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看2018年的经济数据，增速层面“南快北慢”的局面再次凸显。重工业基地东北依旧没能走出困境，山西、内蒙古等传统资源型省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增速前十名的省份，只有陕西是北方省份；增速排名垫底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全部都位于北方。
事实上这种“南快北慢”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比如，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北方地区的GDP年均增速是7.3%，南方则是8.5%；论人均数据，2017年北方的人均GDP只有南方的87%左右。
论头部省份数据，这几年全国经济增速前三名，都被贵州、重庆、*藏西**、云南等地占据，内蒙古和天津两个2013年前经济增速冠军的常客，再没有在榜单前三出现过。
南北分化的加剧，更直接的体现在城市群、重点省份和重点城市的对比上。三大核心城市群本来就有两个在南方，京津冀城市群近几年又出现了活力下降的趋势，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从2014年的10.4%，下降到2018年的9.45%。
重点省份如山东和江苏，前者虽然贵为经济第三大省，但存在感一向很低，和江苏的经济总量差距，从2013年的4477亿扩大到2018年的16126万亿。与此同时，河北已经先后被四川、湖北、湖南反超，东北辽宁则从2013年的全国第七位，掉到了十四位左右。
如果将视线拉长到改革开放以来，北方的一些重点城市，无疑会相当失落。1978年，经济十强城市中，北方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6座城市；经济二十强中，北方城市则占据11个席位，和经济总量一样，头部城市南北分布相对均衡。
不过四十年之后风云突变，区域经济的领跑者大部分都变成了南方城市。2018年，经济十强城市中北方只剩下北京和天津，二十强则只剩下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那些曾经出现在二十强榜单上的鞍山、唐山、大庆等资源城市，早就淡出了视线。
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因素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比如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大规模的工业从沿海向内陆迁移，经济重心也一度向内地位移。中国的北方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前，地缘优势相当明显。像一些苏联援建项目，基本都集中在黑吉辽以及陕西、山西等地。
但资源依赖性的重化工经济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能起到打基础的功能，一旦走过了这个历史阶段，结构老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会日益凸显。
2008年能源价格下跌，资源型省份普遍陷入困境，山西的增速从前一年的15.9%，骤降到8.5%，几近腰斩。那些依旧坚挺的北方资源型省份，如内蒙古，哪怕此后依旧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但在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关口，同样陷入了低迷。
道理很简单，资源要素和投资驱动的重工业模式，本就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北方地区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掺杂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
京津冀城市群，由于北京政策特供的身份，同样显示出一种等级森严的秩序结构，内部的虹吸效应突出，这也是其人*活口**力低于长、珠三角的重要原因。就连上海这种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很北方的南方城市，都一度面临国企占比过重的问题。商业意识、市场精神的不足，随着中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分工版图，负面效果会逐渐放大。
在北方地区陷入产业老化的困境时，商业底蕴本就更足的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比如经济特区全都在南方，深圳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珠三角则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大本营。
很快，放开手脚的珠三角地区，依赖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相对于尾大不掉的国企，更灵活的体制，让江浙的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发达的江苏，昆山一个县的GDP，要超过西部的内部省会，经济活力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北分化维持的同时，东西差距缩小的格局，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又被扭转过来。这是因为，云贵为代表的中西部的内陆省份，过去一段时间靠着内迁的产业，以及大体量的铁公基投资，快速工业化，经济增速领跑全国。
但这种投资拉动型的模式，一方面很容易面临着基建到顶的天花板，另一方面，债务风险不可小视。
近两年来，西部省份整体都出现了降速的局面。前两年的增速前三甲重庆，去年甚至跌到平均线以下。这也说明，一路狂奔的中西部，正逐渐迎来相对困难的局面，增速回归到东部地区的常态水准，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