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Ⅳ Psychotherapists or the Clergy
与其说是研究者的好奇心，不如说是病人们日趋紧急的心理症疾更为有效地推动了医学心理学和心理疗法近期的发展。医疗科学——几乎完全蔑视病人的需求——一直高高在上，不与心理问题打交道，而且自以为有理地片面地认为，心理疾病属于其他研究领域。但是，它也被迫扩大自己的涉及范围，以便将实验心理学纳入麾下，就像它曾经一次次地被驱使着——完全不考虑人类作为生物的完整性——从其他诸如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中汲取力量。
医学所采纳的不同科学分支，自然应该有一个新的导向。我们可以说，这一变化的特征便是：各个学科并非就此终结，而是重新获得实际应用的价值。例如，精神病治疗法（psychiatry）从实验心理学及其方*论法**的藏宝匣中解脱出来，让自己在一门包罗广泛的知识中汲取养料，我们称这一学科为精神病理学——以此来命名致力于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精神病理学学科的建立，一部分基于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治疗领域的发现，另一部分则是基于神经学（neurology）的成果——这个学科最早关注的是心因性神经*能官**症（psychogenic neuroses），这个学术用语沿用至今。然而在实践中，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受过专业培训的神经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之间出现了鸿沟，尤其是在对催眠术进行了首次研究之后。这一裂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经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研究器质性神经疾病的科学，但是通常而言，心因性神经症并非器质性疾病。它也不属于精神治疗的领域，后者的研究领域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因为大众所理解的心因性神经症不是心理疾病，于是它便自立门户，形成一个没有明确固定界限的特殊领域，而且这一学科呈现出许多过渡性形式，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朝向精神疾病发展，另一方面则关注神经的疾病。
神经症具有一个毋庸置疑的特征，即它们的诱因是心理性的，而且对它们的医治完全依赖于心理手段。人们试图从精神治疗和神经学两个方面*管双**齐下，来界定并探索这一领域，这引发了一个十分不受医学欢迎的发现，即发现了心理可以作为一种疾病的病原或起因。在19世纪，医学，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已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而且也十分看重“物质的因果关系”这一基本哲学假设。对医学而言，心灵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物质”，而实验心理学也竭尽全力地将自己打造成与心理无关的心理学。
然而，调查研究已确认，精神神经机能病（psychoneuroses）的关键，在于心理因素，这也是构成病态的核心原因，因此必须与其他已被承认的病因（如遗传、癖好倾向、病菌感染等）一样，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其他因素并重。所有试图用更为基础的物理因素来解释心理因素的努力，注定是不会成功的。更有人致力于将心理因素还原为本能或驱动力（从生物学借来的概念）。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生理冲动，基于腺体的功能，而且正如我们的经验所示，这些冲动会制约或影响心理过程。因此，人们不禁会认为，与其在“灵魂”的神秘概念中寻找精神神经机能病的病因，倒不如在最终可以通过对腺体的治疗便有可能被治愈的、本能所致的困扰中，寻找精神神经机能病的具体原因，难道还有比这一做法看起来更为合情合理的吗？
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一理论将心理因素解释为性欲本能冲动所带来的困扰。阿德勒采取了类似的手段来解释驱动力的概念，用对权力的欲望所导致的困扰来解释神经症，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概念远比生理上的性冲动概念更贴近心理。
“本能”绝非一个具有科学定义的字眼。它被用于描述极其复杂的生物现象，与某种表示数量不清且内容不明的概念之间界限模糊。我并不想在这里卷入对本能的评述中去，而是想思考将心理因素视为某些本能叠加效应的可能性，而这些本能的作用很有可能仍被进一步还原或贬低为腺体功能。我们甚至可以想一想，当所有本能汇聚在一起之后，任何体现“心理”的事物都有可能在这一本能综合体面前让步，而心理本身有可能只是一种本能或多种本能的混合体，所以最终的分析无非就只是针对腺体功能的。如此，精神神经机能病就会被视为一种腺体性的疾病而已。
然而，我们并没有支持上述说法的证据，而且至今尚未发现用腺体提取物治疗神经病的疗法。反观之下，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失误教训，说明器质性疗法在治疗神经症中完全无效，反而是心理性的方法治愈了病人。这些心理手段正如我们对腺体提取物所设想的效果一样行之有效。至此，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说明，对神经症的影响或治疗，若要有效果，则不应从最便捷的一端，即腺体的机能入手，而应从最远端，即从心理入手，就如同将心理视为某种物质一样。例如，给病人一个贴切的解释或一句宽慰的话语，就会具有救治的功效，甚至也会影响其腺体分泌。可以确定的是，医生的话，只是空中震动的气流，但是这些话语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是源于医生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只有当医生的话语表达某种意思或具有意义的时候，这些话才会有效。正是这种意义或意思，才让话语起了作用。但是“意义”是一种心理的或精神性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称其为“虚构的小说或剧本”。尽管如此，这种构想出的内容却让我们得以有效干预疾病的疗程，效果远比化学疗法好得多。事实上，我们甚至能够以此来影响身体的生化过程。无论这虚构的内容是在我体内自发而生，还是通过人类的语言由外而内地抵达我的内心，它终究可以让我生病，也可以将我治愈。虚构、幻想、观念有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无形、最虚幻、最不真实的事物，然而它们却是在心理，甚至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al）领域中最有效之物。
正是通过对上述事实的认可，医学才发现了心理，并且再也无法平白无故地否认心理的现实。本能是心理活动的某种状态，这一点已经被显示得清清楚楚，而与此同时，心理过程似乎也在制约着本能。
针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基于本能，而是因为它们过于片面。那是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只适合那些觉得自己没有精神需求或渴望的人。然而在现实中，医生和病人都自欺欺人。尽管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都是如此接近神经症的根源，比其他任何早期的医学手段都更为深入、贴切，但是他们仅专注于本能，无法令病人更深层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理论过多地受到19世纪科学前提的拘囿，太过注重事实，且过于忽视虚构和想象这种心理过程的价值。总而言之，他们没有赋予生命足够的意义。然而，恰恰只有意义才具有释放和解脱的力量。
普通的合理性，可靠的人类判断，作为常识纲要的科学，这些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一路前进，但是这些永远不可能带领我们超越生命中那些最平凡的现实，那些不过是普通的现实。它们无法回答有关心理的磨难及其深刻意义的问题。最终，人们会理解精神神经机能病，明白此病是因为灵魂没有发现自己的意义而遭受的痛苦和磨难。但是所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以及人类每一个心理进步，都是在灵魂屡受磨难的过程中冉冉升起，而苦难的根源正是在于灵魂的停滞，或心灵的贫瘠。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医生便可以踏入那个令他极为小心谨慎的领域。他现在所面对的是需要向他的病人表达有治疗功效的虚构故事，能够快速给予病人某种意义——这正是患者最渴望的，超过理性和科学所能给予他的一切。病人寻找的是能够完全统摄他，告诉他那神经质的灵魂所遭受的困扰究竟呈现为什么形态，具有什么意义。
医生同样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吗？首先，他可能会将自己的病人交给牧师或哲学家，或者将病人弃置在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巨大混乱之中。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需要具备完整的人生观，他的职业良知也不会做此要求。但是，当他明明白白地看出病人生病的原因时；当他看到病人只有性欲而没有爱，因为害怕在黑暗中摸索而没有信仰，对世界和人生幻灭而没有希望；无法解读自己经历的意义从而不愿去理解时，他会怎样做呢？
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病人会断然拒绝向牧师做心理咨询。他们更加不愿意聆听哲学家教诲，因为哲学的发展带给他们冷冰冰的感觉，而有关理性智识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则比荒漠还要贫瘠无趣。那些并非空谈人生和世界的意义，而是真正拥有人生的圣哲伟人，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想起一个体系或真理，希望能带给病人活下去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希望、爱和理解。
这四种人类所致力于达到的最高成就，包含着许多的天赋恩赐，既无法传授，也无法修习；既无法给予，也无法接收；既无法保留，也无法赚取。因为它们由经验而来，是一种非理性的数据资料，不会任人摆布。经验是无法被制造出来的。它们就那样发生了——所幸的是，它们是相对而非绝对独立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我们可以更靠近经验——它们完全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有许多途径可以让我们更加贴近活生生的经验，但是我们应该谨防将这些途径称为“方法”。方法这个词听起来死气沉沉。况且，获得经验的途径绝不是那种靠耍小聪明就能得来的窍门，它更像是每次都要求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历险。
因此，为了满足对病人的治疗要求，医生不得不面对一个似乎十分艰难的问题。他将如何帮助受难的病人获得释放和解脱的体验，从而赋予病人那四种伟大的恩赐，并治愈他的疾病？我们当然可以带着最美好的意愿，建议病人应该拥有真正的爱，或真正的信仰，或真正的希望；然后，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劝诫他：“认识你自己。”但是，如此一来，病人究竟如何能够提前获得只有经验才能带给他的那些东西呢？
索尔（Saul）既不把自己信仰的转变归结于真正的爱，也不归结于真正的信仰或其他真理。仅仅是对基督徒的憎恨，就把他送上了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使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决心改变自己整个人生历程的体验之路。正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彻查自己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才收获了这一体验。
这就带给我们一个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心理治疗师与牧师并肩作战、共同面对的问题：关于善与恶的问题。
在现实中，确实是牧师或教士，而不是医生，最为关注精神磨难的问题。但是，很多情况下，遭受折磨的人往往首先去咨询医生，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身体生病了，而且也是因为药物至少可以缓解某些神经质的症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此人去咨询牧师了，牧师也无法说服他相信自己的病的根源在于心理。通常而言，牧师缺乏能够让他辨识出疾病心理因素的专业知识，因此他的判断是没有权威性的，无法令人信服。
然而，确实有些人尽管明知自己的不满是心理性的问题，却拒绝去寻求牧师的帮助。他们不相信牧师能够真正帮助自己。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类人也不信任医生。他们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事实是，无论是医生还是牧师，都是两手空空地站在他们面前，甚至还有可能更糟的是，一言不发地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无法期待医生会对心灵的终极问题说些什么。病人应该是从牧师，而不是从医生那里，获取对此类问题的帮助。但是新教牧师经常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应对一些现实的难题，而天主教牧师却省去了这个麻烦。最重要的是，在天主教牧师身后支持他的，是他的教会权威，他的经济地位是得到确保的，而且是独立的。但是新教牧师的状况却并非如此，他可能已婚，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但是却无法指望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得到教区的帮助，或被带入修道院。此外，天主教士，如果也是一名耶稣会信徒的话，会精通心理学，对其最新进展了如指掌。比如，据我所知，当新教神学家终于发现我的著作值得一瞥时，罗马的天主教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认真研究过它们了。
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严肃的道路。德国新教教会的大批出走只不过是诸多症状之一，它应该让牧师清楚地意识到：仅仅通过警告来促使人们相信，或者仅仅做出慈善之举，是无法带给现代人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的。如此多的牧师在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或阿德勒关于权力的理论中寻求支持或实用的帮助，这一现实令人感到震惊，因为这两种理论的根源深处，是与精神价值观相抵触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这些理论是没有心理的心理学。它们都是旨在治疗的、理性的方法，但实际上却会阻碍人们实现有意义的经验。目前为止，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理论的信徒。这就意味着，大量的病人都疏离了精神层面的立场——对于任何发自内心地注定要与心理打交道的人而言，这都不是一个可以无动于衷的事实。对心理学的兴趣，正如浪潮一般席卷欧洲诸新教国家，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一热潮，正好遇上了大批新教教会的出走风波。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话：“如今人们都去找心理治疗师，而不是牧师。”
我深信，这句话只是在相对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才正确，而大众的情况就并非如此了。然而，我们必须不能忘记的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人们所思所想的东西，需要20年的时间，才会成为普通群众所关注的。例如，毕希纳（Büchner）的著作《力量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都快被知识分子们遗忘了20多年，这才开始成为在德国公共图书馆中受到热捧的图书之一。我确信，今天知识分子们的心理需求，将会为普罗大众明日之关切。
我很希望唤起诸位对以下事实的关注。在过去的30年中，来自所有文明国度的人们都曾经找我做过心理咨询。经我之手，已经治疗过几百名患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新教徒，较少的是犹太人，只有五人到六人是信天主教的。在所有处于人生后半段的病人中——就是说，他们已经超过35岁——没有一个人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与寻找宗教的人生观相关。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感觉自己生病，都是因为他失去了各种现存宗教赋予追随者的那些东西，而且在这些病人中，那些没有重拾自己宗教人生观的人，没有一个被真正治愈。当然，这与是否坚信某一特定的教义信条，或者是否成为某个教会的成员全无关系。
谈到这里，我们发现牧师身处一个广阔领域的前端。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同时，如今的新教牧师们似乎也并没有充分地准备好，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迫切的心理需求。牧师们和心理治疗师们确实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一艰巨的精神任务。
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是如何贴近所有人的生活的。大约一年多之前，在瑞士阿劳市（Aarau）举办的基督徒学生大会上，会议的领导者在我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今受到精神困扰的人们，是否更愿意咨询医生，而不是去找牧师，导致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直接且实际的问题。当时，我所知道的事实便是我自己的病人们显然选择了医生，而不是牧师。我当然可以很坦率地怀疑这是否具有普遍性。无论如何，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于是我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查，通过身边的熟人来询问一些我并不认识的人。我发出了一个问卷，作答者包括瑞士人、德国人、法国的新教徒，以及一些天主教徒。正像下面的总结所描述的那样，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有趣。那些决定去看医生的人当中，57%是新教徒，25%是天主教徒，而那些决定去找牧师的人当中，只有8%的新教徒，却有58%的天主教徒。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决定，还有余下35%的新教徒无法取舍，而只有17%的天主教徒们无法做出决定。
他们不选择牧师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认为牧师缺少心理学知识和洞察力，这一点占了全部答案的52%。28%的人是因为个人观点上的偏颇，抱有传统而武断的偏见。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居然有一位牧师也决定去看医生，而另一位牧师则愤怒地进行了反驳：“神学与人类的治疗毫无关系。”所有回答我问卷的牧师家属们，都明确地表示不会选择神职人员。
因为我的这个调查仅限于受过教育的人群，所以只是揭示了点滴迹象而已。我深信，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样本调查的结果或多或少可以有效地代表受教育人群的观点，尤其是这类人对教会与宗教事务的漠不关心早已众所周知，而且这种冷漠仍在稳步地增长。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前面提到过的社会心理学的真理：受过教育的群体所抱持的普遍人生观和际遇的问题，要经过大概20年的时间，才会逐渐渗入未受教育的大众群体。比如，谁胆敢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预言西班牙这一欧洲所有国家中受天主教影响最深的国度，会进行我们今天所目睹的这场如此声势浩大的精神革命[1]？而它正是随着社会的激烈动荡而爆发的。
在我看来，与日渐衰落的宗教生活一起出现的，正是神经症病例显著增多，发病日趋频繁。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增长，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的是，欧洲人的精神状态里所呈现出的一种令人震惊的失衡随处可见。不可否认，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充斥着极度的不安与焦躁、紧张与困惑，是一个人生观迷失的时期。在我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中，所有人都受过教育，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罹患神经症，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或者不断用一些问题自我拷问，而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哲学和宗教都无法回答的。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知道某种神秘的配方，但是我很快就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才可以将我们带入实际的问题。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哪些是最普遍、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的人生（或泛指的生命）究竟意义何在？如今的人们相信，自己完全知道牧师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必须怎样回答。对于哲学家的回答，他们也是对其相关的思想一笑置之，而对医师，他们通常是没有什么期望的。但是从致力于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那里，或许最终他们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他有可能从自己深奥难解的精神深处挖掘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当中，就会发现一些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是付费就可以买到，就可以收归己用。对于每个严肃认真的人而言，当他们听到心理治疗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必定会感到一种安慰与释怀。这样的坦诚相见，往往是赢得病人信心的开端。
我已然发现，现代人对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对他而言，所有的精神标准、所有过去的形式都失效了，因此他需要用自己的心智来进行实验，就像他们对经济所进行的各种尝试一样。面对这种心态，每个教会的神职体系都会发现自己身陷尴尬境地，不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佛教。在这些现代人当中，当然有一些消极的、破坏性的、违背常理的本质，如那些自甘堕落的人，以及行为失衡的怪人，无论在哪里，他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会涌向每一个高举的旗帜，聚集其下，饱尝这些运动和事业所带来的伤害，却一心期盼一下子就能找到只需付出些许代价便可弥补自己愚蠢不当行径的东西。不需要说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现代的男男女女，当然也包括他们那些病态的追随者。但我并不想谈这些人。我所想到的那些人绝对不是有病的怪人，他们通常都具有非常出色的能力，是英勇正直的人，他们对那些传统道理的批判，完全是出于真诚正直的原因，而非出于私心杂念。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这些宗教道理已经变得有些空洞。要么是他们无法让自己的科学人生观与宗教人生观达成一致，取得和解，要么就是基督教的信条已经丧失了权威和心理的合理性。人们不再觉得可以通过基督之死来获得救赎，他们再也无法相信宗教——尽管能够相信的人是何其幸运，终究是不可能强迫他们拥有信仰的。原罪变成某种相对的事物：一个人眼中的邪恶会成为另一个人的良善。说到底，为何选择信仰佛祖就不可以是正确的呢？
我们每个人对这些问题和疑虑都很熟悉。然而，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却把这些疑问统统视为无关紧要的，并清扫到一边，因为在这一理论看来，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被压抑的性欲而导致的问题，任何哲学或宗教的质疑却都只是对此遮遮掩掩。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一类个体案例的话，我们确实发现，总的来说，与性相关的领域和无意识冲动领域一样，确实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干扰。弗洛伊德将这些干扰解释为总体上的心理困扰；他只有兴趣对与性有关的症状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但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某些案例中，人们所推测的那些导致神经症的诱因始终存在，只是一直没有呈现出病态的后果而已，直到意识的心态开始作乱，才致使病人出现了神经质的不安。这就如同当一艘船因为漏水而开始下沉时，船员不去堵住漏洞，却只是关注那些涌入的水的化学构成。来自本能层面的干扰不是主要现象，而是次生现象。当有意识的人生失去意义和承诺的时候，就如同迸发出了一种恐慌：“让我们尽情吃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正是这样一种因为人生了无意义而滋生出来的心态导致了对无意识的干扰，从而将被痛苦压抑住的本能再次激发出来。某一神经症的各种诱因，既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过去，而且只有存在于现在的那个诱因才会将神经症激活。某人患上结核病并不是因为他20年前感染的细菌，而是因为现在的那些活性病菌所致的感染。至于感染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出现，则完全不相关。即使对过往的病史有着最准确的了解，也无法用于治疗肺结核。而对于神经症而言，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将病人对我讲述的那些宗教问题视作其神经症真实可靠的诱因。但是如果我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的话，我必须能够向病人坦白：“是的，我同意，佛祖与耶稣一样，都是正确的。原罪只是相对的，很难说我们对基督以死来救赎我们的方式，有着怎样的感受。”作为一名医生，我可以很容易地承认这些疑虑，但是对于牧师而言就很困难了。病人会觉得我的态度是对他的一种理解，但是牧师的片刻犹豫都会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传统偏见的打击，这会让病人与牧师之间产生间隙，从而彼此疏离。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开始将性欲干扰我的那些痛苦细节告诉牧师的话，他会说些什么呢？”他旋即便会怀疑，牧师的道德偏见可能会比其教义偏见更为强烈。谈到这里，有一个关于美国总统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即“沉默的卡尔”——柯立芝（Coolidge）。某个周日上午，他不见了一会儿，当他回家的时候，妻子问他去哪里了。“去教堂了。”他回答道。“牧师说了些什么？”“他讲了原罪。”“那他对原罪是什么看法？”“他反对原罪的观点。”
或许你会说，在这个方面，医生比较容易表现出理解力，善解人意。但是人们忘记了，即使是医生也有自己的道德顾虑，而有些病人坦白的内容，甚至对于医生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然而，除非连自己最糟糕的一面也全都被医生接受，否则病人根本不会觉得自己被接受。没有人光凭说几句话就能做到这一点，医生必须经过反思，经过对自己态度及自身阴暗面的检省，才能获得这种理解力。如果医生想指导其他人，或者甚至陪同他行走一段路的话，他必须去感受那人的心理。如果医生急于做出判断的话，就永远无法感受病人的心。至于他是将自己的判断用语言表达出来，还是留在心里，根本毫无区别。采取与自己内心相反的立场，并随随便便地应和病人，也是没有作用的，其效果却如同对病人进行谴责一样，同样会让病人疏离自己。感受只能来自毫无偏见的客观性。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条科学训诫，而且会与那种纯粹理性、抽象地看待心智的态度混淆。但是我这里所指的完全不同。这种客观性是一种人性品质——一种深深的尊重，对心理事实的尊重，对遭受这些心理事实的人的尊重，以及对人生中凡此种种不解之谜的尊重。真正宗教性的人便具有这种心态。他知道是上帝让这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并寻求最新奇的方式来走入人的内心。因此，他在一切事物中感受那无形却存在的神圣意愿。这就是我所说的“毫无偏见的客观性”。在医生身上，这代表着一种道德成就，他不应该让自己被恶疾和堕落击倒。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事物，除非先接受它。谴责不会带来丝毫解脱，只会徒增压抑和烦恼。我们正是对谴责对象实施压迫的人，而不是他的朋友或难友。我丝毫无意指摘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希望帮助和改善他人的时候，永远都不要进行判断。但是，如果医生希望帮助某人的时候，他自己必须能够完全接受这个人。而在现实中，只有当他已经完全看清并完全接受自己之后，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或许这听起来十分简单，然而往往貌似简单的事情却最难。在现实生活中，若要成就简单，需要极大的智慧。同样，对自己的接受程度是道德问题的核心，也是对个人完整人生观的决定性检验。我接济乞丐也好，原谅别人的辱骂也好，以基督的名义热爱我的敌人也好——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伟大的美德。我如何对待自己那些最弱小的兄弟，就如何对待基督。但是，一旦我发现他们当中最弱小的那个，乞丐中最贫穷的那个，所有冒犯者中最无耻的那个，恰恰就是魔鬼的拥趸——发现他们都在我的内心，发现我自己迫切需要自身善良的救济，发现我自己就是那个必须去爱的敌人时，我该怎么做呢？因此，基督教的所有真理，通常在这一点上全被颠倒了。于是，我们不再奢谈爱与磨难，我们对内心的这位兄弟说“没用的东西”，然后谴责自己，对自己感到愤怒。我们把他藏匿起来，隐身世外，我们否认在自己内心最卑俗低贱之处，曾经出现过这一见不得人的小人，而且哪怕是上帝故意伪装成这种卑鄙的样子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会在顷刻间千百遍地断然拒绝他的存在。
任何用现代心理学来探究病人深层内心生活的人，更加是在窥探自己的内心生活（如果现代心理治疗师不想被无意识蒙蔽的话，这也是他必须要做的），而且深知，完全接受那个不幸与可悲的自己是最艰难的任务，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单是动一动这个念头，就会让我们头冒虚汗，不寒而栗。因此，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欣然选择复杂的心理过程，来保持对自己内心一无所知，置若罔闻，同时忙着与他人周旋，忙于处理他人的问题与罪恶。这种做法带给我们一种身处美德之中的感觉，并以此仁慈地自欺欺人。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可以从自我当中逃脱！不计其数的人可以毫不自责地这样做，但并非人人可以如此，而那些无法这样做的人，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便已经崩溃，陷入神经症中。如果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逃避内心的人，也间歇性地神经症发作，那么我应该如何帮助这些人呢？只有那些能够完全接受自己、认同自己的人，才具有“无偏见的客观性”。然而，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声称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可以基督为例，他摒弃了对自己内心神性曾经持有的偏见，终其一生，无视法利赛人的道德准则或习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这些新教徒迟早将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将“效仿基督”理解为我们需要复制他的人生，并且（如果我可以使用这种说法的话）模仿他的圣痕；或者更深入一点，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依照他当时独具个性的活法来过自己的人生？模仿基督的方式来生活绝非易事，但若是完全依照基督的人生轨迹来度过自己的人生，更是不可言喻的艰难。无论是谁这样做，都是与自己的人生现实状况背道而驰，而且即使他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人生，也免不了被人误解、嘲弄、折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像是一个狂热的、情愿受难的人。因此，我们宁愿选择按照一直以来被准许、被神圣化的方式来效仿基督。为此，我绝不会去打扰某位修道士来鉴定我的仿效，因为我们尊重修道士。但是我和我的病人们都不是修道士，而且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告诉我的病人该如何生活才可以避免神经症的困扰。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的分裂——一种与自己开战的状态。任何强调这种分裂的事物，都会让病人病情加重，而弱化分裂的事物则可以治愈病人。促使人们与自己为敌、争斗不已的，是一种疑虑或认识，觉得自己由彼此对立的两个人构成。由此生成的冲突，可能会在感官个体与精神个体之间发生，也有可能在自我和阴影之间发生。这就是浮士德此话的含义：“两个灵魂，唉，都栖息在我胸中，分庭抗争。”神经症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
治愈可能被称作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从社会或民族关系领域来看，遭受磨难的状态可能就像是一种内战，而这内战的状态可以通过基督教宽恕的美德和对敌人的爱来救治。我们将这些良善的基督教信条推荐给人们，用于解决外部局势的方法同样也可以向内应用于治疗神经症。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听够了有关内疚和原罪的说法。他已经被自己内心的恶念困扰得痛苦不堪了，很想知道自己如何与自己的本性和解——他如何可以爱自己内心的那个敌人，并与这恶狼称兄道弟。
现代人并不想知道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模仿基督，而是想知道可以有什么方法过上自己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多么乏味无趣。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模仿的形式都是死气沉沉、枯燥而没有生机的。因此，他反抗那些令他被恣意践踏的传统力量。对他而言，所有这些道路都通向错误的方向。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但他的行为似乎是在表明，他的个人生活是来自上帝的特殊旨意，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便是他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是神经症中最真切的恶魔之一。但是，那个提醒他过于沉湎于自我中心的人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而且确实也应该如此，因为那个人让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
如果我想对病人实施某种治疗，我必须让自己认识到，病人的自我主义具有深层意义。实际上，如果我无法将其视为上帝真实的意愿，我将会变得十分盲目。我甚至必须帮助病人在自我中占据优势。如果他成功占了上风的话，他就会将自己与他人疏离开来。将他人驱散，让他们变回他们本身——正如他们原本应该的那样，因为他们曾经寻找机会夺走他“神圣的”自我。这个自我必须留给他，因为这是他最强大、最健康的力量。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真实的意愿，而这有时会令他陷入彻底的孤立。无论这种状态会有多么糟糕，对他而言却都是有利的，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认识自己，并且明白：无价的珍宝就是来自同类的爱。而且，只有经历了被彻底地遗弃和孤立，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本性中那有益的力量。
当人们多次亲眼看见这样的进展颇有成效，就再也不会否认邪恶也会转为良善，再也不会否认貌似良善的事物中也蕴含着恶魔那僵而不死的力量。自我主义的头号恶魔带领我们走过阳关大道，来到宗教体验所需的汇聚之处。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是一种人生的基本法则——对立形态（enantiodromia）或对立转化（conversion into the opposite）；正是这种对立转化，让人格中交战的两半重新聚合，从而令内战偃旗息鼓。
我以神经质病人的自我中心为例，是因为这是他最典型的症状之一。我当然也可以列举一下其他的症状特征，来说明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自己病人的缺陷，换言之，他应该如何应对邪恶。
毫无疑问，这听起来十分简单。然而，实际上，接纳人性中的阴暗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稍加思考便会明白，这意味着将存在的权利交付给那些无理的、无情的、邪恶的东西！然而，这恰恰是现代人所一味坚持的。他想与自己的每一面都和平相处——从而认识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将历史弃置不顾。他想与传统决裂，这样他就可以体验自己的人生，靠自己来决定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非因循传统的预设。为表达这一态度，现代的年轻人做出了令人吃惊的示范。为了说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一个德国某社团曾经问过我的问题为例。他们问我：如果有人斥责*伦乱**的话，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举证反驳。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人们可能陷入的冲突便不难想象了。我完全理解有人会愿意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的同类，避免踏上这条冒险之路。但足够令人讶异的是，我们居然没有任何手段或途径来做到这一点。以往所有用来驳斥无理、自欺、不道德的传统理由，曾经是那么强大有力，可现如今却失去了魅力。我们现在收获的是19世纪教育的成果。在那期间，教会向年轻人鼓吹盲目信仰的美德，而与此同时，大学却在孜孜不倦地教导一种知识的理性主义。因此，时至今日，我们无论是为信仰辩护，还是为理性辩护，都是徒劳无功的。现代人已经厌倦了这种观念之争，他们需要自己去探索发现事物究竟是怎样的。因此，尽管这种欲求开启了通向各种极具危险的可能性的大门，我们却也不禁将其视为一种勇敢的开拓，对其或多或少抱有一些同情之心。这并非一种不计后果的、鲁莽的冒险，而是基于全新的、毫无偏见的体验，是在深层精神苦痛的推动下，将意义重新带回生命的一种努力。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此格外谨慎，但是我们不能拒绝帮助这样一种严肃的尝试，一次挑战整个人格的试险。如果我们对此横加反对，我们就是在压制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人的勇气和抱负。而且，如果我们压制成功的话，我们的成功无非就是成功地阻挠了一次体验而已，但这可能是一次赋予生命意义的无价体验。如果当年的保罗听任他人说服自己，放弃了大马士革之旅，后来又将会变成怎样呢？
认真对待本职工作的心理治疗师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面对每一个病例，他必须决定自己是否愿意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来支持病人，帮助他们从一意孤行的不幸中解脱出来。他必须摒弃自己固有的是非观念，也不能装出一副完全知道孰对孰错的样子，否则他那丰富的经历就失去了味道。他必须对现实发生的事情保持清醒的观点——因为只有在现实中发生作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如果某个事物虽然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是却比所谓的真理更有效用，那么我必须首先遵从这种谬误，听任其继续，因为坚持自己心目中所谓的正确，就会错失这一谬误所具有的力量和活力。光明需要黑暗的力量——否则，何以衬托其光亮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分析的局限性在于，它致力于将意识塑造成为我们内心阴暗邪恶的一面。而这种做法，无非是将潜伏的内战激化成现实行动，并且对此袖手旁观而已。而病人却不得不竭尽全力来应对这种状况。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人类从来无法独自对抗黑暗的力量——无意识的力量。人类始终渴望来自精神方面的援助，渴望他信仰的某种宗教会施以援手。打开无意识的盖子，便意味着会爆发出强烈的精神磨难；这就如同在一大群野蛮人的入侵下，某种原本繁荣的文明被弃置不顾，或者就像大坝决堤后，狂流席卷那肥沃的土地一般。世界大战正如这种入侵一样，比其他事物更好地展示出秩序良好的世界与潜在的混乱之间仅仅一墙之隔，且这间隔根本不堪一击。而这也同样体现在个体与他那理性有序的世界之间。为了报复人的理性对其本性所实施的*力暴**，愤怒的本性静待时机，等到间隔轰然坍塌的时候，便伺机而动，以巨大的破坏力来击垮人的意识生命。在远古时代，甚至在最原始的文化阶段，人类便已经意识到这种心理危险。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并且为了治愈已经造成的伤害，人类才发展出宗教和巫术的种种做法。这也解释了为何医者亦是牧师。他既是身体的拯救者，也是灵魂的救星，而各种宗教则构成了医治心理症疾的各种体系。对于人类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尤是如此。人类为自身构想出的那些观念，从来就无法消除人类遭受的苦痛；只有超人所揭示的真理，才能解救人类于水火。
如今，破坏的浪潮已经席卷而至，人类的心理已经遭到侵害。这也是为什么病人会强迫心理治疗师起到牧师的作用，期望甚至要求心理治疗师帮助自己从苦难中获得解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忙于应对那些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由神学家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将这些问题留待神学作答。迫于病人急切的心理需求，我们每天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既然，通常而言，每一种历史流传下来的概念和观点都是无效的，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追随病人，一路探寻他的患病历程——沿途寻找他所犯的错误，正是这错误导致他的内心冲突，导致孤独激增，直至无法忍受——并且希望从那积累破坏力的心灵深处，也能唤起拯救的力量。
当我第一次踏上这样的路途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往何处。我并不知道在病人的心理深处潜藏着什么——我一直把那个心理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将其心理内容设置为“原型”。因为时间是无法追忆的，所以无意识的入侵会不断地重复发生。最初，意识并不存在；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间，每一个孩童的意识开始重新构建。在此期间，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人类的心理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无意识可以轻易地攫取掌控力。这些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争斗留下了印记。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人的内心构建起各种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干预，并且在紧急情况下呈现为某种幻觉。在幻觉中出现的那些有益于病人的意象，原本就根深蒂固地印刻在人类心理中。科学只能勾勒出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并且通过提出某种假设，来理性地解释这些因素的起源。然而，这样做只不过是将问题推向后台，却没有解开谜团。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终极问题：意识来自哪里？什么是心理？至此，所有的科学解释便戛然而止。
这就如同在疾病最危险的峰值期，将破坏的力量转化为治愈力。这一转变源自原型，一旦原型醒悟，觉察到独立的生命，便会取代心理人格的引导，进而替换掉那力争奋进却徒劳无功的自我。有宗教情怀的人或许会这样说：引导来自上帝。对我的大多数病人而言，我会尽量避免这种表述，尽管它只是一种倾向而已，因为这种表述时常会提醒病人们，他们首先必须拒绝哪些事物。我必须用更为谦逊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将这一过程说成是心灵已经苏醒，并开始自发地作为了。确实，这种表达更适合那些可观察到的事实，因为转变往往就发生心理母题出现在梦里或幻想中的那一刻，因为母题在意识中的根源无法被揭示出来。对病人而言，当所有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从心理隐藏的深处涌现在自己面前时，无异于一种来自神的启示——这些事情并不属于他的自我，因此也是个人意愿无法企及的。他重新获得了通向心灵源泉之路（psychic life），这便标志着治愈的开端。
为了展示这一过程，我确实应该举例来讨论。但是随便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通常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微妙复杂的事情。很多情况下，仅仅就是梦这一单独的方式解决了病人的问题，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或者，可能是由于病人的幻觉指向了某一事物，而他的意识心智尚未准备好面对这一事物。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具有某个原型本质的心理内容，或者心理内容之间的关联，就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而不论意识心智是否理解这些内容。心理的这种自发性活动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会看到幻想中的图像，听到来自内心的声音——一种对精神的真实而原始的体验。
诸如此类的体验，正是对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受难者的回报。自此以后，迷茫中将透露出光明；不止于此，他从此可以接受自己内心的冲突，从更高的层面来解决自己本性中病态的分裂。
*
现代心理治疗中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如此重要，如此深远，无论阐述者多么迫切地想讲得透彻明晰，一篇论文的讨论完全不足以展示讨论的细节。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我的主要目的，即表明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态度。或许，这比任何治疗方法上的训诫和指示都更为有益。这是因为，除非那些训诫与指示能够被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否则根本毫无用处。而心理治疗师的心态则远比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尽力让这一态度为人所知。我相信我所做的陈述是真诚可信的，同时我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让读者来决定：神职人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带着意愿和努力参与到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来。同时，我也相信，我所描绘的现代人的精神面貌与前景，与现实状态相符，尽管我并没有声称自己绝无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对神经症治疗所做的陈述，以及讨论的相关问题，都是未经修饰的真实情况。作为医生，能够得到牧师对我们治疗心理疾患所付出努力的同情和理解，这自然是令我们欣慰且乐于接受的，但是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在我们携手合作的道路上横亘着一些基本的难题。我自己的立场属于新教观点中极左的一端，但是我也会首先警告那些不加批判地一味推行自己观点的人。作为一名瑞士人，我是一名义无反顾的民主人士，但是我也意识到对本性的讨论充满贵族味，甚至有些圈内秘传的感觉。“神可行牛不可行之事”（Quod licet Jovi，non licet bovi）[2]虽然令人不悦，却是永恒的真理。何人的诸多原罪会得到宽恕？答案是那些付出更多爱的人。但是，对于那些付出较少爱的人而言，即使罪过不多，也会令他们受到责难。我深信，很多人属于天主教的信徒，而非其他教派的信徒，因为他们更适合栖居在那里。除了旁人的劝说之外，事实也令我相信这一点，尤其是我自己亲身观察到的事实：更适合原始人群的是原始宗教，而非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对他们而言实在太难以理解，对他们的血缘而言，实在太另类，他们只能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来模仿这一宗教。我也相信，一定有新教徒反对天主教，以及新教徒反对新教——这是因为彰显精神的各种方式确实都是十分奇妙的，就如同上帝造物一样，可以呈现出千姿百态。
具有生命力的精神不断成长，甚至超出了它原始的表达形式；它自由地选择那些赞美它的人，并活在他们心中。这种活着的精神会永久不断地更新，并且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以多种多样、不可思议的方式追寻着自己的目标。为了对它进行比较与评价，人类赋予它各种名称和形式，可是这实在没什么意义，它们只是这棵永恒之树的枝干上随着四季转换而飘落的叶子与花果而已。
[1] 当时西班牙处于第二共和国统治时期，第二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随后被佛朗哥的武装力量*翻推**。——英文编者注
[2] 拉丁文原意是“What is permissible for Jove is not permissible for an ox”，常被翻译为“Gods may do what cattle may not”，表示判断正确与否时存在双重标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