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十二)：票号的风险防范机制
崔满红等
一、 汇兑经营风险防范
票号主营汇兑，所以汇兑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1、防伪技术。金融机构必然面临伪造冒领的风险，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票号有一套缜密的防伪技术。
纸张印刷、字迹及图章。汇票使用特制纸张，首面印有图案，不易伪造，“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数。”内藏水印与现在人民币的水印原理相同。汇票由固定人书写，他的字迹要通报各分号，以字迹辨真伪。有的票号还规定，分号经理必须在汇票上签字，不准代书。图章是中国传统的防伪技术，刻法很细，甚难伪造。
密押。票号创造了一套汉字作符号的保密方法——密押。把汇票金额、日期等都用汉字编成密码，外人不得而知，自然难以伪造。为了防止密押日久纰漏，经数年必改。现代银行虽然都采用电子密押了，但其原理与票号无异。
创造三联式汇票。票号发展到后期，为了防止伪造汇票，改用三联式汇票：第一联叫“票根”，发汇庄留存备查；第二联叫“送票”，寄收汇庄，兑付时汇款人所持汇票进行核对，同时作为付款通知单；第三联即汇票，交汇款人，作为汇款凭证。
以上的防伪技术，在当时可谓先进，即便是现代银行大抵也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只不过是更精致些罢了。
2、“认票不认人”与“面生讨保”。为了便利客户，防范风险，票号普遍采用“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认票不认人”，即汇票是兑付款项的惟一要件，凭票付款，无论取款人是否为抬头人，只要汇票无假，照兑无误。这在客观上便于汇票的流通转让，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但这样一来，就有丢失汇票被人冒领款项的危险。虽然票号有挂失制度，但当时的通讯条件无法保证款项在挂失前不被冒领。当然，“讨保”的汇票就不得转让了。
二、资产负债管理风险防范
票号的负债业务有资本金、公积金、存款、发行纸币、占用客户资金及借入款等，资产业务主要是放款和准备金现银等。
（一）资本金管理
1、正本与副本。正本即票号的股本，现代谓之“核心资本”，是票号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安全性的根本保证。副本包括资本家存款和“统事”，现代谓之“附属资本”。首先，资本家的所有现款，“无论巨细，都在票家存储”，虽为存款，其实是当作资本使用的。其次，“统事”是资本家和享有顶身股的经理伙友，按红利的一定比例提款，存入号中的款项，作为资本使用。除非东家撤股、伙友辞铺，不得提取。“票庄的资本，号称百万，大概是连‘统事’也算在内”。
2、倍本制度。“一家票号的资本，最初只有几万两，或十数万两，后遇账期分红，实行倍本，资本陆续增加”。例如，“大德通原本为十万两，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成了二十五万两。”倍本制度提高了票号的资本充足率。
（二）提取公积金
“‘公座厚利’是在账期分红时，在财东银股和职工身股未分配之前先提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公座’（公积金），以便‘厚利’”。而且，“要评估妥当，不宜过厚太薄”。票号提取公积金“专为济急或扩充营业之用”，“提用此款项时，必须经过财东同意”。
（三）保持整体流动性
准备金是一个金融机构保持流动性，防范支付风险的第一道屏障。无论开展汇兑还是经营存放，都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准备金不足就无法应付新增*款贷**的需要，也无法应付提存和兑付汇款，甚至还有被挤兑而倒闭的危险。但太多的准备金会使票号的整体盈利水平下降，在竞争中失利。
1、确定准备金额度。那时票号没有“准备金率”的概念，而是规定各分号存银数的上限。如大德通票号“限定每月存银，不准过一万之数”既是为了防止抢、盗风险，优势为了限制准备金数额，减少非盈利资产，使利润最大化。
2、准备金头寸的调剂。第一，从总号或者联号那里调剂头寸。第二，与其他票号或签字等金融机构互相拆借资金。第三，头寸过多时寻找客户放款，头寸不足时主动吸收存款。第四，办理逆汇。票号汇兑业务分为顺汇和逆汇。顺汇即通常意义上的汇款；逆汇却与存放款相联系：如乙分号先收款，甲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存款的结合；乙分号先付款，甲分号后收款，是汇兑与*款贷**的相结合。其相同点：都是甲分号承揽业务。当准备金不足时，就用第一种逆汇方式，付给客户利息，确保业务不落到竞争者手里；准备金过多时则运用第二种逆汇方式，赚取贴息。
（四）信贷原则
1、谨慎原则。“票号平常放款目的不同，不图厚利，但求稳妥与活动，最忌冒险与迟滞”。“第我号人地生疏，成城市风浇薄，暂时补习放手贪展……半年后市面渐熟，心中国有底据，再做贪放，为未晚也”。
2、*款贷**人分散原则。票号为了分散风险，规定单个*款贷**人*款贷**最高限额。“查我号定章，纵是上上字号，至多不得逾三万之数，连号枝号亦在其内”。
3、平定风险等级并依据其确定*款贷**额度。“上上招牌，*款贷**不得过三万元，上招牌不得过二万元，上中招牌不得过一万元。上中招牌必须审慎”。
4、风险收益对等原则。向钱庄、大商号放款风险小，利息也较低；而向官吏*款贷**风险大，则利息极高。到票号经营后期，甚至拒绝贷给官吏。“至于*场官**人名*款贷**……分两不准。”
5、以信用放款为主，间作抵押放款。票号重信用，轻抵押。票号经营早期，只做纯粹的信用放款，而不事抵押、担保，这与意大利金钱商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不做抵押*款贷**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从事的大部分是商业性*款贷**，具有自偿性。而是大商业家视信誉为生命，而且资力雄厚。二是无合适抵押物，首先商家*款贷**采购的商品不宜作抵押物（因为*款贷**的风险就在于商品损毁或滞销）；其次他们的家产不宜作抵押物，行商们背井离乡，行游天下，其家产可能远在万里，不易估计也不易处理；再次当时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也没有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用于抵押。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票号也有做抵押*款贷**的，据载，黄杏樵于清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以招商局股票五百三十一股，计股本银五万三千一百两，交与沅丰润作抵押借银五万两”。进入民国以后，抵押*款贷**更是经常的和普通的了。
6、“预提倒款”、“撇除疲帐”。“预提倒款”，即预提呆坏帐准备金；“撇除疲帐”，即及时剔除坏账，防止虚盈实亏。“这种化解措施，就是在账期分红时，从盈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倒账准备金，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以备抵消倒账损失”。
7、禁止内部人借款，禁止个人以票号名义借款等等。
（五）存款方面，树立正确的吸存方针
票号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实行规模适度原则，不盲目拉存款，“至于生息之款，利小者尤可收用，若系四厘以外之款……婉推躲用为善”，“我号架本颇巨，不宜以大利上款也”。由于信誉卓著、资金充裕，票号吸存的成本很低（定期存款月息2—3厘，活期不计息），极盛时期存款额相当于其资本的20—30倍，成为营运资金的主要来源。也由于票号的资信，使其得以大量发行银两票，有力地支持了汇兑和信贷业务的发展。
（六）重视利率、期限风险
“逢镖过节利息上升，汇兑存放皆要审慎”；“估划标前一个月可以得信，即可收汇。若期过于促近，零星故可照收，若大项即宜暂避”。
（七）最终清偿力——东家个人资产
虽然票号资本家的个人财产名义上不属于票号所有，但由于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在关键时刻资本家的个人财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资本家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质量是票号渡过难关的最终保障。辛壬之变后，大部分票号倒闭了；但少数票号，如大德通、三晋源等却巍然不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资本家殷实富厚，可以大量拨款，应付挤兑，保住了信誉，保住了票号。
三、“龙门账法”与结算制度
（一）“龙门帐”簿记制度
票号的财务制度是按“四柱清册”的理论进行核算的，这与其他商号的做法一样。但票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开创了中国近现代会计中“复式簿记”的先河，票号的每家分庄所汇出之款必是另一家分庄汇入之款，所以每家汇款都要在汇出分号和汇入分号同时登记、报送总号，总号逐核对平衡，形成了原始的复式簿记制度，以后又逐步改进为“龙门账”和“四脚账”。
龙门账是产生于我国明末清初有山西商人创立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是我国最早的复式记账法。龙门账法把全部账目分为"进"、"缴"、"存"、"该"四个部分，以“进－缴＝存－该 ”作为会计平衡等式，“进”相当于各类收入，“缴”相当于各种费用，“存”相当于各种资产，“该”相当于负债和资本。龙门账法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把管库和管账分开，即出纳、会计分设，相互监督，因此，票号虽历百年，罕有差错。
（二）票号的结算制度
会计结算对于反映经营活动、提供经济信息、进行内控监督及防范控制风险等方面至关重要。票号的结算制度是“月清”、“年总结”，即每月清帐，年终总结账，大账期决算分红。具体步骤是：各分号每月月底将本月各经营项目逐一眷录“月清摺”，并结出与总号的存欠数，报送总号，总号汇集所有分号的“月清摺”，结出总的存欠数（即利润总额）；“年总结”则汇总全年的“月清摺”，结算全年利润，然后眷一清单，向股东报告；遇大账期，清单还要列出分红方案。月清和年总结是总号控制分号的重要手段，“总号看过之后，不仅可以稽核数字，而且可以明了都是做了些谁的主义，有哪些收入和花销，有没有问题”。“盈亏一概了然”“认为有问题，就通过业务信件指示分号”。
（三）汇差清算
票号“汇通天下”，汇差总有此长彼短的时候，如不及时清算，不但会占用大量资金，而且日积月累，还会带来流动性风险。票号的做法是：各分号之间及它们与总号之间，平时经常性互报头寸，每月月底报汇差（现银收支差额）并记账清算。账务处理为：收大于支，记存放总号减少，支大于收，记存放总号增加。票号为了财务平衡、加强核算，逐月清算汇差，但并不一定马上调拨头寸。因为，一则此时汇出，彼时汇入，可以“同业中互相抵账划销”，即所谓“相杀法”；二则可以与其他金融机构相互拆借。当头寸过大时则必须调拨，调拨也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其他票号汇款过去；二是起镖运现。
（四）票号的信息系统
在当时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票号能汇通全国及海外，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经营存款游刃有余，操全国金融之牛耳，全赖当时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
（1）“神经末梢”——跑街。跑街耳聪目明，是票号重要的外勤人员，他们“奔走街市，藉以调查相交易者之信用，又访查商况”，充分掌握当地动态，如商情、行息、汇水、银根之松紧等。每晚归来，必向经理详细报告。使经理准确掌握本地市场消息，防止决策危险。
（2）信息传导——营业报告制度。各分号联络，除上述的会计报表外，还有每天都进行的营业报告。一份报告通常分四部分，其一般结构顺序是：正报、附报、行市及叙事（或另起）。正报是最核心的部分，记载本庄对收报庄之直接营业事项（主要是汇兑，报告包含汇款人、金额、汇水、日期、平色等要件）；附报是最大量的部分，记载每天营业的收交数字和本号的全盘情况，互报头寸，抽活银根；行市是报告本地汇利行情和“疲快”信息的部分，下面写上报告日期，到此固定格式的报告就算写完了。叙事是在正常报告终了之后，一般在晚上由经理亲自书写，主要内容是对业务、人员、行情等的评论、意见或指示，这部分没有定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票号之间通过这种经常性的报告制度传递信息，互通有无。
（3）不定期的信札往来。它们平时用平信，如遇突发事件或行市暴涨暴跌时，则采用加急专信，电报通后则拍电报。总之，要在第一时间把情况通报出去，抢占商机，防范时滞风险。
四、敏锐的嗅觉和灵活的经营
由于票号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跨国经营，所以它对各地的经营状况，甚至国际环境保持有高度的警觉，一旦有风吹草动，它便能及时改变经营方针。清代后期，风雨飘摇，政治风险显得特别突出。票号对时局变动高度敏感，是其搏击风浪，逆水行舟，在百业皆废的年代却能够化险为夷，盈利空前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票号在太平洋及捻军活动地区频繁撤庄与复业就是典型例证。其灵活的经营方略体现在：（1）撤庄并非消极退却，而是退却中有进取，撤庄中有繁荣。例如，“重庆是否安静，它要广州分号随时查问。如果重庆平静，‘红花之票仍祈照常收会，不可让他人收之。’”（2）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裁撤或新设分号。屯溪原是茶商贸易之地，但随着交通的发展，屯溪的贸易地位丧失了，票号也就不在哪里设庄了；苏州原是票号云集之地，但随上海贸易地位的提高，苏州的分号纷纷迁往上海或在上海新设分号。
五、 内部风险防范与控制
（一）严密的组织制度
票号实行总、分号制，总号与分号除正副经理外，均有管账、文书、跑街、管库、记账等业务人员。机构虽然简单，但组织严密，运转灵活，一点儿也不影响总号统筹管理。总号是如何遥控分号的？其途径有三：（1）人事控制。分号上至经理下至跑街，均由总号统一选派、制度。分号人员捎物、回家均须通过总号，分号经理年终还要向总经理“保荐人位贤愚”。（2）账房系统。分号账房向总号账房报送的“月清摺”、“年总结”，由总号查对核实，如有问题即报总经理处理。（3）信房系统。分号信房定期向总号信房报告经营情况，总号也不断地通过信房系统下达指令。
（二）委托代理制度及激励约束机制
“委托代理”和“激励约束”均是现代公司制的时髦字眼，但票号却默默地将其实践了100年。东家经过严格的考察，挑选“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人，“以礼招聘，委以全权”，毫不干涉其经营。这种两权分离的制度不仅使号内责权明确，而且充分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
票号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致其百年不衰。其激励机制有二：一是在非人为因素导致损失时，财东不仅不处罚经理，还会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二是许以“顶身股”。谈到票号，“顶身股”是不能不提的，“顶身股”使票号高层管理人员视票号事业为己任，为票号的利益努力工作，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至于票号的约束机制，也有两条。一是“伙友护身”，就是让票号经理将其身股分红的一定比例存于号中，“以之为谈不经理人损失赔偿之需，非经理人出店时决不复还。二是“认为经理人之过失时，则经理人及其家族全体，对于总店均不可不连带任损失赔偿之责。随时赔偿之未终了以前，下其家族于狱，将彼等之财产全部没收。”
（三）票号的用人制度
（1）严格录用。学徒的录用标准均为15—20岁，对其仪表教养、举动灵活、珠算楷书、吃苦精神等都有严格标准。并且回绝关系户，禁止财东向本号推荐入位。录用后先见习一年，合格者留，不合格者退。留下的还要不断进行考察、锻炼，首先看能否严格遵守号规，其次是转换岗位，熟悉业务，磨炼意志。观其行，视其才，才者重用，不才弃之。
（2）重视培训。学徒要求经常利用业务时间，在师傅指导下练习写字、珠算、背诵平码款等。如有必要还必须学外语，“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
（3）讲求效益。票号聘用人员，坚持“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每家分号依据业务繁简情况，多者不过10余人，一般只有5—6人。雇用临时工也采取“需则招来、闲者辞退”的原则。
（4）只用同乡人，不用外乡人。从总好到分号、从经理到学徒全为同乡是票号的一大特色。用同乡人有利于总号的集权管理和激烈约束机制的推行。
另外，还有人员交流、班期、稽核、离任交接、铺保等制度，以及禁止内部人挪用在暂借等规章。总之，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是所有票号成功的不二法门。
六、互助、双赢机制
山西票商虽然“殷实富厚”，但独木不成林。在竞争中求团结，甚至与其他金融机构也要团结互助是票号能够抵御风险，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
（一）行帮与帮会
行帮是明清以来商人或手工业者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的团体，设有会馆或公所。票号统称西帮或票帮，“对内可以联络感情，协商业务，对外则以团体行动，比较有力”，“如汇兑平色、汇水、贷付期间及利率等种种之规定，皆有公所议决”，所以当时的汇业公所（或钱业公所）成为确定市场行息、头寸拆借和规定同业规则的场所，大大增强了金融业整体防范风险的能力，也为票号的“相杀法”和“酌盈剂虚，抽疲转快”的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到清代末年商部又号召各地成立商会，商会与以前的行帮并无本质区别，但其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加强政府与商行的联系，既有利于当局的政治，又有利于各行业向当局申明自己的权益。
（二）票号与钱庄等的“双赢”
中国近代，票号、钱庄、银号、账局、印局、钱铺、当铺等各司其业，自发地形成“分业制”的局面。票号与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共生关系成为近代中国金融的一大特色。
票号在各地的分号一般都与两三家钱庄或银号建立代理现银出纳关系，除小额收付外，其他收付、保管均有钱庄银号代理。使钱庄银号有充裕的资金开展业务，票号也得以“以小搏大”，节约人力成本。
票号与钱庄等分工协作，利益均沾。在存放汇兑方面，票号主管批发业务，而钱庄等主营零售业务。如果利息是资本的价格，那么票号的利息（批发价格）远低于钱庄的利息（零售价格）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票号的低利率不能说明票号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由于票号在各方面扶持、帮助钱庄等，遇到危机也能得到各方援助。据说庚子之乱后，天津的票号就是在钱庄、钱铺等的协助下收回*款贷**本息的。
（本部分的参与者是李芳副教授和张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