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简斋祖籍安徽桐城，1880年出生在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鞍辔坊，家中三代行医。张简斋自幼右脚微跛、其貌不扬，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从小就阅读大量典籍，积累了相当的古文功底。在此基础上，又阅读《伤寒论》《神农百草经》等中医名著。

同时，又随父亲行医，吸收家学传统。因此，张简斋年纪轻轻便能将各家医派所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特点。但是，此时的南京中医界高手如林，以“三卿一石”为代表的前辈名家正处于事业鼎盛期。张简斋一直无法出人头地。直到45岁那年， 一个机会让他脱颖而出、一战成名。

1925年春夏之交，南京地区瘟疫流行，每日死亡过百人。鼓楼医院的几位西医应邀参与防治，上海、苏州等地也有几位美国医生前来助阵，但效果均不佳。当时在南京主政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不知所措，只有下令通过发放救济金安定人心，同时组织医护人员进行环境消毒。

当时，南京的几位名中医也参加防治工作。根据惯常的经验，他们都采用清凉方剂应对，但也未奏效，疫情日益严峻。张简斋自告奋勇，加入防治工作。他另辟蹊径，采用辛温宣发的小柴胡配成汤剂，病人服下后疗效显著。社会各界人士大为震动，对张简斋刮目相看。不久，各界紧急筹措资金，购买大量原材料，并统一由张简斋监督，熬制汤剂。泰和生号等10余家中药店加班加点，配制汤剂。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大批市民恢复健康。

◇施诊治病 誉传四方◇

此后不久，张简斋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城内人口激增，求医问诊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达官贵人们纷纷迁来居住，有的也成为张简斋的常客，并因此使他的名声广为传播。如1933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邀请张简斋诊治。张简斋搭脉后开出方子，林森服了两剂便痊愈。林森随后手书“当代医宗”四字相赠。宋美龄、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程潜等国民*党**要人也都曾请他诊病。

随着名气的增加，张简斋的业务也更加繁忙，但他还同时坚持为普通民众施诊。即使有事需外出，张简斋也叮嘱助手，如遇贫苦老弱者上门，务必接诊，且尽量少收甚至不收诊费。而他的诊费也往往只有别家的一半，对家境特别贫寒者则免费诊治并送药。在为达官贵人诊病时，患者往往车接车送。

但如果同时有平民百姓邀请，张简斋在路过患者住处时，必定要求停车诊治。由于名声在外，每日接诊一二百人已是“家常便饭”。而为了尽可能解决更多病人的痛苦，他常常中午开诊，直到半夜才休息。在诊病时，则坐于一书案前，书案左右坐两位病人，书案对面坐两名学生负责写处方。

据传，其常常左右两手同时为两位病人搭脉，再向两名学生口述处方，甚至最快时可同时为4人诊治，即左右两手搭脉，口述前两位病人的处方，且手到病知、药到病除，这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发展中医 平淡为人◇

1929年2月，社会上出现一场“去中医化”运动，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废止中医的提案。张简斋与张栋梁、随翰英等南京当地的名中医积极奔走，联络上海、北平等地同行进行*行游**抗议。同时，又利用自己与政界的特殊关系，向于右任、张继等人求助，最终迫使政府收回决定，使中医得以存活。

事件过后，国民政府于1931年3月17日成立中央国医馆这一半官方机构，以安抚业界情绪。张简斋积极参与国医馆的筹建，并在1935年当选第二届理事，同时还担任南京中医师公会理事长等职。由于担心中医后继无人，他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及自身影响力，积极开展中医教育，培育新人。

当时受政策限制，中医学校必须一律改名“传习所”，且政府也不创办公立的中医学校。张简斋等人在无款、无地、无教材的条件下创办国医传习所。张简斋牵头组织编写教材，总计15本，不但令教学质量得到保证，也及时总结了宝贵的行业经验。

所有课程均由名家亲自面授，张简斋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讲授“时症”课。抗战爆发后，传习所毁于战火。但张简斋却矢志不渝，抗战一胜利便积极筹备恢复传习所。在他的努力下，传习所培养出青年中医百余人，为中医发展提供了大量后备力量。

虽然名声如此之大，但张简斋却坚持平淡、低调的做人原则。1948年，国民政府曾经想授予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职，被他拒绝。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张简斋曾为董必武治疗老年哮喘。1947年冬，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时，还特地到张简斋寓所道别，感谢他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