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 汉语“宪法”释义
“宪法”这一早已存在于古汉语中的词，一方面指的是王权体制的最高者确立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正当性”的意思。当西学东渐，先人们用“宪法”这个词对应constitution时，比起规则和制度上的相似，“正当性”的相似才是更被重视的部分。正是后者使中国在现代意义上运用“宪法”这个概念表达西方的制度和规则时，始终潜含了“中国性”的理解。
文 / 王人博
一、“宪法”古义考
在汉语世界里，“宪法”一词的出现要比希腊和罗马早得多。汉语宪法二字有两种意思要加以注意：一是古汉语中的语义，二是现代汉语的表达。关于汉语中的“宪”字，以下的话经常为中国宪法教科书所引用：“率作兴事，慎乃宪”（《尚书·益稷》）；“先*克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尚书·胤征》）；“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尚书·说命下》）这些还只是对“宪”字的解释。“宪”与“法”连用，用以表达的句子在下列典籍中可以找到：“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管子·七法》）；“《周礼》：悬法示人曰宪法”（《集韵·去愿》）；“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国语·晋语九》）；等等。
遗憾的是，征引者对这些典籍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什么近人非要用中国古典的“宪法”一词去对译西语中的constitution？中国的“宪法”与constitution的对等关系是如何被设定的？在这种对等关系的建构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语言学上讲，汉语的“宪法”一词有其能指（signifier）与所指（versus signified）两个面向：其能指是固定的，而所指可以叠加或取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建构起来的。譬如，汉语中的“枣”“花生”“栗子”这些词，其能指就是其固定不变的物质意象，而中国民间有些地方意喻表达的“早生贵子”的所指却是人为建构的。详言之，从以上的引证中我们可以得知，古汉语中的“宪”与“宪法”在能指的面向上有两层含义，而后一种含义更是被汉语的解释者所忽略：其一，“宪”与“宪法”指的是“根本性”，譬如，已形成的王权体制，以及这个体制或体制的最高者确立的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在制定者看来它涉及国家的秩序与和谐。“根本性”又可以引申出“权威性”和“至上性”这样的概念，这是人们必须敬畏与尊崇的根据。其二，当《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表达这种根本性时，其中也隐含了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正当性”概念。
二、“宪法”一词中的价值判断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人对人类事务的正当性判断并不是从一个超验的实体（譬如，上帝）那里领受的。中国的正当性来源是经验的、历史的。如《孟子》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同样，像尧、舜、文、武、周公这样的圣贤，不只是些过往的伟大历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借以模仿的典范。他们不但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为后世的中国提供了有关人类事务（政治）的正当性标准。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根本性”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证主义语境，而始终隐涉了一种“德性”的判断。当“宪”被理解为一种“接于目怵于心，凛乎不可犯”的事物时，已隐涉了这样一种判断：因为“宪”是由像尧舜、文武这样的伟大帝王确立或规制的，它本身就是正当性之源，人们没有理由不敬畏与尊随。
中国的“宪”与“宪法”的根本性，并不是来自西方意义上的“规范等级”中的“最高规范”，而是由确立者或制定者的正当性决定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体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质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王的制度和典章。同样，夏桀与商纣的制度与典章之所以不能被称作“宪”与“宪法”，还主要不是因为它缺乏规范意义上的效力，而是因为它的制定者本身出了问题。《孟子》论证诛杀纣王的正当性也正是从此着眼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宪”与“宪法”本身也含摄了使用该词语的人所体验到的那种充满敬意的主观感受。这与英国人使用constitution一词表达与其他“蛮夷”国家不同的规范和治理政府的制度与规则时的那种“自豪感”是类似的。这或许可以说明用“宪法”对译constitution的部分合理性。
当汉语“宪法”一词的能指被固定以后，其所指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可以任意叠加和取舍的。即是说，宪法究竟是用以表达中国古典体制或典章，还是指涉西方现代性的制度和规则，是可以选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近人用“宪法”一词翻译constitution时，它强调的不是这种制度或规则与中国古典“宪法”的相似性，而是它们相似的“正当性”和“根本性”。不管西方那种被我们称作“宪法”的东西的所指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它的正当性和根本性。正是后者使中国在现代意义上运用“宪法”这个概念表达西方的制度和规则时，始终潜含了“中国性”的理解。
三、不同的consititution，相同的“宪法”
当现代的中国宪法学者从法律规则的意义上把宪法表达为根本*法大**时，他们又深感这个定义不适用于英国宪法。宪法的定义与英国的“宪法现象”始终存在某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汉语“宪法”和英国意义上的constitution的双重误读有关。无论是古汉语的“宪法”一词，还是英文中早期的constitution，其意思并不主要指向某种类似于法律的规则，更不是用来表达一个类似于法律的文本。
如上所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用constitution表达的东西与中国古典宪法语词的表达相类似：有时用来表达重要的法律规则，有时用来表达组织结构，而规则并不是其主要的表达，更不是唯一的表达。而与汉语“宪法”所指不同的是，这种政制之所以被表达为constitution，是因为它有与其他“蛮族”国家不同的“构造”。英文中的constitution的意义演变一词本来就有构造、体质等含义。当它用在事物的时候，是指事物的构造方式；当用在人的时候，是指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西方的古典主义相信灵魂与肉体是人的主要构成方式，它决定人的气质。这种构造之所以是优越的、根本性的、不能轻易变更的，是因为它本身符合古典主义的政治原理：在人类管理的事务中，任何权力的腐败，实际上都是人的变质。当人的高贵部分的欲望（灵魂）不能控制较低部分（肉体）的欲望时，变质就发生了。一个国家也同样有它的高贵部分的欲望和较低部分的欲望，为了权力不至于变质，一个控制较低欲望的“构造”就是必需的，而这个控制权力变质的立宪体制也就是一种优越的“构造”。
当用汉语的“宪法”表达英国这种立宪体制时，“英国宪法”自然是根本性的，也是符合英国人的constitution的应有之意的，当然也就不存在“成文”与“不成文”、“刚性”与“柔性”的“宪法”之说。然而，当汉语“宪法”一词既指涉英国的constitution，也表达美国的constitution或constitution law时，语义的混乱就发生了。毫无疑问，英国和美国虽然都用constitution表达事物，但其指涉的对象是有分别的。在国家的层面上，constitution通常被美国用来表达那个1787年制定的文本，也就是通常被称作“联邦宪法”的东西。虽然这个文献从未宣示它是“根本*法大**”，但事实上既为美国（国家）提供了正当性，也确立了根本性。这种正当性和根本性，一方面来自它确立了现在美国仍沿用的基本制度；另一方面也来自美国人的某种假定：它被假定为人民的“约定”，是带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文书。但是，为什么人民的“约定”就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约定”中的人民是像中国的尧舜、文武、周公这样的圣王具有的伟大德性，还是人民本身就代表了真理？美国人对此并没有说明。
19世纪初，一个叫约翰·马歇尔的法官又为constitution概念增添了另一种意义，把它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法律。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制定出不义的法律，如果法官按照这样的法律判案就可能产生新的不义。于是，美国的法官们就争得了一项权力，即他们在审判案件时，有权先审判法律。因此，constitution也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是控制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大**”，另一方面又因为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加以适用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法律。这个概念对后世影响甚大。虽然现代国家未必都是通过司法过程而把宪法变成一种实在的法律，但从法律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根本性”是美国作出的贡献。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本来，现代的汉语“宪法”一词既指涉英国的那种constitution，也用来表达美国的constitution，而这种“双重表述”是平行的、对等的。然而，在宪法话语的历史实践中，美国的constitution则成为一种标本，汉语中的“宪法”也就成了表达美国式“根本性法律”的专有词汇，与之相联系，美国的那种“宪法”也随之被解释为判断宪法概念的一种尺度：与之不同的被称作“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实际上，被称作“英国宪法”的那个对象本身就是与美国不同的。汉语“宪法”的现代定义与英国“宪法现象”之间存在的那种紧张关系，部分也由此而生。这也说明，不管西方的立宪体制或规则如何被定义，中国人都无法割断它与中国古典宪法语词之间的某种黏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