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铃
上部 磨难
一、家贫无奈辍学 关东投奔四姐
鱼台县滨湖滨水，水是鱼台的特色。从春秋时代乃至以前，这里就地势低洼，造就鱼儿繁衍不绝。水清荷秀，草木青翠，是赏荷观鱼的绝佳去处。于是古人修建了看鱼的台子，这里就有了观鱼台，吃鱼、观鱼的地方就是鱼台县了。
春秋时期，鲁国是当时教育的中心，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很大的影响了鱼台。鱼台贤人辈出，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弟子守孝三年，为躲避战乱，闵子、樊迟、宓子定居鱼台设学，“五里三贤”设坛讲学，鱼台成为历史上教育的热土。
鱼城镇，坐落在鱼台县的西南部，鱼城原名董家店,本是鱼王府邸。从空中看,整个鱼城活像一条东西躺卧的大鲤鱼:城东是鱼头,城西有两条岔路,形状像分叉的鱼尾,中间略宽,就像鱼的肚子。因为是县城,形状又像鱼,于是渐渐被人们叫做鱼城了。咱们城东边恰巧是南四湖,大鱼往东游,得风水之力,鲤鱼化龙,是块吉祥的风水宝地。清朝乾隆年间,黄河在孙家集决口,鱼台老县城(今王庙镇旧城海子)被洪水淹没,巡抚杨锡绂向朝廷建议,把县城迁往董家店。由金乡令麦子亭，藤县令陈尧，鱼台令冯振鸿，三县令奉委一起督建。自董家店成为县城以来，鱼台发展那是越来越好,成了方圆数百里做买卖人最乐意来的地方。
这座由清乾隆间（公元1757年）设立的鱼台县城，距今已经走过了260余年，其间有繁荣昌盛亦有战火弥漫，有能人辈出亦有诗人叹息。深厚的孝贤文化、古城文化，给这座小城增添了教育的凝重与浑厚。清乾隆22年，鱼台县（今鱼城）修孔庙大殿，祭孔和兴办学堂。后来，明清教育的热潮转向鱼台县。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民办学校在鱼城开出了绚丽之花。顺应时代，2002年，福田中学迎来了它的生辰，让这个有老城历史的鱼城镇有了它的书香与灵气。福田中学润泽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鱼台淳朴村民，也润泽了鱼台这片教育花园。。
这里正崛起的鱼台民办教育影响了苏、鲁。在百姓的柴米油盐中，教育成为人们看重的文化并传承下来。21世纪初，一座强劲的民办教育学校从这里发展、起步、崛起、走向辉煌，它的创办人就是济宁市优秀*产党共**员、鱼台县教育模范、鱼台县福田中学董事长----董同祥先生。
坎坷一生，历经磨难，坚守信念，痴心无悔，投身教育，初心不忘，这就是董同祥董事长的性格。他一生在苦难中挣扎，在逆境中奋斗，在教育中辉煌，这些都是董同祥先生毕生的奋斗精神。从一名个体工商业者到民办教育集团的董事长、领头人。他栉风沐雨，一手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鱼台县福田学校品牌，演绎了济宁民办教育史上又一个传奇，实现了从一名个体工商业者到民办教育企业家的成功转型，用智慧与拼搏实现着自己的教育梦想，成为济宁市民办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紧贴着教育的核心呼吸，紧跟着教育的脉搏跳动，钟情于*党**的教育方针，执着于*党**的教育事业，承载着无数学子沉甸甸的求学梦，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像一棵燃烧的红烛，照亮了农村孩子的求学之路，既成就了福田中学、福田师生，也彰显了一位农民老*党**员对教育事业的无限情怀，大美人生！
董同祥，1943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丰鱼县鱼城镇中西北村。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老二，上有4个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在这个大家庭里，旧中国的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让董同祥的童年受尽苦难。在那个贫穷、落后、愚昧的时代，他用坚韧与毅力，用执着与坚守，磨练了自己做事情不屈不挠的性格。
解放后，勤劳俭朴的鱼城人的手工作坊街将鲁西南民间作坊的传统制作工艺、流程展现给大家。所有店铺的面粉、酱菜、醋、豆腐等全是由老街作坊自己生产的。有些村民以买卖者居多，或贩卖、或客运，勤劳的鱼城村民用自己的双手经营着幸福的生活。
穷则思变，好在经商的父亲在鱼城街头有个小门市，经营着日用百货、杂品，是当地的生意人，让他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不至于饿着肚子。为了养育几个孩子，母亲在店里劳作，父亲大部分走乡窜户挑担到各村叫卖，每天卖点小百货生意贴补家用，家里还可以勉强度日，所以，家里的饭桌上偶尔会有点肉味，那咸咸的萝卜条里偶尔会有点油星。
1947年（中华民国36年）11月17日夜晚，我解放军一部包围了鱼台县城（今鱼城镇），18日晚一举攻克县城，鱼城解放，守城敌人鱼台县保安团被大部歼灭,伪县长兼保安团长吴品山，大特务、国民*党**鱼台县*党**部书记王德超及一营长丁奎三等,率残部八十余人向东北逃窜。1948年（中华民国37年）8月，鱼台县全境解放，1949年（中华民国38年）2月，鱼台县全县各小学开始复学。
1950年1月，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人们还都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幸福的换了中。大街上到处是标语、口号。鱼城东关大街上，人们尽情“甩铁花”来庆祝解放，杨茂德和段登安两个年轻人开始带领大家表演“独杆子轿”，两边配以走黑驴、踩高跷、推花车、跑旱船等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董同祥和小伙伴们钻在人群中，高兴地跳来跳去。在舞龙、挑花担、赶黑驴、花鼓戏民俗表演前面，看着诙谐的动作，滑稽的表演，乐得哈哈大笑。在每个标语前，他仔细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和字，用手一笔一划地写着，虽然这时的他不知道这是文化，但“文字”这个定义在他心里却永远扎下了根。
解放不久，鱼台县（今鱼城）在当时的县衙后面成立了第一所完全小学校，开始传授新思想、新文化，开设了国语课和算术课。囯语课首次增加了汉语拼音，算术课也增加了珠算课和土地的丈量等内容，在当时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由于当时环境的局限，学校依然沿袭旧教育制度的一些弊端，如教师可以向学生进行体罚。深知文化重要的父亲第一个给他报了名。7岁的董同祥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平原省鱼台县鱼城完全小学堂，开始了他小学时期的学习生涯。1950年4月，平原省教育厅厅长王振华来鱼台视察工作；1951年2月，鱼台县成立平原省立鱼台中学（今鱼台二中，2020年迁至鱼台），为董同祥的学习与知识生涯打下了基础。
那时的农村孩子上学是免费的，小学一至四年级村办小学不收一分钱，老师是生产队记工分。小学五年制，一学期一元五角钱书学费。初中二年制，书学费2元5角钱，困难家庭全免费。那时，学校没有宽阔明亮的教室，而是借用的破旧的小民房（主人闯关东去了）。没有整洁光滑的课桌，用的是同学们自己带的各式各样的桌子凳子，没有花花绿绿的书包，找一块破包袱，把书包好就行。没有足够的本子和铅笔，同学们就拿根木棒在地上写字算数。董同祥和同学们结伴上学、放学。条件差，生活困难，他感到上学不容易，因此就更加刻苦学习。即使拾草挖菜的时候，也是边干活边背诵课文、背诵数学公式。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饿的得了水肿病，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上了下来。
那时，城里的孩子读完高中必须到乡下来，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在教育上没有太大的悬殊，甚至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还快乐。
在课堂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语文、算术，并且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每家几乎都有好几个孩子，最少也有兄弟姐妹三四个，还有的家庭养八九个孩子的，十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也有。兄弟姐妹多者为荣，父母因孩子越多越显贵。兄弟姐妹多但是很团结，大的一般帮助父母带小的。读完了小学，由于家里弟兄们多，董同祥才勉强上到了中学。
一穷二白的祖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苦。1950年6月，农村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把农村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董同祥的大伯家里有些许土地，但膝下无子，董同祥自己家里地少，弟兄多，一家人吃饭成了大问题。大伯为了不被划为地主成分，大伯和父亲两家商量准备把董同祥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2人过继给大伯，大伯再划给他家里十多亩地来耕种，这样大伯家地少了，自己家也得到了土地，两家都能受益，大伯家不至于被划成地主成分。但事与愿违，董同祥自己家里因为有了这十多亩地，两家都被错划成了“地主”成分。在那个年代，两家遭受到意想不到的待遇，房子充公，多余的土地收回，每天还要挨批斗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义务劳动改造等，这给董同祥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不便。
在艰辛与贫困中，董同祥慢慢长大了，贫穷的岁月里，他勤劳、坚韧、善良，也锻炼了他不服输的坚强意志。
1951年2月，成立平原省立鱼台中学（今鱼台二中，已迁址鱼台县城）。
1952年7月一场暴雨，让全县人民严重受灾；1957年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鱼台大地一片汪洋，外出逃荒要饭成了人们的选择，关东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地。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让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有的家庭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我们这一带闹了饥荒，家家没有饭吃，人饿的面黄肌瘦，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为了填饱肚子求得生存，只好吃树皮、野菜充饥。董家虽然留点粮食，毕竟人多，不得不吃地瓜干，菜窝窝，喝稀粥；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农具和家什，什么也没有，所有家当也不值几个钱。那时人们不愁别的，只愁没有饭吃。为了吃饱饭，不挨饿，人们都纷纷去了能吃饱饭的关东。
1958年7月，金乡县第二中学（现鱼台二中）开始增设高中部。在董家，年仅16岁的董同祥在当时的金乡县第二中学（现鱼城中学处）上高中学习，已经长成了身材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看到家中生活窘迫，几个弟弟年龄又小，自己的“地主”成分在学校里也被同学叫来叫去，压得他抬不起头来。那时候，有文化的老师都被打成“*派右**”、“臭老九”。那时兴起越穷越光荣，上大学要贫下中农“推荐”，举行欢送仪式。自己家的“地主”成分，上大学肯定无望。
1960年2月，无奈的他被迫放弃心爱的高中学业，离开了学校，一心想着为家里增添点劳动力收入。爹娘盘算着让他去投奔出嫁在东北吉林省的四姐家。
下关东可不是一件小事，要是去，坐火车得好几天，有三千多里路远。父亲起初有这个想法，一直犹豫不决。掂量着，盘算着，拿不定主意，怕他在那里吃不了东北的天气寒冷的苦，受不了那种罪。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后，董同祥说服父亲，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揣着吃饱饭的梦想，才决定下来去东北。当时，很多人为了生计去下关东，正好母亲去看望四姐住在四姐家里，没有回来。董同祥决定独自外出去闯荡一下，不再在家里受这份“地主”成分的窝囊气。
1960年11月，他辍学后第一次只身一人下关东，投奔到当时能有饭吃并且条件比关内较好的吉林省长春的四姐家里。
磨难是一个人生存的试金石，同时也是一个人有所成就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董同祥的磨难也就从他的闯关东而拉开了序幕。
我们不可否认，关东是勇于开拓、敢闯敢拼、勤劳实干的去闯的地方。是一般人不敢去的地方，别人不敢做的事情，闯关东的人敢做；别人吃不了的苦，他们也吃得。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山东穷苦农民面对严峻生存考验之时的奋起求生运动。当年，男人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小孩子在哭泣，老年人拄着拐杖，一家老小，相依为命。他们知道关外是未知的世界，可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他们互相扶持，共同患难，走向前方，沿途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他背起行囊，穿着家里为了防寒而制做的加厚棉袄棉裤。厚重而肥大的棉衣，也叫“大襟棉袄”，穿着舒适暖和。棉裤是免裆式的，看上去敦实笨拙，再打上绑腿，那可是风丝不入。孤身一人步行来到当时的县城金乡汽车站。经过辗转，做汽车在济宁转火车，一路忍饥挨饿，过关越塞，第一次踏上那片心中想象了无数次的黑土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见火车，从小没出过门的他，可真是见了大世面，感觉一切都那么稀奇新鲜。
到济宁后在火车站候车室等了一下午。那时的火车站全是平房，马路是沙子路，汽车很稀少，但时有马车来往，现在繁华的中心路不记得当时有楼房。济宁火车站候车室不大，但乘客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出出进进，来来去去。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齐齐哈尔地火车才开始检票。来到站台后，我一看火车那么长，尤其是火车头大红车轮子比我还高，它拉着长笛放着汽好不吓人。
登上北去的列车，迎着晚霞，他靠窗而坐。打开车窗，凉爽的秋风扑面而来，驱散了检票上车的紧张情绪，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是一名高中生，我的知识还有用吗？他又想起了学校的课堂、同学、老师。等我自己也办个学校……，他胡乱的想着。
迎着夕阳的余晖，他从窗口向外眺望，一切都那么新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城镇映入眼帘，又一个一个地消失在他的视野中。火车就像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奔驰在京沪铁路上。当夜幕渐渐降临，外面逐渐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廖若星辰般的灯火，闪过车窗向后退去。车厢里你来我往的乘客，操着不同的口音、谈笑着，相互之间问候着。
一路上，他默默无言，心里感觉孤独寂寞，一切都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一切都感到新奇。那时他还算是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他有他的心事，这次外出，他暗暗告诫自己，混不出个样子就不再回来。他沉着脸不太说话，心中有愁事，思想有压力。背景离乡，为了生活抛家舍业，远离故土，内心是多么复杂，忧虑，惆怅和无奈。那种漂泊在外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是何等的悲凉，说起来，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旅程。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免心生感慨。
吉林长白山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茫茫林海涵养着水源，茂密的森林植被覆盖着大地，冬天冰雪漫天飞舞，雪花挂满了松枝，群山呈现银白的世界，千树万树银装素裹，峡谷像云一样逶迤连绵，山脉如银川一样显现，巍巍丛山披戴着素装，锦绣一般的山河，好一派北国风光。长白山由于山高，又因天气寒冷，山顶长年积雪，所以得名长白山。延边朝鲜自治州，就处在长白山地区，朝鲜女人一年四季都穿着裙子，穿着尖头高丽鞋，用头顶着东西，男人总是用一个篓子背东西，朝鲜族人民能歌善舞，姑娘俊美，婀娜多姿，有着传统的文化习俗，民族风情多姿多彩，传承着悠久的人类的文明。董同祥无暇欣赏，按照地址一路打听，看到是关内来的，路人非常热情，有人指引着就到了目的地。
到四姐家估计也就七点多钟，亲人相见那份热情就不用说了。姐夫问他从吉林来是怎么找到家的，他说遇见人就问啊。一阵寒喧之后，董同祥和四姐全家共进早餐。大人小孩围坐在土炕上，炕桌上摆满了饭菜。有煎饼，有玉米饼子，菜是土豆丝，土豆块，白菜炖猪肉粉条，喝的是玉米粥，大盘大碗，好不丰盛。在那个年代，在山东老家是见不到、吃不上这种饭食的。
关内的气候不比关内，冬季寒冷漫长，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是吉林东部的一个城市，天天有关内来的山东人。他的到来，让离家在外的四姐倍感亲切和关爱。董同祥是文化人，高中生，那时的工作不难找，经四姐及亲戚的多方帮助和介绍下，他进入到位于吉林市南部郊区的小丰满水工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工厂上班、下班，他认真工作，生活倒也平静。
1962年，他听从父母之命，从吉林工厂请假回到了金乡县鱼城公社。经人介绍，20岁的董同祥和其他农村青年一样，在自己破旧的老屋中结婚了。那时，关内计划经济的枷锁紧紧地套在人们的脖子上，贫困的日子还是一天天划过，生活却看不到一点光亮。尽管农民辛勤劳作，可家里依旧入不敷出，日子就像人们的衣服，灰溜溜的。
回老家结婚后没几天，他带领新婚的妻子杨氏第二次下关东，来到吉林水工机械厂。两个月后，由于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苏联全部撤走了在中国的技术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水工机械厂的苏联专家也溜之大吉，由于没有技术支撑，中国人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小丰满水工机械厂被迫解散了，所有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去，董同祥也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由工人变为农民。
在吉林农村，繁重的农活对他来说不知如何干好，当工人的希望已经不可能了。每天早出晚归，和在山东老家没有什么两样，妻子也有回山东老家的念头。他想，与其在这里当农民不如回山东老家当农民了。于是，告别了四姐姐一家，再一次回到山东省金乡县鱼城高级社的老家。
1962年，董同祥和妻子回到了山东老家。这一次回来，家里由于人口较多，都是青壮年，能吃饭，饭量大，大队分的那点粮食还想卖点换零钱，每年队里分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吃的。俗话说树大分叉，董同祥弟兄三人开始分家。父亲给董同祥兄弟三人每人一副货郎挑子，父亲又给董同祥自己一副“咣咣嚓”音（铙钹）；三弟和四弟各分了一个货郎鼓，让他们自食其力。
自董家店成为县城以来，鱼台发展那是越来越好,成了方圆数百里做买卖人最乐意来的地方。董同祥自己在市场批发了糖块、针线、文具、针织品、工艺品等满满一挑子。一个高中生年纪轻轻走村窜户吆喝着卖东西，别人看到肯定笑话，董同祥一直不好意思出门叫卖。在妻子的多次催促下，他试了几次才下决心。第一次出摊，把头上的毡帽压得低低的，生怕被人认出，也不敢吆喝，只是把货郎鼓摇的“蹦蹦响”。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挑子压得肩膀生疼，才适应过来。他早出晚归沿街叫卖，辛苦劳累，生活倒也稳定。慢慢的地排车代替了挑子，比挑担子轻松多了。
当时，新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天灾面前通常是束手无策，而巨额外债又是雪上加霜。对比东北的生活，老家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鱼台地势低洼，由于水灾，粮食歉收，加上粮食全部上交，导致许多人吃不上饭，全县出现了粮食危机，饿死者不在少数，货郎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家里仅有他一个劳动力，没有饭吃的局面再一次摆在了一家人面前。
这一次磨难，让董同祥感觉生活的艰难，自己拼死拼活，仍旧吃不饱，贫穷时刻围绕着这个家，他想用双手改变，却不知从何处做起。 山东人吃苦耐劳但又与世无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耕地、种田这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维持生存的活计。
“闯关东”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运民**动，特指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年间，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山海关以东以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三市一盟)谋生的历史。300多年间，千万人为求得一线生机，离乡背井，逃荒东北。1960年，山东等大饥荒重灾区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又重蹈了祖辈之路，以“盲流”身份“闯关东”。（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刘新铃 山东省作协会员，鱼台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福田中学教师。
鸣谢单位：
山东“鹤来香”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润农种业公司（鱼台）
太阳贸易（草编）公司
鱼台县滨湖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