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8日，淞沪战场激战正酣，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以及陈诚的举荐，老蒋终于同意了新四军的军长人选，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经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从国外归来的叶挺将军受任后，立即在汉口太和街26号开设了新四军军部筹备处。不过牌子虽然挂起来了，军长也走马上任了，然而这个陆军新编军应辖的部队和士兵们，此时却还散布在南方八省的大山和丛林里！
（叶挺将军）
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然后奔赴抗日战场的谈判，其实早在1937年9月初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由于老蒋心里有鬼，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对老蒋而言，既然陕北红军已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如果不同意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也进行改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是同意改编呢，又担心新四军借此机会发展壮大，所以是一拖再拖，直到淞沪战场渐成颓势，老蒋才有些坐不住了。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北伐名将叶挺*亡流**海外长达十年，并且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回国后曾隐居上海，“八一三”后亲眼目睹了淞沪会战的惨烈，身为军人，叶挺一心想上阵杀寇，却苦于报国无门。偶然的机会，叶挺与周恩来在南京相逢，周公谈及：“希夷，我正和南京政府谈判，主要是谈我们陕北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另外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问题也要谈，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说到这里，周公意味深长地问起了叶挺跟陈诚、张发奎等人最近有无联系，有些话其实不用明说，叶挺秒懂。
一、陈诚力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职务。
叶挺、张发奎和薛岳曾被誉为“粤军三剑客”，那是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三名营长，还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关系自不必说。而保定八期生陈诚早在北伐时期就与叶挺熟识，并且对这位铁军名将颇为敬重，即便是叶挺*亡流**香港期间，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而现在张发奎、薛岳都在淞沪战场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等要职，陈诚更是位居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还是老蒋越来越倚重的军界第一红人。
所以叶挺明白周公话里隐晦的意思：如果陈诚能就此事向老蒋进言，那么新四军的组建很快就会有眉目了。事不宜迟，叶挺很快就拜见了保定校友陈诚，他们首先谈起了中日战局，说着说着也就谈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叶挺直言：“是不是可以由我出面，组织一个军，经过训练，也是一支不小的抗日力量呢”！陈诚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不知道委员长是什么意思，叶挺趁热打铁：“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陈诚应了，表示愿意有机会跟老蒋说一说，分别时叶挺特意说道：“那我们又可以一起打日本了”！
（陈诚）
陈诚果然没有食言，不久就跟老蒋提及叶挺有意出任改编后的军长一职，老蒋起初没有同意，后来又问了几个心腹，也都说叶挺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孙中山的警卫营长、北伐名将、也不是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党**员，于是改了主意，遂有1937年9月28日的任命。叶挺就职后，还巧妙地经过何应钦的批准，亲身前往延安一行，当面表态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就这样，新四军的组建进入了快车道。
那一段时间叶挺将军异常忙碌，而且还要同时跟两方面进行联系：一方面，要跟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交涉改编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还与延安保持着密切的电讯联系，接收延安派来的干部，但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和开赴改编地点的细节。由于南方各省游击队几乎全部都与*党**中央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这些队伍均处于独立生存和分散作战的状态，把他们一支支聚拢起来谈何容易？
当时的情况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们，有的从外界得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消息，正在单独与地方当局谈判；有的根本不清楚时局的变化，继续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有的则因为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而正在观望，总体情况非常复杂。
（叶挺、张发奎、黄琪翔等合影）
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历经了三年的“浴血坚持”。
红军主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正规部队有16000余人，另有近20000人的伤病员和地方武装，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非常惨重，主力尽失，余部分散在各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为革命保存了十分宝贵的火种。而在敌人的严密*锁封**下，这些红军游击队形成了分散的十几块游击区，且基本是独立作战，其中比较规模较大的包括：
湘赣边游击区：傅秋涛（开国上将）领导的1100余人的游击队。
赣粤边游击区：陈毅（开国元帅）、项英领导的700余人的游击队。
闽西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领导的1200余人的游击队。
闽浙边游击区：粟裕（开国大将）、刘英领导的600余人的游击队。
闽东游击区：叶飞（开国上将）领导的约1000人的游击队。
（项英）
另外在江北的大别山区，还有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1800余人、鄂豫边游击区周骏鸣等率领的游击队1300余人。在革命历史文献上，把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经常比作“南方星火”，现在要把这些星火汇聚成为新四军“一条火龙”，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寻找到活动在赣粤边地区的项英和陈毅同志，因为两人*党**内职务较高，是南方各省游击队都熟悉和了解的重要领导，
如果*党**中央能够跟他们两人恢复联系，则他们可振臂一呼，尽快完成中央指示的传达，以及各地游击队下山整编的重要任务。不过这事叶挺将军显然无能为力，他既不是*党**员，也没有经历过红军发展壮大的战争阶段，跟项英和陈毅更不熟悉，所以任务落在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剑英叶**、博古两位同志身上，可是两人问遍整个办事处的同志，竟无一人认识项英，毕竟都是从陕北来的年轻人。
*剑英叶**和博古急得不行，发动大家想办法寻找人选，结果还真就找到了：当时经过周副主席的努力，南京当局刚刚释放了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有一名叫顾玉良的同志，说自己认识项英。
（*剑英叶**）
当然马上就把人喊来了，两位领导问顾玉良怎样认识的项英，顾玉良回答说：“1928年到1930年，我在上海做交通员时，常到他那里送文件，同他很熟悉”（注：顾玉良是上海嘉定人，曾任中央内部交通员和江苏省委秘书，1933年被捕）。*剑英叶**和博古闻听非常兴奋，很郑重地对顾玉良说：从报纸上获悉，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项英同志，近期正在江西一带活动，跟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上级要我们办事处立即派人找到他，有重要指示向他当面传达”。
历史的真相是，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政策和方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并不完全了解，而老蒋又下密令搞阴谋，如此也就造成，各地游击队在跟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中，把握不好方向，也出现过因为麻痹大意被敌人缴械甚至杀害的情况，所以向他们传达指示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
（博古）
三、顾玉良携火漆信只身前往江西寻觅项英。
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顾玉良先是上街置办了几件衣服和皮箱，然后领到了一套崭新的军服，回到办事处以后向八路军参谋长*剑英叶**报到，*剑英叶**严肃地嘱咐说：“小顾，你这次去江西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上尉副官，信函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拿起桌上的两个信封，一封写着“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熊斌参谋长敬启”，另外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则是火漆封口，上书四个大字：项英亲启。
*剑英叶**特别交代说：“你到了江西，就持公函去南昌找熊斌，他会派人带你找项英的，信件必须亲手交给项英，万万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此外，你还要口头向项英传达以下四条指示”：
（解放战争时期的顾玉良）
1、游击队的领导人可以下山谈判，但不能把部队带去。
2、要警惕国民*党**方面的诡计，部队在山中行动要隐蔽，如果他们挑衅，要坚决还击不能手软！
3、要边谈判边扩大队伍和筹集给养。
4、谈判成功后，不要再以红军的名义活动，等项英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安排好那边的事情，你再同他一起到南京来。
顾玉良点头称是，等到他穿好那套崭新的上尉军服时，才发现自己连军礼都不会敬，*剑英叶**马上找来办事处一位徐姓参谋，教顾玉良如何敬礼，顺便还教授了一些军人见面时的礼节和常识。1937年10月3日，一切准备就绪后，顾玉良只身一人乘船从南京前往九江，然后改乘火车直奔南昌。
（邓子恢）
四、顾玉良到达江西最先找到的却是陈毅。
顾玉良经过三日的车船奔波，于10月7日上午风尘仆仆赶到了位于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并且见到了参谋长熊斌。这位中将参谋长熊斌并非中央军嫡系将领，而是出身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统，曾任南京参谋本部总务厅长，政治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他看完*剑英叶**的亲笔信后略一思索，随即唤来一名叫陈洪时的司令部参谋，命令他陪同顾玉良马上赶往江西吉安，显然熊斌是知道项英下落的。
保安司令部的汽车开到吉安已经是黄昏时分，这个陈参谋把顾玉良带到一家很破旧的旅馆前，对顾玉良说：“项英就住在这里”。两个人走进一个房间，看见里面一个人正在伏案写东西，陈洪时介绍说：“他叫陈毅，也是这里的负责人”。陈毅闻声抬头，热情地走过来跟顾玉良握手，此时那个陈参谋向他介绍了顾玉良的身份和来意，陈毅爽朗地说：“项英去大庾县了，要过一些日子才能回来，你有什么信就交给我吧”！
顾玉良大致做了一些情况介绍，陈毅非常高兴：“这下好了，可同中央联系上了”，转身喊来警卫员给顾玉良安排住处，又对陈洪时说：“陈参谋，谢谢你护送顾副官前来，回去代向熊参谋长问好”，陈洪时一边点头一边告辞离开。结果陈洪时刚刚走出旅馆，陈毅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压低声音对顾玉良说：“这小子是个叛徒，可以利用他，但不能相信他”！这话把顾玉良吓了一跳，没想到江西这边的情况如此复杂。
陈毅接着问：“中央还有别的信件吗”？顾玉良回答说：“有，但必须亲自交给项英”，陈毅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聊起来目前跟江西地方当局的谈判是如何开始的，陈毅解释说：“前不久才开始，先是赣粤边的同志在香港《工商时报》上，看到*党**中央致南京方面的电报全文，许多同志都认为是假的，我和项英也拿不定主意，不敢在*党**内提出，怕弄错了，不好收拾”。
（项英和陈毅）
“大约是7月中旬，我弄到一批香港出版的报刊，其中有本杂志叫《新学说》，上面刊登了毛主席在延安苏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注：1937年5月会议召开），这是我和项英从1935年3月与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的新消息。这以后赣粤边特委在池江以北的山上，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决定把红军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还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我和项英也决定下山，跟江西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谈判”。
对红军游击队三年来的艰苦卓绝，顾玉良深为感动，也介绍起国共高层谈判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相关情况，两个人毫无睡意几乎聊了个通宵。
（叶挺和周子昆）
五、时隔三年陈毅终于看见了中央的指示信。
次日上午，顾玉两陪同陈毅出席了在吉安进行的国共谈判，对方无理要求红军游击队停止活动，不得再进行筹粮筹款等等，陈毅则针锋相对，痛斥道：“你们四处宣传，说是我的部队向你们投降了，引起我部一些指挥员的不满和反感，你们至今没有解除对我军的包围，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的疑虑，在这种情形下，我陈毅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说服他们”！
陈毅悲痛地说：“我派去的联络员，已经有多人被他们误杀，你们凭良心说，这该怪谁呢”？
对方不但狡辩，反而威胁说：“陈先生，部队不听指挥，是你治军无方，如果你同意，我的部队几天之内就能剿灭他们”，顾玉良拍案而起，把国共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内容一一讲给对方，同时转达了在南京的周副主席、叶参谋长的意见，最后对他们说：“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半个中国了，而你们却把枪口对着自己人，你们这是在履行协议吗”？对方理屈辞穷，又慑于周、叶两位*长首**的赫赫威名，于是态度开始软下来。
（叶帅在延安）
整场谈判期间陈毅不断地讲道理，而顾玉良则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名义插话帮腔，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辩论和交锋，对方不得不勉强表示，将停止错误宣传和撤走搜山的部队，陈毅和顾玉良取得了初步的谈判胜利！回到旅馆后，陈毅对顾玉良的谈判能力赞赏有加，两个人边喝茶边交流，关系逐渐加深，陈毅对顾玉良说：“小顾，你来吉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想再留你住在这里，明天派人送你去大庾见项英吧”，顾玉良高兴地同意了。
聊着聊着，陈毅突然问道：“玉良，你相信不相信我”？
顾玉良一楞，随即回答说你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中央办事处主任，我当然相信你！
陈毅直说了：“我是说带给项英的信能否让我先看看”？
顾玉良坦言：“不行，信是用火漆封口加盖印章的，临行前叶参谋长再三交待，除了项英谁也不能打开”！
陈毅着急：“可我正同国民*党**谈判，急需知道中央的精神”！
（新四军女战士）
顾玉良很是为难，用沉默表示确实要遵守纪律不能同意，陈毅不再说话，只是低着头大口吸烟，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坐了许久。顾玉良根据白天谈判的情况来看，也深知陈毅所言非虚，如果不了解中央的准确意见，在谈判和下山整编问题上就容易出现偏差，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考虑，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陈毅可以看信，但是阅完要重新封口，同时需要在信封的背面注明陈毅拆阅过此信。
陈毅大喜照办，认真看完中央的指示信以后，他心中的许多问题都有了答案，遂再三感谢顾玉良的通情达理，第二天即派警卫员护送顾玉良前往大庾县池江镇，项英正在那里跟对方交涉。
（陈毅）
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聚成为“火龙”。
项英是红军主力长征在出发前，被紧急任命的苏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奉命率领留下来的少数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所以也是南方各省*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最高领导，这也是*剑英叶**要求顾玉良必须把火漆信交给项英亲启的原因。即便是新四军正式成立后，项英虽然只是副军长，不过*党**内职务却是“政委兼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顾玉良面对陈毅拆信要求时的犹豫。
江西省大庾县池江镇，也是双方公开进行谈判的场所，所以顾玉良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项英的所在，而且项、顾两个人之前又比较熟悉，根本不需要什么客套，项英一边拆信认真看，一边听取了顾玉良口头传达的四项指示，之后显得非常兴奋，嘱咐顾玉良好好休息，然后急匆匆带着警卫员就出去了。
在完全失去与中央联系两年多之后，突然能够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对项英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雨”。
（新四军主要干部合影）
项英用了差不多两天时间，安排好了吉安方面的事情，然后与顾玉良乘车共同赶往南昌，在取得熊斌签发的通行证以后，兴冲冲赶往南京。在三年的南方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多次面临绝境，终于都有惊无险闯过来了，比如我们小时候就熟读的《梅岭三章》，现在终于能够重见战友们，项英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激动，车行至兴国时，还特地买了套像样的衣服，这是他革命生涯中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1937年10月14日，项英到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受到博古和*剑英叶**的热烈欢迎，由于时间紧迫，他在南京只住了一夜就飞往延安，1938年初再返回南昌，正式就任新四军副军长。
（周子昆副参谋长）
而顾玉良的使命远未结束，回到南京后，*剑英叶**对他的江西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1937年底，他再次受博古、*剑英叶**和李克农等同志的委托，前往江西铅山和闽东地区联络红军游击队，此时新四军军部已经宣告成立，他的身份变成了“新编第四军军部少校参谋”。在江西铅山，他跋涉百余里山路找到了游击队负责人黄道（1939年牺牲）、曾镜冰（解放战争时期任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同志，把*党**的文件和指示带给了他们。
之后顾玉良又马不停蹄赶往福建，首先到福州求见了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跟叶挺将军是老朋友，看见是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员前来，也给予了很大的方便和配合，使顾玉良顺利在宁德地区找到了叶飞等游击队负责人。在陈仪的命令和顾玉良的斡旋下，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很快跟地方当局完成了谈判，并签定了包括五项条款的协议，剑拔弩张的情况得以缓解。
（张鼎丞）
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发通报，规定新四军的编制情况如下：
一，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每月发给经费15000元及军部经费等共16000元。二，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准予照委。三，拨遣费准发30000元。四，所称垫借伙食费，应另案请理。五，开拨费准发给10000元。六，准发给五瓦特无线电机五架。七，该军归陈诚总司令指挥。
经过*党**组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以及顾玉良这样的同志之不懈努力，1938年春，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共10000余人，开始分批向皖南的岩寺地区集中，新四军终于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和整编，即将奔赴抗日战场。
尾声：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叶挺将军被重庆当局无理扣押，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延安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为代理军长，部队扩编为七个师，成为华东敌后战场的骨干抗日力量。顾玉良同志在新四军组建完成后，再被派往浙江工作，担任浙江临时省委常委兼宁绍特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浙西特委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顾玉良担任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上海解放后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93年因病逝世。
（延安时期的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