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同志既是领导，又是良师，还是益友。他重视农业，抓住了农业地区发展的根本，但他不只重视农业，对工业等方方面面都很重视，对昌宁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对象：刘文允，1949年10月生。先后任湾甸糖厂厂长，昌宁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县工业交通局*党**委书记、县经济委员会*党**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采访组：吴再忠 张忠海 施应发
采访日期：2021年12月9日
采访地点：昌宁县老年大学会议室
采访组：刘文允同志，您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昌宁县工业、交通等领域工作，您对杨善洲同志有什么样的印象？
刘文允：善洲同志呢，我和他的认识和交往，时间跨度比较大。我们1968年认识，前后40多年，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善洲同志对于我来说，既是领导，又是良师，还是益友。我对他总体的印象和评价是两句话：第一句他是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优秀*产党共**员；第二句话他是勤政廉政、干净担当的杰出领导干部。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在大家传统的认知中，杨善洲同志只重视农业，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他重视农业不假，因为保山本身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地区，直到现在仍然是，抓农业就是抓住了根本。但是他也非常重视工业、商业等这些工作，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而我是有亲身感受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对杨善洲同志的认识、理解和宣传，应该更全面一些，不要造成类似这样的误导。
采访组：刘文允同志，您说您与杨善洲同志早在1968年就认识，是因为什么事情认识的呢？
刘文允：我和善洲同志最初的认识交往，要追溯到1967年底，去参加*共中**中央开办毛*东泽**思想学习班，参加培训的学员是所谓的“三结合”：领导干部代表、*队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1968年初，轮到云南到北京学习，领导小组组长是昆明军区参谋长，保山作为一个大组，组长是军分区的政委。当时，善洲同志是地委副书记，他是干部代表，我和他相识就是在这次*共中**中央毛*东泽**思想学习班学习过程中，当时，他戴一顶黑蓝色的遮阳帽，粗布的中山装，别人给我介绍说这个就是杨善洲，保山的地委副书记。看到他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土里土气，活脱脱就是一个老农民，与我们看到的过去的州官府官，有点格格不入，我们在一起学习了4个多月。
1968年的“五一”节晚上，我们一起登上*安门天**城楼观礼台，毛*东泽**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安门天**城楼，广场上在欢庆“五一”，搞烟火晚会。那次“五一”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东泽**主席和中央领导。现在回想起，那种荣耀时刻，能与善洲同志一起度过，确实也是一种缘分，也为我今后和他多次接触打下了友谊的基础。
昌宁湾甸糖厂车间
采访组：您说到，杨善洲同志除了重视农业，还非常重视工业和其他工作，您在湾甸糖厂工作的时候他有没有到过糖厂？
刘文允：善洲同志不仅仅只是重视农业，对工业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很重视，这不是凭空说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就比如他对工业的重视，这个我在湾甸糖厂任厂长期间，是有亲身体会的。1983年到1985年，我在湾甸糖厂当厂长，杨善洲同志当时是保山地委书记。其间，我印象中他每年到糖厂不会少于两次，当时糖厂是整个保山地区的主要工业了，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工业发展非常重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1983年到1984年的榨季，我们糖厂清净车间的设备出了故障，我正在车间组织工人抢修，因为它是一条龙生产，机械化自动化，中间一处出问题，全部生产线就停掉了。我正在组织抢修的时候，工会主席董云昌打电话找我，说是地委杨书记来，请我马上回厂部。我马上把车间主任和生技科的找来安排了一下，大概耽搁了10多分钟，见到他在料场前面站着，我赶紧小跑过去到他旁边，叫了声杨书记，他劈头盖脸就一顿批评：“刘文允，旧城糖厂和你们虽然是分属两个县，但都是一条战线嘛，有什么困难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能互相吃拿卡要。”我听了摸头不着脑的。后面等他说完我笑着说：“杨书记，你骂我是可以的，可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要让我搞清楚。”他说：“我刚刚从旧城上来，旧城糖厂这个煤供应不上，拉来一车进锅炉一车，车子不到就只能停产。你们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煤”？
原来，他来到就看见我们锅炉车间外面有一大个堆煤的场子，堆着煤的地方最厚的地方有两米多，薄的也有七八十公分，看得出来我们的煤相当丰富。他看了就觉得反差太大了，为什么旧城那么紧张，怎么湾甸糖厂会有那么多的煤，是不是我们把拉到旧城的煤截下了。因为旧城来和睦拉煤，要经过我们糖厂大门口，也可能有人跟他不实汇报，让他心中有了误解。
我搞清楚他为什么生气后，就跟他说：“杨书记，这个你就误解我们了，开榨之前，我们湾甸糖厂也在和睦定了1500吨煤，但是开榨以后旧城糖厂、柯街糖厂，包括鸡飞红糖厂，还有县城一些单位都去和睦拉煤，就供应不上。我们只拉了几车就退出了，就没有再去拉。”他就问我说：“那你们的煤从哪来？”我告诉他我们是自己在崩龙田那里开得一个小煤矿，是我们自己挖的。他一听，觉得我们的做法不错，于是说：“旧城那么紧张你们这么丰富，如果他们供应不上的话你们还是应该支援他们一点。”我告诉他，不是我们不支援，是他们没有来找我们要。我还告诉他，前几天旧城糖厂石灰没有了，要停榨了，开着车子来找，当时虽然我们库存也没有了，只有点已经发出来乳化好的石灰，而且已经在车间了，他们说也要点，于是我们就给他们一车。听了后，他的脸色才缓和了不少，说互相之间一条战线有什么要互相帮助，你们做得很好。这时，我请他回到厂部的办公室，但他不去，就在前边一个小石桌坐着了解情况。他说：“你们生产的技术那些就不用说，把生产情况跟我说一说就行。”我就把这些原料生产情况、砍运情况汇报给他。听了汇报后，他要求：我们要保护蔗农利益，蔗农种甘蔗不容易，非常辛苦，收入也不高，糖厂在收购甘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价格要合理，砍运过程当中要注意维护群众利益。
当年，他听说有些驾驶员拉甘蔗下去会搞一些吃拿卡要，便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有，每年都有这种例子。他又问我们怎么处理，我就把我们那些榨季，包括对运甘蔗驾驶员的规定，处理了几个驾驶员的情况说给他。他听了以后，还是比较满意，他说吃拿卡要必须要杜绝。他强调这件事，我们从中很受教育，那么大一个地委书记来下乡，一个工作人员都不带，就有一个驾驶员，开着旧的一辆吉普车，深入到田边地头，又深入到车间关心到企业的原料供应，原材料供应不上会造成企业生产不正常，蔗农就要受到损失。同时还关心看榨糖过程当中如何处理好生产和蔗农的利益关系，关心砍榨平衡，关心如何解决不正之风等这些，所以他这个工作很细致。
简单谈了一下，时间已经6点多钟了，他说吃点饭就走，我说杨书记等一下，现在饭菜已经冷了，我叫重新热一热。他说没有算了，他去姚关吃。我说不是没有，是冷掉了，不给你杀鸡煮肉，不给你弄八大碗，青白菜煮一点热乎乎的吃。他说他等不得，边说边就要走，我只好把他领进食堂，在大食堂拉了一张桌子，吃的就是全厂职工平常吃的饭菜。我记得那天吃的是酸扒菜，就这样吃糖厂工人的冷餐冷饭，不但不嫌弃，还吃得相当爽口。这次事情，反映了杨善洲同志不搞形式主义、不拘小节的行事作风。
采访组：您说杨善洲同志非常重视糖厂，每年都会到糖厂两次以上，应该还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吧？
刘文允：我在糖厂工作那几年，杨善洲书记确实来得比较多，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84年7月到8月这段时间的事，当时我们正在厂区和办公区修路。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从旧城到湾甸。由于进厂的路不通，他自己背着一顶竹叶帽就进来了。来到厂部时，他走累了就在厂部台阶上坐着，厂里一个人也不知道，后来还是杨焕美刚好下楼上卫生间看见他，就问：“杨书记，你怎么坐在这里？”杨善洲书记说：“走累了在这里休息一下。”于是，杨焕美就赶紧上去叫老沈。
那天晚上我也在厂部，因为要开职代会，我正在办公室准备职代会的资料，突然听到有一群人在说话，其中有个声音像杨善洲书记，于是我就赶紧出来，一看真的是他。我就问他说“书记，怎么是你自己一个人来？”他说找不到路，其他人开着车去找路去了，他走路先进来。我赶紧让办公室的人去指引其他人进来，除了他的秘书段兴华，还有地区乡镇企业局的局长、地区供销社的主任，他们是从旧城上来的。
他这次是来搞什么呢？经询问，杨书记说记得五十年代旧城和昌宁卡斯邑林这一带种过橡胶树，所以带着人到旧城一带找橡胶树，看看还有没有几棵，到底长势如何，这个地方的土壤和气候到底适不适合种橡胶树。目的是要找一个门路搞发展，一路专门考察。当晚，我说煮点面条给他们吃，杨书记说旧城碗筷放下就来了，现在洗洗脸脚要睡觉了，他们都辛苦了。我看着他们都很疲惫，只有杨书记还比较精神。我觉得他们来到了东西也没吃一点，就喊人去拿几瓶桔子罐头，放到盘子里给段兴华他们几个吃，他们就说：“不能吃，杨书记会骂的。”我说我来解释，但他们还是不敢动。杨书记回来了，二话不说拿起罐头喝掉了里面的水，然后开玩笑地说：“我喝水，你们吃渣（橘子瓣）！”说完他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点后，他们就朝卡斯邑林方向去找树了。这一次，虽然杨善洲书记不是来视察糖厂工作，只是路过糖厂住了一晚上，但看得出来对我们昌宁对我们糖厂是有感情的。讲这件事，主要想说明过去的一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片面的，就是当时保山有一种说法，称杨善洲是“粮书记”，王宁是“糖专员”，其实杨善洲同志作为地委书记，非常重视也一直在思考多种经营，积极寻找发展路子，想要广开门路发展多种经营。我认为，这样是非常难得的，戴着草帽翻山越岭，只为了能让自己管理的地方多一些发展路子，让老百姓能够更早地过上好日子。
昌宁纸厂车间
采访组：看您的履历，您曾经在昌宁造纸厂工作过一段时期，请问杨善洲同志有没有到过那里，您还有印象吗？
刘文允：在昌宁纸厂建设期间，我在指挥部工作，在那里也与杨善洲同志有过接触。1989年，当时项目还没有批，项目资金还没有落实，我们主要是在原料厂，就在漭水的公路边平场地。有一天早上，事先也没有哪个部门给我们打招呼，突然间来了辆吉普车，于是我就约着几个人去看看，到那里以后，就看到来的是杨善洲书记和他的驾驶员，那个时候杨善洲书记已经退休了。我记得杨书记当时这样说：“一个*产党共**员，一个*党**的干部，如果不深入实际、不联系群众，高高在上，不管职位多高都会垮台。”听了他的话，我们都觉得很受教育，即使他退休了仍然不忘*产党共**员的初心使命，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聊了一会之后，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吃了一顿工地食堂的饭菜，吃完饭后他要交伙食钱，我就说：“老书记，不用交了，只是一顿工地的便饭。”他说：“我到哪里吃饭都付钱，你不要破坏我的规矩。”后来我对老书记说，你不是地委书记了，你只是一个退休老头，我们不拿公款支出，只是用我们补贴的伙食费，不会违反纪律。最后，他同意了，没有当场付钱。他告诉我们，他和别人到大山里面去种树去了，这次就是从那里下来。当时，我还问他大亮山冷不冷，他说水冷草枯。他临时要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两条春城烟和几袋尼诺茶，让他带到林场去。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他请人带来的信，信上写了两个意思：第一是感谢纸厂对他的关心和接待，第二是带了十四块六毛钱过来付当时我给他拿的两条烟的钱。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始终觉得这是杨善洲同志为人为官品质的最好证明，特别是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我觉得杨善洲同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采访组：据了解，杨善洲同志在退休后，时不时会到昌宁来走走，这期间您与杨善洲同志有过接触吗？
刘文允：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正在政府小会议室开会，县委办的一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有一个老人家来到县委办说要找人。我接到电话就问是谁，那年轻人说不知道。我本来还在忙着开会安排工作，心中就有些生气了，批评那个年轻人：应该问清楚来访人的姓名等再来告诉我。接着，我从年轻人电话的那端听到，来人是杨善洲老书记。便告诉年轻人：他是保山的老地委书记，不能怠慢，要招呼好他茶水，我开完会就过来。
开完会后，我就小跑着过去了，还正想批评一下那个年轻人。老书记就跟我说：“我就是路过的，没有什么事，就来找你们说说话。”后来在聊天中，我才知道他们林场在湾甸农场后面一个叫水平的地方搞了一个生产基地种甘蔗，杨善洲同志听说昌宁佛手柑种得多而且市场也不错，就想来搞点种子到水平去种，补贴林场一点费用。我当时想着，老书记来一次也不容易，怎么也要请他吃顿饭，就告诉他别急，我来帮他想办法找。记得那天县委领导都不在家，只有纪委书记段学贵在，而且刚好段学贵是施甸人，应该认识老书记。我给段学贵打电话说杨书记来了，请他过来和我一起陪老书记吃饭，他接了电话后，就来了。在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到*草烟**公司有个叫王文宝的职工在卡湾公路边种了一些佛手柑，于是就打电话找了王文宝，问他有没有佛手柑苗。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又问老书记要多少苗，他说一百多棵就够了。
采访组：您从县政府到县政协工作后，应该与杨善洲同志还有过接触吧？
刘文允：因为认识得早，我和杨善洲同志是老熟人，所以每次他来昌宁，只要我在他都会找我，特别是他退休后更是这样。而我只要有时间，也会去陪他说说话。我看过很多报道，感觉他们把杨善洲同志说成了一个不讲感情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从我的真实感受来说，杨善洲同志是一个相当讲感情的人。这种讲感情不是别人理解的那种裙带关系，而是真诚的友谊。就像他来昌宁找我，都是以朋友的关系相处，自然而然的，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长辈那样关心我。
有一次，我到昆明看病住院去了，他来昌宁没有找到我，后来还问起我的病情，非常关心。来昌宁的次数多，对这里比较有感情。他来昌宁后要我陪着他一处看看，看的过程中他说想要找一点杞木树种拿回大亮山林场种。恰好那天我约着林业局两个人和我一起去，我们就把杨书记约到老林业局的种苗站。去到那里，我看到老书记与好几个人都熟悉，甚至会叫出名字，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对那里非常熟悉。那天，我跟林业局的同志说，请他们跟领导汇报一下，地委杨善洲老书记在山里种树，要五六斤种子，就不收他的钱了，如果不好处理就把单子给我来处理。那次杨书记也没跟我们过多的客气，道了一声谢就走了。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是公家对公家，所以没有坚持给钱，但他却一直记着，后来有几次还跟我说大亮山还种着昌宁的树。有一天我在小礼堂参加开会，会议结束就回家了，没想到那天杨善洲书记来了昌宁，一听到是杨善洲老书记来，还点名要找我，我还是很激动呢，我就陪他到宁馨宾馆他住的房间里聊天。平时在聊天中，他很少聊自己的事情，但那天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说了三件与他自己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他说别看他是施甸姚关人，但是他的祖籍是昌宁；第二件事，说他回去以后，施甸县政府在县城给他划过一片地，让他盖房子，并安排一个基建队去帮他平整了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在县城养老，最后他都没有接受；第三件事，是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省委找他谈话把他调到昆明，因为他还是省人大常委委员，目的是把他调入省直机关，让他在昆明办理退休，在昆明落户养老，他谢绝了，他说“我去干嘛，感谢省委关心，昆明我不去了，退休我就回老家，回大山上种树去。”
从他说的这三件事，让我感受到了他的家乡情结，还有朴实的本心，他确实与其他很多人不一样。
采访组：您与杨善洲同志的交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与他之间一定还有许多往事值得回忆，能再讲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刘文允：因为跟杨善洲同志认识得早，另外我这个人的性格就喜欢直来直去跟他对脾气，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会跟他开开玩笑，跟他验证一些听闻的事情的真假。
那次他一个人去下乡，在公路上等车，结果来了个大车，看到他在招手搭车不但没停，还加油门直接走了，给他搞了一脸灰。后来他就继续往前面走，走了一段发现那辆大车滑到了路边的侧沟，他看到后，到旁边约了几个干活的农民，一起把大车推了出来。那个开大车的人就问旁边的人，怎么我叫了好大一气（好大一会儿）也没有人来帮我，这老头一约，人就来了。刚好有人认识杨善洲同志，就说他是地委书记。大车司机这个时候就主动来约杨善洲同志坐车，没想到他说：“我不坐，走路才安全。小伙子，说我是地委书记就主动约坐车，如果我是老百姓你会不会约我坐？做人不要眼浅，那样是会吃亏呢！”这件小事，说明杨善洲同志确实时时事事都显示出它那种朴实的形象，从不讲排场，不管他去到哪里都非常简朴。
记得有一次他来昌宁，天黑了他还要约我和他去纸厂看看。因为纸厂那个时候被香港商人承包去生产，也是不死不活的样子。他说他还想看看硅厂、林场这些。第二天，我就带着他到昌宁造纸厂去看了看，杨善洲同志问我生产情况，我说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老板不懂企业、不懂管理，本来生产效益是好的，却越搞越不景气。他听了后就感叹，说国有企业那个时候不搞不得，还是地方的骨干，骨干产业现在都逐步垮了，糖厂、茶厂、纸厂都不行了，还有什么门路可以搞？还问了我昌宁具体搞了些什么。我给他讲，昌宁招商还是招了一些的，相对好点有两家茶企业，一个龙润，虽然不算太好，但还是一直生产着，一直上税；另外昌宁红引进来了以后品牌效应还是可以。他又问硅厂的污染问题。我说县上也重视，企业也采取了措施，有所改善。他就说：“我已经不当领导了，按说轮不着*操我**心，但是这个环保问题真是一个大问题，既关系企业发展，也关系地方长远发展问题，真是大意不得。”我记得还有一次，他专门领着大亮山林场的副场长来昌宁了解国社林场到底是怎么经营，最后和观音山林场要了两份合同，说要回去参照昌宁做法。他们那个林场，他花了好多的心血。他来昌宁许多次，无论是哪一次，我都觉得他虽然退休了，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装着发展，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一个*产党共**员的责任。
采访组：您在介绍中多次说到杨善洲同志不讲排场，不喜欢形式主义，除了已经介绍了的，您还记得其它具体事例吗？
刘文允：不喜欢讲排场、不搞形式主义，这确实是杨善洲同志的一大特点。记得有一次，时间大概是2005年，杨善洲参加英模报告团到昌宁作报告。那个时候我在政协工作，因为县委办早早通知我们要集中听报告，县级几个主要领导要陪着报告团成员一起，从招待所到大会堂，于是，我就早早到了那里。他在院子里看到我，就喊我过去，拉我们到招待所西楼的小会议室坐下，陪着他说话。出去大会堂的时候，就看到示范小学的腰鼓队、少先队在外面搞夹道欢迎。他看见之后，就跟我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尽搞一些形式主义，直接去会场就行了。”我也很尴尬，虽然不是我安排，但毕竟我也是县里的一个领导，于是我就跟他说：“书记，他们来欢迎你，你就进去吧。”他皱着眉头不肯走，因为他从来不搞这些形式主义。等了一下，他才无奈地说：“走吧走吧，你陪我一起走。”说完就拉着我走在最前面，让我非常尴尬，直到走到大会堂，才终于感觉如释重负。
采访组：刘文允同志，您与杨善洲交往了四十多年，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新时代应该怎样传承和弘扬善洲精神？
刘文允：杨善洲同志，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还是我的知己。我一路成长，有他对我的言传身教，更多的是情谊。回顾几十年风风雨雨，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杨善洲同志在那个阶段担任地委书记，面对的各种诱惑是非常多的，但杨善洲同志始终保持了本色，在农民面前、工人面前，他就是一个公仆，就是一个他们当中的一员。面对着各种诱惑，杨善洲同志就是一个“无缝的鸡蛋”。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这样成长，其中就得益于杨善洲同志的言传身教。善洲精神可贵，值得宣传、值得学习、值得发扬。宣传、学习、弘扬善洲精神，需要实事求是，而不是主动拔高，更不能过度拔高，善洲精神只有回归于实际的工作生活，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善洲精神的理解，不能孤立片面，因为杨善洲同志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精神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在学习、宣传杨善洲精神时，应该要结合时代特点、结合昌宁实际来学，同时要结合昌宁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来学习，比如昌宁曾经的老领导李志美、王文德等等，他们身上的精神与善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学习弘扬善洲精神，我觉得不要搞太多的形式，而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因为杨善洲同志本身就非常反对形式主义，实事求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才是善洲精神的真实体现。