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布新：第一次接洽投诚经过——德李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2）
陶布新
德王、李守信等由广州来到定远营后，既收罗了一部分旧属和部队，又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与默许，于是就联合达理扎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于7月8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7月15日宣告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
在“政府”成立后，我曾敦促德王派遣代表前赴北平接洽，德王也表示要派白海风和我做代表前往。但是为时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向西北进军，很快就解放了兰州和宁夏，局势紧张，日甚一日。
这个消息传到定远营后，“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分裂。以副主席达理扎雅等一部分人，决定留在定远营接受解放；以主席德王为首的一部分人准备出走。
在德王没有出走之前，我曾劝他与达王紧密合作，留在定远营，主持军政大计；一方面派人到牧区收拢部队，做为政治资本；一方面派代表赴兰州、北平等地进行和谈，前途尚有可为。
如要轻易出走，就会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盲目出走的覆辙。德王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情势的变化，*产党共**对蒙政策如何再说。眼下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旗草地，通过青海、*藏西**进入印度，转往台湾，再到国外*亡流**，宣传蒙古自治运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对外蒙，我过去曾有过联络，现在还有阿公(德王的侄子，名叫阿拉坦敖其尔和雄王两个人在进行接洽。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会念在同族，收容或者帮助我们的。”
我又对他说：“据我看，南进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路必然派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我们是内蒙的人，中国内部问题，应当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和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并且我们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顾，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不打算走的。”
德王又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人不同。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人合作过，现在又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你跟我10余年之久，现在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马匹，我可叫图副官(名叫图门德勒格尔)设法解决。”我看他已决心出走，再劝也是无用，遂即辞出。
9日20日晨，德王即带着敖木巴图尔、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三十余人离开定远营向阿旗西北出走。
21日又派图门德勒格尔副官带着骆驼、马匹来接我和徐实斋。徐因年迈，骑上骆驼被摔下来，只好留下。当时我虽然愿意走和平解放这条路，但对于*产党共**的政策尚不十分清楚，也有到牧区隐蔽一个时期看看局势变化的心理。
我还很感激德王殷意拳拳地劝我走，又派图副官带着骑乘来接我，对我个人安全这样关怀!我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在此穷途末路时期，一旦脱离，也觉对不住德王，因此就于21日随同图副官一同出走牧区，寻机劝说德王走回头路。
记得当天到了库列图，就与德王相遇。22日晚住到贡胡都克，23日晚住到那干套里。我和汪亲扎布在帐房内与德王谈话，敖木巴图尔突然进来说：“依我的意见，我们暂不必走，在此等候李总司令(指李守信)等带领部队前来会合后，抽调一部分强壮队伍，直驱定远营，夺取电台和装备给养，并把达副主席强制请来，利用他的名义号召阿旗牧区人民供应给养，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各国发出通电，呼吁支援蒙古自治运动，要干就大张旗鼓地干一下，比这无声无息地悄悄出走为佳。”德王当时未加可否。
待到敖木巴图尔出去后，我向德王说：“我们来到阿旗数月，阿旗待如上宾，可谓不薄，临走时还要抢掠定远营，实感对不住人家。并且定远营也驻有阿旗保安队，驻在银川的解放军几小时就能开到。如果我们派兵前往夺取电台、给养等，很可能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或者有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的危险，应当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
德王说：“达副主席倒是一个有血性很爽快的人。但是可惜太无政治雄心，愿做顺民。强迫请来参加，也是于事无补。现在我这一出走，可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他们去说吧，我不计较这些。现在部队尚未到来，等到图克木再说吧。”
翌日就继续向前进发，约在9月底到了图克木庙，就暂时停留下来。
到达图克木庙以后，德王就偕同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前往国境线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会谈，去了三天才回来。我向他询问接洽经过，他对我说：“这次到边境上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少将，谈吐很好，足见外蒙建国后比从前进步了。
据这个人说，这次来本打算叫我的儿子都嘎尔苏隆一同前来和我见面。只因飞机仓促起飞，没有来得及一同前来。”一面说着，一面掏出带回来的外蒙纸烟，让我吸食。
我又问商谈的情况，他含糊其辞地说；“商谈结果甚好。答应帮助我们，对我个人也很尊重。”接着就临时组织了主席行辕，派定吉利占太为总务处长。
吉利占太就任总务处长后，就把当地巴格达叫来，令其征用牛羊、粮食等物。为时不久，吉致祥用阿旗政府借给的八十只骆驼，驮运粮食赶到。
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孙鸣海等率同新编骑一旅1000余人，由陶乐县到达磴口渡过黄河，经由阿旗草地前来图克木与德王会合在一处。
德、李等会合后，就着手改组“政府”、编制*队军**。“政府”改组的结果是，仍由德王任主席，并给达理扎雅保留副主席的位置。
因秘书长巴文峻，内务署长何兆麟、实业署长白海风留在定远营未来，教育署长林庆僧格回了中公旗，财务署长吴熙宪逃往广州，乃改任吉致祥为秘书长，阿由尔扎那为内务署长，汪亲扎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长。
蒙古议会由议员海福泉代理议长职务，新任张世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重新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兼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宝贵廷任总参谋长，都固仍仓(即白广信)为副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政工、军法等处。把骑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整编为两个师，笫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鸣海，参谋长赵殿臣，师下分编二个团。
第一团团长萨伯音，第二团团长撒嘎拉；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参谋长拉西那木济勒，师下也分编二个团:第一团团长罗布僧巴克希格根，第二团团长翁盖。两个师共约一千多人。
为了表明与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显示蒙古的特征，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恢复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所用的旗章，改用成吉思汗纪年，俨然又把伪蒙疆政府这个死魂灵复活。改组“政府”和整编*队军**初步就绪之后，就召集文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在图克木庙东边开会。
德王在台上训话，首先宣布“蒙古自治政府”的改组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以及各师团长的名单;继而强调要继续进行蒙古自治运动，打开民族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坚固团结，克服困难。德王训话完毕，会议就告结束。
这支部队形同土匪。他们四出争抢当地牧民的骆驼，粮食、牛羊、衣服、器皿等物品。特别是一些官兵随意强奸妇女和杀戳牲畜，糟害粮物，更引起当地牧民的痛恨!例如：在抢夺骆驼和马匹时，如驼马四散奔跑，就用枪打死；抢用人民的粮食喂马，任其撒落满地；把驼运所用的草席子割破喂马等等。
住在这一带的牧民实在不堪其扰，一部分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大多数逃往沙窝和山区中躲避。但因德、李部队多系蒙古人，既通晓民族语言，又惯于草地生活，无论牧民躲到那里，也能追踪赶到，翻箱倒柜，乱行抢掠。
稍不随意，非打即骂。我听到这种情形，就向德王说：“部队这样乱抢乱夺，不仅会失掉民心，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牧民都说这是德王的*队军**。这样下去，必将引起牧民的反抗，必须设法约束部队。”
德王不胜感慨地说：“我德某人从事蒙古民族复兴工作多年，虽然在蒙古民众中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自信也没有什么坏的印象。这次到阿旗来，部队纪律这样坏，恐怕对我就只有坏印象了!”
我还将这个意见向李守信说了。李大发牢骚说：“我是拉竿(东北土语，即当土匪)出身。拉竿还讲义气，还有纪律。这个部队真比土匪部难带。到处乱抢，约束也不听，这样下去，怎能存在得住!”
嗣即由德、李等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征用给养，约束部队，收拢人心的办法。认为在目前缺乏粮食的情况下，也只有向当地人民征用。但是部队出去征用时，必须配属政治人员，向牧民说明部队的艰苦情况，不得己征用给养的苦衷，以取得牧民的谅解。
并且在征用时，要给牧民留下可资糊口的粮食，并且征用多少，要开给借用证，将来照数还清。当即组织统筹给养委员会，由汪亲扎布任主任委员。但因政治工作人员太少，部队居住又极分散，无法统筹解决，部队仍然外出抢掠。
这时部队官兵对德王、李守信等人也是怨声载道。有的说，把我们领到这个沙漠草地来，人无粮食，马无草料，怎样维持下去?早知如此，就不跟他们到这里来了。也有的说，我们冒险出外抢，他们坐在家里吃，还说这说那，难道等着饿死吗?德、李等人也只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了。
德、李部队在图克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此地有新绥公路通向绥远，如果绥远一旦解放，*队军**很快就能开到，实非安全之地。德王曾对人这样说过：“这条路倒不要紧。
据我所知，驻在包头的部队有刘万春所部约3万人，鄂友三骑兵旅约7000人。他们二人未必愿意投降*产党共**，就是勉强接受解放，也未必派兵来打我们。我们如与刘、鄂等进行联系，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
德王曾有联络刘、鄂的意图，只因摸不清当时绥包一带的情况，又无适当的人前往联系，方才作罢。当时德王虽对绥远这一条路不做戒备，却很关心通往乌盟中公旗这一条路。因为当时听说乌勒吉敖喜尔率领内蒙人民解放军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攻围**。
曾派汪亲扎布代表前往联系做缓冲，只因道路不熟，未能前往。乃又派人联络乌盟盟长兼中公旗札萨克林庆僧格和他合作。林鉴于大势已去，未为所动，只送给德王全副鞍革占 的走马一匹和一顶帐房了事。
对于图克木通往定远营和银川这条路，德王更是担心，深恐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和阿旗保安队配合前来围剿。因此，不敢在图克木久停，计划向巴伦沙尔札移动。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扎雅派洛不登、包国栋二人前来图克木送达文件，并说兰州彭德怀司令员和宁夏解放军同意同德王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希速派员前往。但因当时虽有南进找国民*党**、北上归向外蒙、东去接受解放的三种主张，而以南进一派主张最占上风。
深恐洛不登等前来传达商洽和平解放问题，动摇军心，就把洛不登、包国栋二人软禁起来，不叫与部队接触。这事为我所闻，就向德王建议说：“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曾是和我们共过事的人。
这次冒险前来送信件，传达宁夏方面的意见，竞把人家软禁起来，殊觉不当。依我意见，应当立即解除监禁，恢复自由，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和平接受解放的问题。”德王和李守信、宝贵廷等商量后，决定派我为代表，并将洛、包二人解除了软禁，准备和我一起回定远营进行商谈。
我即依照德王的意旨，草拟致宁夏省方面的函件，内中首先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其次是说明德王从事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情形，体察蒙民愿望的有资望的人，并非国民*党**政府的官吏。
最后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第二，要求统一东西蒙古。我拟好函件初稿之后，就送请德王核阅，并说；“我们在函件中既要求统一东西蒙古，又要求承认统辖西蒙的蒙古自治政府，这是自相矛盾。既是商谈和平，接受解放，当然就要涉及部队改编问题，不先谈判这个具体问题，仅谈东西蒙古统一和要求承认自治政府的问题，双方距离太远，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当再做修改和补充。”
德王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承认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主张南进找国民*党**，反对东去接受解放。你如果主张接受解放，会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看对方如何答复。宁夏方面如果解决不了，你可去兰州见彭德怀。
如再解决不了，也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还是尽快走吧，我们明天就率领部队前往巴伦沙尔扎。”我又向他要求说：“既然派我当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候我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和人家接洽，你们率队向西转南逃跑，我还代表谁?那我就成为你们缓冲的牺牲品了!”
他又对我说：“你去吧。我们到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或南移动。你如交涉不成，就随后赶我。”并又嘱咐我：只谈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不要谈他个人出路问题。”随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样等研究讨论商谈函件，他们均表同意。
经过这次和德王谈话之后，我觉察德王并无接受解放的诚意，所以派我当代表去商谈，是怕宁夏方面派兵围剿，把我当做缓兵之计的牺牲品。当时，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欣然接受了商谈任务，是因为我认识到再不能跟德王走死路，就是德王部队不愿和平解放，我个人也要接受解放归向人民。
于是就在当年10月下旬。带着我的族侄陶世昌，随同洛不登、包国栋等一同到了定远营，面见达理扎雅。达对我说：“现在彭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宁夏军政方面也给我有信，嘱我协助争取德王、李守信部队归向人民。
你当代表前来很好，赶快去银川商谈吧。”达即派张钦武、戚涛、罗昇平三人陪同我前往银川。张钦武曾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率队起义之后，面见彭总司令和政委张宗逊，嘱咐我到阿旗做争取德王和他的部队的工作。
彭、张等领导人还说，德王过去投靠日本，组织伪蒙疆政府，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只要今后不再与人民为敌，投向人民的怀抱，过去的事可以谅解，不再深究。”我们到了银川以后，由省委*战统**部长王志强，军管会联络部长甄华等领导人出面接待。
翌日，潘自力主席、孙殿才副主席、曹玉参副司令员等军政*长首**在宁夏省人民政府接见了我。我即将带来的函件送上，并在口头上又作了些说明。潘主席答复说：“德先生所要求之事，较为复杂，牵涉面很多。我们希望德先生亲自前来面谈。请你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德先生。”
曹玉参副司令员说：“我们对德先生是宽大为怀，特请他前米面谈。如仍执迷不悟，继续扰害阿旗人民，我们即将派兵围剿。”阿旗代表戚涛说；“现在德、李部队扰害阿旗人民甚烈。阿旗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准备调动保安队及民兵抵抗。希望省政府从速解决此事，否则难免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谈话之后，把我安置在达理札雅在银川的住宅，招待至为周到。
王志强部长时来看望，殷切垂询我还有什么意见，德、李等人还有什么顾虑?我即对王志强部长说：“德王等所考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民族的出路，一是个人的安全。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已经在*长首**们接见时都说了，不必重复再说。
关于个人安全问题，无论是德、李等首脑人物，或是部队中的一般员兵，都有一定的顾虑。德王曾和我说：‘象我这个有点名声的蒙族人士在毛主席那里，或者能够得到宽大；但在内蒙就恐怕得不到饶恕。听说已经宣布我为战犯。’”
王志强部长当即对我说：“*党**中央并未宣布德先生为战犯。内蒙公布与否我不详细知道。别说未曾公布，即便公布为战犯，如若不再战，投向人民，就不是战犯。例如傅作义就曾是主要战犯。但自放下*器武**，归向人民之后，不但不是战犯，还予以适当的位置。希转告德先生不要以此为虑。”
我又谈了部队里的思想情况。我说：“德、李部队是从东北逃到西北来，一路抢掠烧杀，造下很大罪恶，因此顾虑重重。深恐投诚之后，即便*党**和政府不咎既往，宽大处理，但恐被害人民起而告发，仍然究办。”王志强部长答复说：“德、李部长归向人民以后，如被害人民起而告发，*党**和政府可以向人民解释。
*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经负责解释，人民会宽恕的。”宁夏军管会的联络部长甄华也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初到张家口时期，曾把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这个大汉奸枪决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敌我对垒时期，斗争激烈，当然对敌政策从严。现在全国已经面临解放，需要确立安宁秩序，*动反**派无论跑到那里，也逃不出人民之手，所以从宽。”同时我也看到：宁夏解放后，旧政府官员均都妥善安置，待之至为宽大。
我深以王、甄二位部长所述为然。在银川住了三天，就带着潘自力主席回复的信件和赠送的礼品，回到定远营。后由阿旗政府发给护照派人带路，备好乘驼，护送我前往巴伦沙尔札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