，重庆商业银行先后在成都、万县设立了分行，在上海、自流井、内江、新都设立了办事处，后又在北平、天津、汉口、南京设立了4个代理店，几年来在重庆银行的收益中，汇水的比重逐渐加大，汇兑业务逐步发展。不过，正常的汇兑生意在当时是很难做的。因为从1934年起，四川地方银行为了推销地方券，在省内重要码头都实行平汇，根本不收汇水。所以，重庆脂业银行在这方面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也很难打开局面。
赌申汇，做债券生意，均未得手。每年数额五六十万元，大概赚了七八万元。
向企业投资未取得显著效果。重庆商业银行继市民银行之后发行了不少钞票，又吸收了相当数额的存款，除一部分投放给货帮和用作汇兑上的周转外，也和其他银行一样，为了给资金寻找出路，纷纷向一些新兴企业投资。当时受到各银行重视的企业，主要有华西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水泥公司、民生公司等。不过，向这几家公司投资，各行老板都经过一番争夺和倾轧。刘航、杨粲三、康心如、吴受彤、潘昌猷、何北衡等人便是主要角逐者。他们每投资于一项企业，都是想夺取这一企业的控制权，或者组成联盟进行控制。刘航琛、康心如、吴受彤三人便经常结成一条阵线，潘昌猷出露头角的时间较晚，实力也较单薄，而且，他和刘航琛之间矛盾很深，遇到的阻力较大。如华西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他都没有挤进去。1933年四川水泥厂筹备期中，重行投资21.8万元，仅次于川盐银行。水泥厂投入生产后，潘任董事长，在人事安排上和刘航琛明争暗斗，彼此都想对企业进行控制，这一矛盾延续甚久，这段期间，重行还曾投资于民生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允丰正酒厂等企业。重行向民生公司投资，只是为了和卢作孚拉关系。兴华保险公司是由聚兴诚银行控制的，在共同反对刘航琛这一点上，杨粲三和潘昌猷观点是一致的。抗战期间，潘昌猷便兼任过兴华保险公司总经理，至于潘兼任允丰正酒厂董事长，那是吴受彤死后的事情。
大做“领钞”生意
1936年，国民政府既发行了纸币，又把白银收归国有，用不着再发行公债了。于是，发行的33种公债合并为5种，一律掉换新发行的甲、乙、丙、丁、戊5种统一公债。统一公债发行总额为14.6亿元，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交易。
这时，国民政府为大量推行法币，曾采取种种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便是规定“全国各银行钱庄领钞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各行庄可以六成银元，四成统一公债，领取十成法币，领钞时缴纳的统一公债，以面额六折计值，并作为领钞的保证金。这个办法对国民政府来说有三大好处：扩大了法币的发行；收回了现洋；卖出了统一公债。对领钞行庄来说，也有好处，即领钞1000元，连同保证准备金额缴公债667元，按年息4厘计算，两年可得53元利息的好处。
这时，潘昌猷看中了这门生意，决定把“领钞”当作重庆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一方面将库存银元二三十万元拨出，并在市面上陆续收集银元、白银；另一方面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统一公债。领钞手续颇为麻烦，事先要将公债缴给上海中央银行，取得收据，然后才能和重庆中央银行发行局订立领钞合同，同时缴纳银元，领出法币。办一次手续一般要花三五天时间。好在潘昌猷和重庆中央银行的负责人素有交往，因此，办一次手续只需一天或两天，这样，便减少了日拆亏损，还相对增加了周转的收入。
溢赌公债遣惨败
当领钞成为重庆银行的经常业务后，在上海买公债就成为常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拍的统一公债的行情，每天每时都不同，于是重庆银行便把购买期公债和现公债套起来做，并根据银风和汇水的变化情况，卖出公债。这样一来，买公债不仅是为了领钞，而主要的是为了赌。
统一公债刚出笼时，由于谣传利息将改为二厘，限期要延长到10年，价格曾一度下跌至七折以下。后来，各行庄纷纷领钞，都需要公债作为保证准备，交易所内几乎全是买进，行市便由七折涨至七零几；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又由七零几涨到八折。重庆商业银行买进的公债，以七零几为最多，后来又随市价陆续买进，从七一到七九的行市都有，全部公债平均在七三和七四之间。这时潘昌猷不禁狂喜。
当公债行市涨到八折以上时，他还在拉满弓，从不抛出。行里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抛售一半，把赚的钱拿到手；如果行市跌了，可以将赚的钱拿去抵填；如果行市继续涨，只不过少赚一点钱而已，这样才是两全之策。可是潘昌猷连连摇头，根本听不进这些话。当行市突破八五折大关时，他得意洋洋地向建议的人说：“我的看法如何？”
1937年6月重庆半期决算时，结出公债赌博所获毛利将近300万元。“重庆商业银行赌公债赚了大钱”，消息一出，立即轰传开了。有人在市面上暗中收买重行股票，企图从中分到一点好处。
岂知黄粱美梦，转眼成空。当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财政腐败虚弱的真相迅速暴露出来，各地金融市场刮起风浪，纷纷提取存款；银根奇紧，公债、股票直线狂跌。统一公债也一泻千里，由八五折暴跌至六九折，上海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拍，市面暗盘，价格更加惨淡。这时潘昌猷吓得六神无主，方寸亲乱。
在困境中挣扎
当重行遭遇危机，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和潘昌猷矛盾很深的刘航琛乘机投井下石，施加重压。暗中阻止别人向重行放款，甚至还去下架子。
八月半比期，重庆各银行停业5天，到20日才办收交。整个重庆金融界都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刘航琛以四川财政厅长的身份去见顾祝同和关吉玉，主张关闭几家银行，让其他银行能度过难关。他主张关闭的几家银行中就有重庆商业银行在内。潘昌猷知道这消息后，连忙去见顾祝同。他说：重庆商业银行买公债是为了拥护法币政策，买得多说明我们拥护得热烈，照理应受到中央政府的嘉奖。现在公债跌价，我们拥护法币的人遭受损失，政府应该扶持。何况重庆商业银行的差款，只是一时周转不灵，并非资不抵债。重庆商业银行绝不能关闭。接着潘昌猷叫会计连夜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把房地产投资科目数额增大，再把损失隐藏一部分在总分行内，这样，从帐面上看是资大于债。这份资产负债表由他亲自送与顾祝同。经过刘航琛建议于前，潘昌猷申述于后，顾已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考虑到潘文华是四川实力派军人，彼此私交不错，不宜得罪；何况行营刚在重庆设立不久，一下就关闭几家银行，影响不好。当8.月31日重庆商业银行营业员为头寸奔跑，直跑到9月1日早晨仍差十几万元拿不拢来的时候，刘航琛再去找关吉玉请求关闭重庆商业银行。这时，关吉玉把行营的决定告诉他：牺牲建设银行，保住重庆和四川商业两行。重行所差之款，可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至此，刘航琛不得不顺水推舟；但他只答应放3天，绝不放半月。3天也好，重庆银行总算把8月底比期度过去了。
3天时间很短，3天过了又怎么办呢？潘昌猷正急得心如猫抓的时候（1937年9月），杨粲三到重庆商业银行来拜会他，一坐下来就夸奖他说：“你真能干，这样大的风浪，你一舵就把它搬过来了。”并说：“我们行里还有多余的款子，如你需要，可放给你100万元，我找渝行经理来同你接洽。”果然，聚兴诚银行放了100万元给重行，为期3月，后来并一再延期，这才使重行平安地度过了难关。
杨粲三为什么要“雪里送炭”？原来，杨粲三和刘航琛早先的关系很好，杨对刘很赏识，殊知刘的野心，一心想作重庆银行界的霸主。唯有聚兴诚、重庆两行都不肯卖账，对他把门关得死死的，彼此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1935年刘航琛指使重庆市长张必果把聚兴诚银行的帐本抱走，硬逼杨粲三把聚行改组；1937年3月刘航琛踩一只脚到聚行里去，当了一名常务董事，在行内制造矛盾，和杨粲三捣乱，把杨气得咬牙切齿。在杨粲三看来，重庆金融界中，一贯反对刘航琛，敢于和他公开冲突的，只有潘昌猷。潘、刘两人都有军阀势力作背景，后台又同是刘湘，谁也把谁奈何不得，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如果重庆商业银行倒了，潘昌猷垮台了，聚兴诚银行就会变得很孤立，将更难于对付刘的倾轧排挤。利用潘昌猷去和刘航琛争斗，不但两者旗鼓相当，于聚行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他支持了潘昌猷的重庆商业银行。后来，杨还把潘拉进聚行当一名董事，专门用他来对付刘航琛，去和刘“厮杀”。在此以前，潘对杨很恭敬，尊为老前辈，还常常讨教业务上的问题，这也是他们能合作的又一原因。
1938年4月，重庆商业银行增资为200万元时，刘航琛买了一些股票，潘昌猷还是抬他出来作了一名董事。风潮之后，潘昌猷实力大亏，不能不和刘航琛趋于妥协。
寻求出路 困谋打开僵局
重行投机失败后，元气大伤，亏损甚巨，潘昌猷试图向各方面寻找门径，摆脱困境，他首先想到上海。早在 1932年就成立了上海办事处，由邵继高主持，上海沦陷后，他指示邵不撒退，留下观察。1938年他决定把上海办事处扩为分行。那时，重庆的物价高，上海物价低，潘便指示上海分行将所存资金买成匹头棉纱等进口货，绕道越南海防入川。大约买了2万件正头、5000件栋纱、几十圈钢丝绳，共几十万元，如果运到重庆，价格要高好几倍。潘昌猷每天都在专等货物运到昆明的消息。
四、重庆商业银行的兴盛时代
勾通四行两局 依附豪门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即*都迁**重庆。当川军刘湘出川抗日.病逝汉口时，身任行政院长的孔样熙即和四川实力派军人潘文华拉上关系，彼此结拜为兰交弟兄。后来孔祥熙到重庆，和潘文华过从甚密，份外亲近，同时，对潘昌猷也另眼相看，多方给予提携和照顾。从此，潘昌猷便投靠豪门，找到了一条巧取豪夺的终南捷径。
由于潘昌猷攀上了孔祥熙的这一关系，因而重庆商业银行就获得了四行两局（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行，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的许多照顾。重行套用了四行两局不少资金，其中以向交通银行借款最多。其方式是由重庆商业银行的联号崇德公司、华昌公司、重庆盐号、裕济盐号、自来水公司、水泥公司、庆华公司、庆昌公司……等立具承兑汇票，由重庆银行承兑，少则1个月期，多则3个月期，到期由重庆银行兑付。
重庆银行便把这些承兑汇票拿去向交通银行作贴现借款。表面上按照交通银行规定的利率贴现，暗地里却照当时*市黑**利率补付利息给交行襄理郁正钧和徐陶，也就是行贿（假如当时市面*市黑**利率为9分，交行规定利率为3分，则补付*市黑**利息6分）。为增强信用，重行还长期将美金公债数万元以及重*房行**地产的所有权状存在交通银行，充作保证，所以交行给重行的贴现借款，数额很大，时间也长达数年。
总之，孔祥照关照于上，潘昌猷行贿于下，重庆商业银行及其所属各个企业，便以种种手段套用了四行两局大量资金。
攫夺省行 套用资金
四川省银行成立于1934年1月，这是一个官办银行。1938年，王缕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潘文华对王出任省主席大力支持，在改组银行时，派潘昌猷为总经理，作为对潘文华的酬报。
同年11月，王缕绪又把省银行改组，任命他的军需处长郭松年为董事长；次年4月，修改章程，改行董事长制，潘昌猷便成了一个有名无权的总经理。
不过，尽管如此，重庆商业银行仍然通过潘昌猷的关系，套用了省行不少低利资金。从重行的“同业存款”科目中可看出，1935年5月以前（即潘昌猷尚未任省行总经理职位之前)，省行在重庆的存款，每月只固定在2万元左右。1939年最高月份增至90万元，全年平均每月也达到47万余元。
潘昌猷懂得要在省行独揽大权，非王绩绪下台。恰在此时，1939年6月、成都以彭焕章为首的七师长密谋进行“反王运动”,曾派黄秋侠到重庆来联络，潘昌猷立即参与这一活动。他约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三部的驻渝代表和有关人士在曾家岩潘宅开会；会上情绪激烈，完全支持七师长的反王运动。6月10日，七师长发出了反王的“灰电”，拖到9月，王绪辞职下台。10月，蒋介石兼理四川省府主席，驻渝时，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1940年6月，省行改组，财政部投资200万元，并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从此，潘昌猷依仗孔祥熙、潘文华的势力，再次将省行攫取到手，一直到1946年，省行总管理处迁成都后才卸职。
在这8年中，潘昌猷利用省行资金养肥了重庆商业银行和他开设的其他企业。从1944年7月底省行的“资金平衡表”可以看出，贴现放款中投放于潘的企业的款项，占总额23%；定期质押*款贷**中占总额65%；定期放款中占总额30%。这三项科目的总额为11023万元，投放在潘的企业中的款项即达3914万余元。至于省行和重庆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存款”更特别突出，以1945年8月、9月、10月为例，列表如下:
省行存入重行比重行存入省行的数字竟大万倍以上。从八年来看，重行以“同业存款”方式利用省行资金的情况是：1938年每月平均为7.03万余元，1939年每月平均为69.2万元，1941年每月平均为80万元，1942年每月平均为267万余元，1943年每月平均为757万余元，1944年每月平均为256万余元，1945年每月平均为955万余元。
至于重行各地分支机构，也无一不向省行拆借款项，或做远期汇兑，用以套用省行资金，而且基本上是有往无来。自1941年至1946年，重行成都分行和内江等办事处，每月平均共套用省行资金达2336万余元。有些省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为了巴结潘昌猷，还主动找上门来。
潘昌猷在省行，也同在重行一样，自己掌握人事，培植亲信，赋予特权，为他忠实效劳。这样，重行及潘的所有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省行资金。
重行在利用省行资金中，以“同业存款”为最多。“同业存放”本来是活期性质，但潘指示省行业务部，放给重行的“同存”，改作长期放款，有时甚至比长期还长，而利息却低于比期放款。但省行的比期放款，重行用得不多，因比期放款利息接近于市息，而且在市面上是公开的，谁家用得多，大家都知道。虽然潘昌猷把省行当作重行的金库，已是尽人皆知，但也仍然要虚应故事地避讳一下。
重行用得最多的是省行的日拆放款。因重行大搞投机，盲目用款，以致天天都在短缺头寸，并且短得不少。每天交换下来，把各行庄的多余头寸拨完了，最后总是要找省行拨足差数。潘昌猷为此曾关照省行办收交的职员，每天一定要等重行交换过脚后才准下班，省行职员有时要等到半夜。
这时，潘昌猷的资本额已增长了多少呢？1938年重行增资为200万元时，潘昌猷有股额若干，已弄不清楚；1939年增资为500万元时，潘昌猷有股额357.6万余元，占股本总额72%；1942年增资为1000万元时，潘有股额787.9万余元，占股本额79%。这三次增资，潘已用不着采取过去的手法，因为一方面有一部分资产已经升值；另一方面，需认购的数额，他只须在其所控制的企业中随便拨一笔钱来交付便解决了。
开办比期存款利用同业日拆
吸收“比期存款”是重庆商业银行吸收社会游资的主要办法，数额之巨，在重庆各商业银行中可称首屈一指。所谓“比期存款”，就是每月1日到15日，15日到月底的为期半个月的存款。远在市民银行的时候，即开始办理比期存款，那时，本金1000元,半月利息为2元（即月息4厘），低于同业借款的市面利率（6厘）。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各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为月息7厘，各商号吸收的亲友长期存款利率为月息1分2厘，而比期存款的利率低于此。那时，除了少数流通性较大的头寸才来存比期存款外，一般说，比期存款是不大惹人注意的。
大约从1939年底起，法币贬值的速度便日益加剧，物价上升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市场利率随之不断上涨，比期存款利率一下就超过了其他各种存款的利率。以1942年12月为例，比期存款是月息7分，而各银行存款章程订的一个月期的月息，仅为7厘，相差10倍之多。于是，各商业银行的存款储蓄，大都变成了比期存款，这是一般情况。
重庆商业银行对比期存款特别感兴趣，抱多多益善的态度。采取了以下种种办法来吸引存户：（1）挂牌利率比市息稍低，但高于其它银行的挂牌利率；（2）连续存比期存款的老客户，比新存户的利率提高一些；（3）开办“特约比期存款”，即存户无须按期前来办理转期手续，仍视同转期计息；（4）巨额的比期存款，可由经理、副经理、襄理、主任或营业人员按市息面治，并可提前支取；（5）在上海市息低于重庆时，由上海分行吸收比期存款，代为汇存重庆，由重庆分行按重庆比期存款利率开立存单，寄给上海存户。这样一来，重庆商业银行营业所内来存比期存款的人便络绎不绝；有时柜台外甚至围上四五层人。其中什么人都有：国民*党**兵役署军需处长戴九如，将兵役署的公款拿来存比期存款，又介绍军令部总务科长李鸣及其他一些军需也将公款拿来存入。为此，潘昌猷特聘戴九如为重行顾问，每月还致送舆马费。甚至有些商业银行也将未用完的资金送上门来，取得利息。
比期存单
某日，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妇人来到行内，口称“慕潘昌猷之名而来”，她拿出1000万元来存比期存款。当时，1000万元大约相当于重庆商业银行借入款项的总架面。这简直把经办人惊呆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当时无法到任的东北某省主席张元夫的女儿。她的存款数字陆续增加到2000万元、3000万元，最高达到5000万元，几乎全是国民政府的公库支票。重行还代她卖过2块金砖（每块约重400市两左右），作为比期存款，或提取比期存款代买黄金存款。”
这个省主席的女儿哪来这许多钱呢？原来其内情如此：某日,中央银行忽然抽紧头寸，想杀低物价。就在这天下午快下班时，这位贵妇人忽然到重行提走一笔数字很大的比期存款。很明显，她送来的钱是国民政府公库里的款子，这时，她必须提走去缴还公库。她把存款提走不打紧，重庆商业银行可就紧张万状了。据中央银行交换科透露，这天重行办交换时，即使将重庆市面各商业银行和钱庄所有多余的头寸完全拨给重庆银行也轧不平。重行着急了，除逐家逐户向各行庄借款外，又一再向交通银行恳求，交行始允买下重庆商业银行的上海、成都汇款。等到轧平头寸，已经鸡鸣天亮了。
重行还有一个大存户——湖南省银行。抗战期中该行迁来重庆后经常在重行存放巨款，其方式很多：1.存入定期同业存款于正帐上，半月期，另按市息补付*市黑**利息；2.存一笔金额较巨的整数活期同业存款于正帐上，口头约定半月期，决不动支，另补*市黑**利息；3日拆5天或7天，另按市息补*市黑**利息；4.化名存入内账私人存款，除按存单计息外，另补一点利息。
重行开办、“比期存款”，尽管取得以上一些效果；但“受轧”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潘昌猷把吸收来的大量资金全部用出去，存款准备金留得很少，甚至不留。与重庆有关的几十个公司、商号的收支都在重行开户办理。他们都和重行订有透支约，本应有适当准备金，可是留得很少，或者不留。重行有二十几个分行、办事处，互相通汇，应有适当的汇款准备金，可是这类准备金，也没有留或留得很少。重行和部分买卖黄金的银楼也订有活存透支约，但却没有透支准备金。总之，潘昌猷把吸收进来的资金，几乎全部用光，采取办日拆来过日子。
同业日拆，即商业行庄之间，借用一天为期的款子，认付利息。抗战前，重庆金融界并无日拆，这是随抗战迁来重庆的上海各行庄带来的习惯。当时市场上交易频繁，差头寸的行庄需要同业日拆来调剂头寸，多头寸的行庄也乐于得点日拆的利息。因此，日拆便盛行开了。重庆商业银行也就利用日拆来减少存款、汇款的准备金；何况日拆的利率比长期*款贷**的利率要低得多。因而天天办头寸来填票据交换的差额，便成为重行营业人员的一项主要工作了。
重行利用同业日拆有两种办法：平时银风平和，差额不多时，便用一般通用办法来处理：1.卖成都、昆明、上海等地的汇款；2.到四川省银行、聚兴诚银行、仁裕钱庄借用日拆，或请拨给交换后的余额；3.向下江银行如上海、四明、金城、新华、通商等借用日拆，一般是有求必应，但数额不多；4.向川帮行庄四处张罗，但往往只能拨点交换后的余额；5.在现钞无“补水”之时，送库存现钞进中央银行，以填交换差额。
但是，如遇银风奇紧，重庆银行所差头寸，为数巨大，由上述那些通用的办法还应付不了时，潘昌猷便要重行的营业人员“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便能赚钱”。怎样“熬”呢？有时压着电汇的汇款通知书不发给收汇款的人，当收款人来行查询时便说：“电报未到。”以致曾有收款人由于汇款迟到，货价上受了损失，要重行赔偿。有时在中央银行送来票据时，如发现交换差额过分巨大，便酌情将重庆盐号等联号的支票退票（即在支票上附一张“存款不足”之类的退票理由书，再将支票退还中央银行交换科）,退票后，便可减少重行票据交换的差额。自然，重庆盐号等联号被退票后便会发生头寸轧不平的危险；不过，这些联号毕竟是商号，不像银行那样当天头寸轧不平就要关门。只要当天“熬”过去了，第二天就会“松活”下来。这些联号都是潘当老板，也有意来给重行“乘”一肩……潘昌猷就是用这些手法“熬”过去的。
但真能使重行“熬”过去的，还是四行两局这个靠山。1948年某一天，四行两局骤然抽紧头寸，各商业行庄都闭关自保，不敢放款。重行的头寸又轧不平。重行重庆分行经理赵世厚便去找中央银行副经理翁敏人，交付一笔重行上海汇款。但重行收中央银行汇款的电报虽已接到，而中央银行交重行汇款的电报却未接到，翁敏人表示难以通融。赵便送给翁黄金10两，于是，翁就打电话给邮汇局的经理，代为接治，决定由邮汇局买重行的成都汇款，这样才轧平了头寸。
大发通货膨胀财
重庆商业银行套用了巨额资金，吸收了大量存款，结果还是期期短款，一年360天都在拆进头寸；甚至弄得市面上银风疲快，利率高低，都要看重行差款多少来决定。重行吞进这么多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重行吃尽的款项中，低利的固不少，但也有不少是接近市息，或按照市息、甚至补付*市黑**利息拆进的，背这样高的利息划算吗？再说，用这么多的借款，到期都要偿还，重行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原来抗战中期到解放战争的10年时间（1940-1949年）里法币或金元券天天在贬值，物价天天在上涨。无论贬值或上涨，基本上都是直线进行的。只是最初是几个月为一阶段，后来缩短为几十天、十几天、几天，最后，竟成了一日数变，无阶段可言了。在这10年中通货贬值与物价上涨是持续的、恶性的；而通货紧宿、物价稳定或回头，都是暂时的，甚至只有几天或几十个小时，根本不可靠。这10年买货物赚的钱比放款收的利息多，所以市面利息逐步上升，这是长期的一般现象。偶然由于四行两局紧缩通货，物价暂时平稳，买货物涨的价比放款的利息少，市面上利率畸形上升，这只是短期的特殊现象。当时有人借钱买货，货卖之后还清本息，还要赚一大笔钱。这说明从物价上涨中所获的利益远远超过借贷利率所获的利益。只是在1948年法币面临崩溃和金元券发行以后情况才又不一样了；那时由于法币和金元券票面额的圈圈太多，万元以下大钞转眼作废，因而市场发生严重钞荒，日拆如划成月息高达150分以上。这时，时而是利率的利益超过货价的利益，时而又是货价的利益超过利率的利益；但用款已非常困难，利率畸形高涨，而且货一脱手，便不能再以原价买回了。
嗜好赌博的潘昌猷，眼见这样的有利时机，岂能轻易放过，拼命押上大注：在他眼里重行负债几千万元、几亿元，背上五六分的高利，都无所谓，只要能抓到款就划算。他到处伸手要款，套用资金，钱一到手，绝大部分用来购买黄金、美钞和外汇，用来购置房地产，用来开商店进货，投入轮船公司、猪鬃公司等等。一句话，他玩的手段是“一空一多”，即对日益贬值的法币、金元券，他赌空头；对保值的黄金货物，他赌多头。
重行赚了多少钱呢？1949年潘昌猷调回100万元港币，在上海换成金元券，包了几架次飞机运回重庆，把重行所有的负债和存款通通还清了。这时重行还剩下大约7500两黄金，170万左右的美元（包括美汇、美储、美金公债等），价值120万元（银元）左右的房地产，55.9万元的股票（以人民币计，根据解放后重估财产价值）以及猪集公司、轮船公司、化学公司、纱厂各一个和几家盐号、商号，在农村中还有1200石租的土地等（重庆商业银行的内账已被毁，这是根据部分正账和当事者的回忆作出的估计，实际数字超过这个估计数字）。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人民群众遭受通货膨胀、物价腾贵的灾难，如同水洗火烧，倾家荡产；而重庆商业银行却大发通货膨胀财，大发物价上涨财而赚了大钱。
开办川北汇兑和小商*款贷**
重行除了赌多空头外，还办理过川北汇兑和小商*款贷**。潘昌猷为什么要开办这两项业务？
重庆市场上销售的食米，除郊区的山米外，主要来源于江津合江、泸县、宜宾的大河（长江）米和来源于合川、广安、武胜、大竹一带的小河（嘉陵江）米。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粮食管制”，为米商投机牟取暴利造成了机会，一时米商骤增，运商业务大为活跃。当时合川是小河米的集散市场，绵阳、三台、太和镇、遂宁等地的米都运到这里转销重庆。按当地米商习惯，运商在各地买米时，卖出为期15天的“合票”（由当地到合川的汇票），卖票之款，作为*款贷**，然后将米运到合川卖掉，半月到期后.再买回“合票”。“合票”价格最初为950-960元。这表明运商是在“借本充商”，半月要付出50元的利息（以汇水形式付出）。这种利息高出当时重庆市息4倍左右。
重行早在1939-1940年即在川北遂宁、太和镇、绵阳、合川、中坝、南充、三台等县镇设立办事处，其后，即利用这一“川北汇兑网”，放手招揽米商汇兑。潘昌猷为什么不怕吃倒帐？其实，他也怕吃倒帐；不过，他自有一套办法。他向各办事处规定了一个原则：和每个米商往来的数额要小，但面要宽，总起来的数字要大。这样，即使倒上十家八家，关系也不大。同时还规定，每期要在利润中提出“倒帐准备金”。他和别家银行比起来，面网得宽，下家揽得多，生意做得相当野。
后来，米价逐渐上涨，“合票”价格逐渐下跌，最低曾跌到800元（合月息40分），潘昌猷便出手大肆收买“合票”，使用的头寸从两三千万元达到五六千万元。现钞不济，便从重庆用卡车装运去。当时，锂运护照要向财政部领取，但对潘昌猷来说，这是很容易弄到手的。沿途运钞的安全问题，他也有办法解决。重行早在潘文华的绥靖公署调来一手枪连，负责该行疏散到歌乐山时的守卫工作。这时，便往往由手枪连派一班或两班士兵押运；有时还在卡车上架起机关枪。所以，运钞一年多，从未出过事故。其后，国民政府农本局直接到产区收购食米，川北运商被排挤，重庆商业银行搞米商的生意赚了一大笔钱，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重行虽然多年赚钱，但柜台上并不热闹，除比期存款外，其它部门是冷清清的。潘昌猷又转了一个念头，看上了重庆的小商店。这些小商店数目庞大，分布面很广，但资金薄弱，赚一点钱仅够糊口，从来没有任何行庄去向他们上架子。在法币日益贬值的情况下，这些小商店资金周转更感困难。重行却从“人弃我取，投资冷门”出发，开办了小商店信贷业务。原则上仍按川北做米商生意那样，放给每家小商的数额要小，但面要宽，总数字要大，利息也高。在重行“活跃市场，扶植小商”的幌子下，有不少需款孔亟的小商店主涌上门来，往来户经常保持在两三百家左右。于是，重行柜台外面便一改旧观，这边是比期存款户，那边是小商店往来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比在报上登广告还吸引人。
扩大实力地位投资大批企业
为了避免法币贬值，保存实力和扩大阵地，重庆商业银行把赚来的大量资金先后投资于大批工商企业，从而使其经营的声势和规模更加壮大。据统计，重行前后投资的企业共有125家，其中有53家在1949年前便已结束，或已将股本卖出，或者在帐面上拨为损失；剩下的72家企业，由潘昌猷担任董事长的有15家,担任常务董事的有3家，担任董事的30余家，担任总经理的有2家。
这72家企业中，抗战前投资的只有6家，抗战期中投资的有44家，抗战胜利后投资的有22家。按照当时每一家的投资额，折合成同期的中熟米价格，然后再以米价折合成1935年法币实行前的银元计算，潘昌猷和重庆银行在这72户企业*共中**投资银元2745136元。其中主要的有重庆自来水公司、崇德公司、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重庆盐号、裕济盐号、植华纱厂、华昌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十几个企业。
五、抽资走港，重庆商业银行停业
野心勃勃，力图向全国发展
在抗战时期赚了大钱的潘昌猷，抗战胜利后，其野心更大。当时他的打算是；积极向省外发展，把重庆商业银行发展为全国性的大银行，让自己进入全国大资本家的行列。同时，凭借经济实力，从事政治活动，要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重庆商业银行原在上海设有分行，这是他向全国扩张其经济实力的立足点。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广大沦陷区后，规定200元*币伪**兑换法币1元，一时上海银风奇紧，利息高涨，比起重庆来约高两三倍以上；而重庆物价则高于上海物价10倍左右。国民*党**接收大员以及四大家族有关企业，纷纷课运法币到上海赚取暴利。潘昌猷这时也急忙向财政部活动，请得课运护照。同年10月16日，第一次运往上海法币1000万元，19日又运去9000万元。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共运去10亿元左右。直到12月左右，申渝两地悬殊的差别消失以后才停止课运。
潘把这10亿现款调到上海后，便竭力要在上海市场上显露一下重行的经济实力。他首先从信贷着手，针对那些被紧俏银风逼得走投无路的上海中小商人，开办高利*款贷**。这些中小商人果然饥不择食，大批向重行借贷。他们虽背了高利，但在货物涨价中可以赚回来；他们觉得重行确实是实力雄厚。于是，金陵路上的商店、字号，差不多都成了重庆商业银行的“活广告”。那时，重行又花了400两黄金，在九江路租了一幢大厦，设立重庆商业银行临时管理处、并把四川的黄金外汇不断调往上海；同时还增设汉口、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分行，另拨港币50万元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至于原来在抗战期间设立的康定、雅安、合江、中坝、南充、璧山、三斗坪、贵阳、达县、山洞等分支行和办事处，则纷纷撒销。与此同时，并把崇德公司、重庆盐号等企业的业务中心也转移到上海去。潘本人除在上海买下“茂林别墅”外，又在香港太子道租了一幢住宅，并把家眷也搬了去，准备在申、港两地长住。
当潘昌猷在经济上踌躇满志的时候，他的政治欲望也随之高涨起来。于是，他开始了积极的政治活动。本来，抗战时期，他是重庆市参议员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此，而企图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势。1949年，他参加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竞选活动。他打听到属于四川籍的立委候选人名单是由哪些人商定的，竞争对手是谁，就逐一送礼请客，终于当上了一名立法委员。
收缩业务 抽资走港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商业银行可谓盛极一时，而潘昌猷本人也仿佛是“名利双收”了。
不过，好景不常。1947年到1949年这3年中，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不断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蒋管区日益缩小，财政经济的崩溃也越来越不可收拾。把企业的扩展和个人的出路寄托于国民*党**政权的潘昌献，不能不感到疑虑徬徨，预谋退路。所以大约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前后，潘昌猷便开始有计划地向国外移资。
首先，他把儿子潘清尧和媳妇何岗陵（何北衡的女儿）送到美国去留学。潘清尧夫妇去美国时，潘昌猷把香港的外汇全部都交给他们夫妇带走了。同时，潘又开始贱价出卖田产。不过，这时买田产的人很少，卖掉的不多。他寄予最大希望的植华纱厂的筹备工作，这时也陷于停顿。他还把崇德公司库存的猪鬃七八百箱运到香港，使“崇德”变成一个空壳。华陵化工厂存的硬脂酸50吨，他也运到广州卖了，换为港币，华陵因之关门。他又叫华昌煤矿公司抛售预煤300万吨自缴；但华昌付不出预媒，他便把整个厂矿作价抵充。至于在其他企业中，凡能挪走的头寸，他都设法把它变成黄金和外汇。1948年和 1949 年的重庆银行，其业务的重点也是放在抓黄金外汇上面。特别是上海、重庆、广州、南京、成都等分行，潘昌猷命令他们要大抢一手，结果，抓进黄金几千两、港币100多万元，全部都往香港集中。
这些迹象，逐渐被重庆商业银行的高级职员们看出来了。重行是一向扯空的。如果潘一旦丢手走了，大约三四十万元港币的负债将无法偿还，后果是严重的。于是，他们便要求潘昌猷拨出外汇来填空。但潘却支吾其词。紧接着，他们又严重地向潘提出，扯空如不早填满，否则重行便有倒闭的危险。潘回答说：重行在四川有这么多投资和房地产，即使倒闭，也有力量变产偿付。不久，他便飞往广州。这时，重行高级职员又推派总管理处业务室副理吴孝安到广州去和他谈判。吴强硬地对他说：“如果你不拨回外汇来填空，我们马上便关门，把重行放下来。那时不仅要照样拿钱出来，而且，你去国外也走不脱。”潘考虑了半天，害怕真的关了门，破坏了他的全部计划，无可奈何，才拨了约40万港币回渝填空。
1949年初，重庆商业银行将潘拨回的这笔填空的港币用来摒挡内外负债，终于轧平了头寸。这无异向社会宣告，重庆商业银行的生意不做了，潘昌猷将要远走他方了。同时，这也表明，潘昌猷及其重庆商业银行的确是赚了大钱，手头的资财是相当殷实的。于是，此时面临毁灭命运、正在四处抓钱的国民*党**大小官员们，便在重庆商业银行身上打起主意来了。
重庆临近解放时，重庆商业银行连续遭到两起敲诈勒索案，促成它提前停业结束。这两次轰动重庆金融界的事件一是特种刑事法庭敲诈于前，二是西南长官公署勒索于后。
5月27日上海解放，26日潘昌猷从上海飞回重庆。6月8日四川水泥公司的存款人包围潘昌猷索债。9日，潘昌猷便把植庐和荫庐内所有金银珠宝席卷一空，逃往广州去了。6月15日，中央银行奉西南长官公署命令，以重庆商业银行在4月16日签发空头本票300余万元，勒令暂停营业，并听候法院传讯。受到同样处理的还有其他9家行庄，这就是所谓的“十行庄本票案”。
滥发本票既然是当时各行庄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单处理重行和其他9家中小行庄呢？难道川盐、美丰等行没有这种事情吗？当然不是。如前所述，重行投机倒把是一贯的，严重的，但处理它滥发本票却只有300多万元。当时300多万元仅能买到10石米，区区小数，为什么要小题大作，竟致要“暂停营业”，听候法院传讯呢？
原来这件事是中央银行提出的。对各商业银行滥发本票的措施给予打击，其目的在于转移人民对蒋政权经济全面崩溃的怨恨情绪，妄想稳定人心于一时；而这件事落在重庆商业银行身上，又有其特殊原因。自潘昌猷依附于孔祥熙后，10余年来，四行两局对重行扶持不遗余力，一直视为忠实伙伴。可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潘即积极向国外逃资，轧平了重行头寸，采取开门而不做生意的态度，这无异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必然垮台。中央银行对潘此举甚为恼怒。
重行、水成等几家银行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这4家银行各出黄金5两，委托民丰银行总经理何雨幂去送与高等法院的法官。重行又拿出银元200元，送给高院经办本票案的法官。赵世厚具文长官公署请求复业。果然，9月26日，长官公署便批复说：“本案应俟财政部核办后再夺。”这就是表示他们不管了。
当时，财政部长徐堪正在重庆。有一天，由康心如在柴家巷康宅请客，徐堪和潘文华坐在上位，高等法院院长和地方法院院长坐在旁边，另外便是当事人重庆银行经理赵世厚等，加上康心如、何北衡和几位律师等共10余人。首先由卢澜康申诉了本票案的冤枉，言语之间对法院不无指责；两位院长连忙委婉地说：你门可将什么是定额本票，什么是交换本票，向法院解释清楚。最后，由徐堪讲话，他说：“我回广州后即查案办理。”
不久，10月28日财政部来了代电“准予先行复业”。11月2日，重庆商业银行拉开了铁栅门，宣布复业。不过它的经营方针是：不接受汇款，不办理放款，拒收一切存款。就这样拖到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时为止，经营了20年的重庆商业银行正式停业结束。
资料来源：
《重庆文史资料选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